马晓丽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马晓丽端庄秀美，温婉和善，可是她的小说却粗犷豪迈充满力量。

《手臂上的蓝玫瑰》中收入的作品，风格各异，每一篇都堪称惊艳。喜欢马晓丽的文字，不论她的小说还是非虚构，都让人读得畅快过瘾，看了这一篇，盼着下一篇。

(资料图片)

不料她却笑嘻嘻地说，自己“属惰性细胞载体，疏懒成性”，写得不算多。其实熟悉她的朋友知道，马晓丽对自己太苛刻。有些作家成名之后会将自己的旧作拿出来应对大量约稿，马晓丽却习惯自我“枪毙”，她的电脑里一直雪藏着不少被自己毙掉的作品。

她清楚是因为对文学的敬畏之心：“那生长着无数细密的毛孔、蒸腾着热哄哄气息的鲜活的灵与肉是不可辜负的。你得敬畏，你得带着敬畏去理解笔下的人物。你得竭尽可能地用你全部的情感，全部的心智去贴近那些生命，感受那些生命……”

正因为此，她的作品都是经得起反复推敲的。

《手臂上的蓝玫瑰》，马晓丽著，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59.80元

中华读书报：处女作发表在哪里，是自然投稿吗？

马晓丽：我的第一篇小说是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当时《中国青年》搞了一个全国青年短篇小说大赛，我试着写了一篇题目叫《夜》的小说投了出去。这篇小说是通过描写一个去南方参战的女兵，写了一个找回丢失了的灵魂的故事。此前我曾经采访报道过参战女兵。在与她们相处的那段日子里，我感受到了很多。我当然看到了热血和勇气、理想和荣誉，但我也看到了在热血和荣誉背后，追逐利益的人性表达。这些日常无法感受到的东西给了我很大的冲击。虽然我的任务只是新闻报道，但新闻报道无法表达我对个体生命的感受，无法延展我的思考。就在这时我想到了小说，想到小说有可能释怀我心中的淤塞。这篇小说写得很顺，我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下子就投入了进去。小说寄出去后，我其实没抱很大的期待，没想到在大赛中得了个一等奖，对我来说还是挺意外、挺惊喜的。

中华读书报：《手臂上的蓝玫瑰》收入了您八篇短篇小说，集中阅读，收获很大，每一篇都特别喜欢。开篇《舵链》中，您塑造了两个英勇又无私的军人形象，一个是在惊涛骇浪中抢修舵链的矮个子兵，一个是在风浪中将自己绑在舵位上的艇长。这篇小说读来酣畅，尤其是语言，和您过去的作品相比有极大的反差。

马晓丽：我得说您的阅读感觉很准确，真就是从《舵链》开始，我的语言有了改变。之前我一直习惯书面语。写这个短篇之前，我已经对自己的语言产生了厌倦，特别渴望改变，渴望让自己的表达更自如、更自在。所以写《舵链》的时候，我就开始试着放松自己，不再约束口语，结果发现这样写作特别自由舒畅，有快感。后来写长篇小说《楚河汉界》时，我又给加入了一些方言的味道，感觉上灵动多了。《手臂上的蓝玫瑰》写的是个东北女人，她的语言基本就是比较生猛的东北话，小说发表后还有文章专门评论这篇小说的语言表达。

中华读书报：似乎军旅作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较善于在战争和灾难中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你的作品弘扬军人的正面价值和崇高精神，但是写得非常流畅自然，没有丝毫拔高之感。

马晓丽：不仅军旅作家喜欢把人放在战争和灾难中来表现，其实很多作家都乐于展现人在极端环境下的精神样貌。这可能是因为战争和灾难往往是生活的横断面，会把日常生活撕裂开来，以极致的方式把人逼到死角，使人性的不同面向凸显出来。而这正是最吸引写作者进入，去挖掘人性更多的可能性和深刻性的地方。

我觉得作品有没有拔高之感，恐怕与创作技巧无关，可能与写作者的目光、价值判断和对个体生命的关切有关。军事文学历来推崇英雄主义，我不否定英雄主义，也赞成卡莱尔对于英雄主义是人的生命的要素，是我们这个世界中人类历史的灵魂的说法。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过度提纯英雄的概念。英雄也是常人，只是在特定情境之下，会做出超于常人的高尚举动。所以我一般不会以弘扬定位，我更愿意从关切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平视人物，发现常人身上的崇高。更何况并非只有在战争和灾难中，只有流血牺牲才能更好地表现英雄主义。我喜欢的军事文学作品大多都是关注人在战争中命运的。

