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汽车，要回溯到1970年代。

当年十来岁的我们与父母一道生活在浙赣线西端的一个四等小站彬江，那里有一座自1950年代开始开山放炮的铁路采石场（厂），所采各种规格的石子供修建铁路之需。到“文革”的头几年，那里又伴生了一座铁路水泥厂。两个厂均有两条蜿蜒而入的铁路专用线，一条在山前，一条在山后。我们从小伴随着火车高亢如云的汽笛声长大，眼前是昼夜拖入或拉出的车皮——故而我们对大小蒸汽机头以及各种吨位的货车厢耳熟能详。更不用说，后来我又在距彬江以西15公里之外的另一个三等火车站宜春工作了7年，直到1978年高考恢复，考上江西大学，这才背着铺盖卷，扛着一只那个年代流行的小樟木箱，结束了与蒸汽机、货车、绿皮车以及散发着各种令人深嗅或掩鼻的货物日夜为伍的生活，乘车离开宜春去了南昌。

(资料图)

那个年代，起码对我们铁路边长大的孩子而言，火车易见，汽车难觅。

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彬江铁路的两个厂子居然从没有过一辆汽车！不仅没有乘人之小车，更无载重之货车。厂子是一个正科级单位，五六百职工，一些领导干部是“老革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小学同学孟常生的父亲应是“三八”式干部，因我们在他家见过一些其父辈光荣历史的佐证，譬如一些戎装照片，还有一只赭色的驳壳枪套。

没有小车，大不了步行、蹬自行车与乘火车，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自行车是所谓家庭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之一，得之并非容易。没有载重汽车，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自力更生兴办一个新企业的单位来说，无疑困难重重。于是五金车间里一位工人师傅自告奋勇，将不知哪里弄来的一辆根本无法开动的德国造柴油机老卡车反复修理，摇动点火，但见它屁股后面冒出一串黑烟，轰隆轰隆地开动了，随即在一片欢呼声中征调上了工地。

水泥厂的建设需要一座十几层高楼般的高炉，下挖地基很深，挖下去之后，还要铺上厚厚的片石，方能一砖一石地垒砌高炉。这其中的不少重活儿——挑土方，抬片石，就是我们这些“文革”初年已经失学的学生娃干的——美其名：学工，如今有了一辆大卡车来助力——尽管它垂垂老矣，还瞎了一只车灯，却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比起我们一群少年的肩拉人扛可劲得多了。

我后来在一篇散文《血泪祭奠是青春》中写到：

我们的学工劳动结束在三个月以后的一个细雨凄风的夜晚。这个夜晚，上晚班的部分同学突遭厄运，而邓踪——我的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则是灭顶之灾。那晚，邓踪与一拨子个子大、体力好的同学分配去拉片石，空车返回时，他们全都站在这辆早就报废的德国造卡车上，到塘口去运石头。途经一条弯弯曲曲的坡道并不长，一个晚班可以跑十几个来回。这一次，笨拙的卡车忽然在坡道上打了个趔趄，随即泰山压顶般翻下去了。在土坡上连打了两个滚的卡车，最终仰面躺在红花草地上，十几个学生被甩出去，或被压在车下，尖利的哭喊划破夜空，令人心颤。红花草田一片狼藉，鲜嫩的浆汁零落成泥。

一位姓余的同学当场死亡，邓踪在运往铁路卫生所以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原本白胖的脸肿胀得不成样子，白色绷带沁满殷红的血。我在一旁，听见自己心中有一声锐利的尖叫，立刻拔腿就跑。

在我15岁的年龄遭遇这样的一幕，使我对汽车爱恨交织。

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大约是“文革”结束前后，彬江水泥厂前面的篮球场忽然驶入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吉普车。这辆车并非外人开来办事的，乃是本厂一位子弟——他的弟弟与我同班，自部队转业之后亲自开回来的，后来得知这是花了几千元购买的一辆二手车。一则，几千元相对于我们父母只有六七十元的月薪，当然是一笔巨款；二则在这么一个小地方，居然有了私家车——不是自行车而是地地道道的汽车，颇令人咋舌惊艳！

寻常百姓家也可以拥有私家车，这一绮思如雨后繁花，缤纷满眼，是在更晚的1990年代末到跨入21世纪的门槛。

1998年底，我从江西（南昌）大学调入深圳大学前后，其间经历了电话座机走入家庭、大哥大与BB机并行不悖，直到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手机成为普通人家的必需而非奢侈品。很快的，家庭汽车洗净铅华——素衣与华服一并争耀于大道通衢。在深圳这样以改革开放的窗口与排头兵自诩的城市，私人汽车的汹汹而来，毋宁要更早一些。

那是我调来深圳大学不久参加的一次私家车出游。当时我的调动并未携家带口，孤寡如单飞之雁，诱发了一位更早调来的朋友之怜悯，安排去一趟驱车粤西游。说好启动时日，来自各单位的一群朋友，开出一列长队，于某个清晨一起在南山区深大门口集合，一路向西。此车队的三十辆车子，高低胖瘦，妍媸并置。华服如美国GM公司生产的悍马，高大威猛，一往无前；素衣如重庆长安下线的奥拓，价廉物美，却也玲珑可喜。

大约因为我是此车队中不多的无车一族，且与获取驾照还有一箭之遥，反而被分配去乘坐了悍马。该“马”之骑手吴轶1990年代毅然从一家国企跳槽单干，很快便发家致富——拥有一辆价格不菲的悍马，便是富家身份的一个醒目徽记。好在此君毫无一般暴发户掩饰不住的盛气逼人，一路上谦恭礼让，指挥车队之余，还不时帮助一些抛锚车的队友排忧解难，见他屡屡降低身段，屈身爬进一辆低矮小车的腹下，叮叮当当一阵摸排故障，不由令我生出敬意。后来我写过一篇《顽主吴轶》的散文，连载于当年的《羊城晚报》。

相较悍马的迫人气势，倒是车队后面那辆红色的小奥拓更令我亲近。站在车前就可以越过车顶与对面的人谈话，使之透露出一股子驯顺与听话的乖巧。

这之后不久，我拥有了一辆二手奥拓，与其说多少与此趟出行有关，不如说，小小的奥拓与我刚调入深圳的经济资质两相匹配。

作者与爱车

我的第一辆小车奥拓是深大师范学院的一位司机转售给我的，花费不高，仅8千元。我刚调入深大头两年的月薪约是3千多元，花费不到三个月的工资买一辆旧车，比照文革时期的工资去购买一辆凤凰牌或永久牌自行车，还要轻松一些。比拿现在的工资买一套深圳的即便简易住房，那就便宜得无以复加了！

这辆奥拓予我立下的汗“车”功劳主要有二，其一，刚拿到驾照的技术很是生疏的我，很需要一辆旧车练手，奥拓的不辱使命，勇为前驱，此其时也！我调入深大的前几年，一直住在校内的“海志楼”。那是一套老旧的周转房，下面是有个小菜市，惹得一只只硕鼠大白天也首尾追逐，旁若无人。难得校内绿树葱茏，且甚是安静。当年校内才五六千学生，真有一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杜鹃山）更幽”的感觉。人不多，路却窄，生手如我，数次倒车撞在树上或台阶边，此乃老坐骑遭遇小青果的惨重代价，一辆轻薄的旧车很快被撞得前凹后凸。但小青果也就在小奥拓的不堪折磨的龇牙咧嘴中，渐渐修炼成了正果。

其二，我在2002年几乎是搭末班车分到一套位于福田区益田村的高层住房，此之谓，低成本微利房。房子的装修请来装修公司自不待言，监督者则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在某矿务部门担任过工程师的李工。但是新房距离我的单位深大有十六七公里之远，且采买一些小材料也十分琐碎，这样奥拓就兼具了采买与送人之功。每当接送我大姐夫来去，以及出门采购一些小物件可以将车子直接停到小店门口，那种便捷，易如反掌，令人耿耿难忘。

伴随着的另一种耿耿难忘，便是小奥拓像孩童似的爱耍点儿脾气。以前的孩童耍脾气主要是坐地大哭，现如今则主要是动辄不吃饭；我座下的这辆酒红色的奥拓，则动不动熄火罢工。熄火在我常去开会的市政协庭院倒还好，不碍别人；最怕是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事前无任何征兆，换挡之际在一组红绿灯前猝然熄火，后面车笛顿时此起彼伏，响成一片，再怎么打火，这个小祖宗愣是脖子一拧，不理不睬，真是令我惶悚万分。

为了将它唤醒，我记不清打过多少次电话请朋友开车过来点火助燃——用两条配着正负极的“过山龙”粗线，在一死一活两辆车的蓄电池上接驳点火。听得踩油门之后的突突声正常了，才得空去揩拭一下一脑门子冷汗。后来也在自己的车里备了一对“过山龙”，红黑两副大夹子躺在那儿，像足了张牙舞爪的蟹螯。