中华读书报：您的很多小说，从叙述方式上看有很大的变化，而且每一篇都有从形式到内容的探索，“创新”在您的小说中体现得非常突出。

马晓丽：说老实话，我的文体意识是比较差的。我不是一个对叙述策略、结构有设想，对小说技巧有研究的作家。我的写作很随意，很缺乏规划性和目标性。曾经有朋友劝我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应该把住一个题材不断深挖，说这样的创作才有整体面相，才有评论价值，才容易被关注。我明白朋友的意思，但是我做不到。我只能随心所欲，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对什么厌倦了就放弃，然后寻找新的兴趣点。比如写《催眠》这篇小说时我就不想叙述了，突然想能不能用对话的方式结构一篇小说。虽然对这种写法我没多少信心，但这个想法令我感到兴奋。我就决定先试着写写，大不了写不下去放弃重来。没想到这篇小说竟然写的很顺利，通篇没有一句叙述，都是用人物对话推进情节，竟也还算是自然顺畅。由此可见，我的所谓“创新”可能并非主观意志，很可能缘于我容易厌倦的个性，缘于厌倦导致的下意识变化吧。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作品中，比如《手臂上的蓝玫瑰》《云端》《杀猪的女兵》等，伤痛感和绝望感特别触动我。是否可以理解为您对人生的一种基本认识？

马晓丽：我的确是一个终极意义上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看来，所有人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困境之中，无论是生存困境还是精神困境。而如鲁迅先生所言，“无数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所以大华、云端、洪潮们的困境都特别能触动我，令我伤感。也许，总想把这种伤感表达出来，说明我的悲观主义并不彻底，说明我对这个不堪的世界还抱有一丝希望。或者也可以说我的悲观主义不是叔本华式的，而是更接近尼采式的。

中华读书报：无论短篇《白楼》《覆水难收》还是长篇《楚河汉界》，主人公都是在权力角逐中失败的理想主义军人，您为什么总是塑造这一类的人物？

马晓丽：大概是因为现实中太缺乏理想主义，太缺乏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人了吧。在当下这种趋利弃义的社会坏境中，理想主义很不合时宜。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在人群中平时会显得很傻、很幼稚，到了关键时刻就可能会因为傻和幼稚的抉择触犯众怒而被抛弃。所以，真正的理想主义者通常都不会有好的结局的。我也常常希望笔下的理想主义人物获救、获胜，哪怕只有些许的获得，无奈总是不能，总是走着走着就无路可走了。这成了我心中的痛，成了一种无望的希望，所以才会忍不住总朝这个方向张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能也算是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只是我不愿意承认，害怕承认了会露出自己的愚蠢相，会被人嘲笑。

中华读书报：“光学之父”王大珩的传记，正在修订中？

马晓丽：王大珩先生那代人，无疑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代人。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不掺杂一丝杂念地为这个国家付出。他们这批人是值得被书写的，是值得被这个民族记住的。我当然很庆幸写了王大珩先生的传记，很高兴这本书能一再重印、再版。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小说家写纪实文学是否更有优势？

马晓丽：这可不一定，要看写哪一类的纪实文学，更主要的还得看写作者的视野、格局、知识结构，甚至包括个性气质。比如茨威格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就具备以上所有的优势，所以他既能写出细腻动人的精彩小说，又能写出大气磅礴的纪实文学。当年我看《历史上的十四个瞬间》，也就是现在翻译出版的《人类群星闪耀时》，简直爱不释手。顺便说一句，我更喜欢原来的书名。茨威格善于从细微处入手，准确拿捏历史的关节处，把真正具有历史意义、能够改变人类格局的瞬间事物、人物展现出来，读来令人叹为观止。茨威格又被称为人类最会写传记的作家，他为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等众多名人做过传。我想，茨威格的传记之所以写得好，应该与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有很大的关系。读他的《一个政治家的肖像——约瑟夫·富歇传》，就如读小说般引人入胜，我特别喜欢。

中华读书报：在写作中您会遇到哪些困难？怎么解决？

马晓丽：我最大的困难应该还是在学识方面，因为没有系统的知识储备，所以缺乏哲学思维能力、缺乏用哲学目光关照现实的能力，这就导致了我的眼界、格局、认知受限。我一直希望能通过读书和思考进行一些弥补，无奈先天不足。人在精神成长期能汲取什么质地的营养很重要，有些东西在你最好的时候错过了，过后再想弥补就很难，需要花费数倍的精力去甄别、置换，我只能尽量努力吧。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就是懒散。我是一个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没有自制力的人。我很讨厌自己的这副样子，也曾经多次咬牙切齿试图改变自己，但终究还是拿自己没办法。今年六一我看到好多作家都在转契诃夫的一封信，信上说“没有钱用，但又懒得去挣钱。请您给我寄一些钱来吧！我决不食言，我只懒到５月份，从６月１日起我就坐下来写作”。这封信令我愉快得要死，看到伟大作家也有懒的时候，心中顿生德不孤必有邻的快感。尽管知道人家契诃夫一生创作了四百七十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十几个剧本呢。

《不堪的朋友》，马晓丽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26.00元

中华读书报：谈谈您的散文创作吧，最新出版的《不堪的朋友》，收入您多篇散文，让我了解到真性情的马晓丽。《野战师速写》《老宋头》等文章，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今天的中国军人。尤其《老宋头》的主人公，一位训练麾下军队像疯子一样的铁血中将，内心却有着非常细腻的情感。军旅题材的散文也占了一定比例？您的散文都是从内心流淌的文字，真诚动人。您如何评价自己的散文？

马晓丽：散文我只是偶尔为之，一般都是被人或事触动之后，心绪涌上来了不写不行。但可能正因为是偶尔为之，没有计划、目标、任务等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就少有应制之作，基本都算是应心之作吧。我以为散文是得摸着心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