大概是在新房装修好之后不久，我就把这辆不晓得是二手抑或是三手、四手的奥拓卖掉了。

去深大上班，偶尔在滨海大道或南油大道上看见这辆曾为我努力效命、不惮前驱的奥拓飘然驶过，此时车辆已经易主，不知室内命驾的新主人是谁？心头居然会涌入一股莫名的怅惘。

约在2004年前后，我买了一辆银灰色的捷达车，彼时驾车技术已经熟练了许多。大学不坐班，驾车上下班就自由机动得多了。捷达车动力足够，冷气也好，在深圳这样四季如夏的城市，堪称得其所哉。

驾驶捷达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惠州探望疍民。

那是因了我一位考自惠州的研究生小赖对我说，老师，深圳已经没有疍民了，惠州还有。于是在一个炎炎夏日，我开车带了几位学生一道前往去惠州探望疍民。

惠州西枝江的一段河岸边，栖息着一二十只渔船，有的改造成廉价的出租房，还有的建成了廉价的水上餐厅，但更多老迈的、不再能踏浪而行的船只，仍然是船民的栖身之所。一棵岸柳边，一只百余吨的水泥船上，有位主妇响应了我们的招呼，喝住船上狂吠的狗，请我们师生沿着窄窄一条竹跳板上船。这是一条报废的铁壳船，原本是男女主人老翟和张玉蓉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来自河源紫金，在1980年代靠此搞运输。后来借钱将此船买下，再后来，船废了，便泊在岸边，靠小船开出去下网捕鱼、以及岸上做小工度日。祖孙三代栖息的一条船，客厅、卧室、厨房与厕所（直排河内）一以贯通，甚是局促。河水污染了，饮用水需要到岸上去买，五角钱一担，入夜用灯是一罐液化气做燃料……与此船民（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疍民）交了朋友，此后年年带学生来探视访谈，给他们一众了解底层生活，提供了一扇很深入且洞开的窗口。还由深大一位学电影导演的胡老师籍此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寻找岸上的河流》——此是后话了。

就在那次采风疍民返回深圳之时，小赖又介绍说惠州沙田山乡还有一个“世外梅园”。我想既然路过，不妨开进去看看。

未料自大路进去还有十多公里，且多是土路，很是颠簸。夏天进去也无甚可观，思忖着天黑前赶回家，一路上加速行驶。下坡道上突然一声巨响，车子猛然一跳熄火了。再看捷达车的表盘，一只小小的机油壶亮了，心中一凉，爬在车下一看，果然下面在淅淅沥沥的滴油。这次是因为松软的黄土遮蔽了下面头角峥嵘的石块，速度加重了撞击的强烈。

在这荒郊野岭，山风飒飒，我略一犹豫，冒着发动机烧瓦拉缸的危险，强蛮将车开到大路边，赶紧打电话找寻到一家乡村修车店，拖过去，一把将车子整个吊起来察看、修补机油盒。

回到深圳之后进店检修，这次底盘的刮碰或许太过激烈了，不仅撞漏了机油盒，连带发动机都有少许位移。

都讲捷达车皮实，若与顽石较劲，结果只能是皮仍在，实不存。

往后，我越来越不喜欢轿车型的小车，2011年亦即10年前，将服役七八年的捷达置换了一辆北京现代SUV。此种车型有较为轩敞的空间，令肢体和心灵都得到潜在的释放与休憩。购得此车后，我比较喜欢跑长途了。只不过，我的所谓长途，远不能跟一些朋友动辄去新疆、西藏漫游比肩，我的长途主要是江西，具体说来是宜春市下辖的宜丰，那是我因车祸去世的二姐夫的故里，二姐夫的外甥刘晓鹏通达事理，聪明能干，把所主理过的乡镇打造得风生水起。每当暑假，他就向我发出邀请：舅舅开车来官山住几天吧。

宜丰的官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森林浩荡，绿岭逶迤，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有30多座，主峰麻姑尖海拔1480米。官山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云豹、豺、白鹇、勺鸡、普通鵟 、仙八色鸫、小鸦鹃、猕猴、大灵猫、小灵猫、金猫、穿山甲等37种。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有南方红豆杉、伯乐树、长柄双花木、伞花木、篦子三尖杉、香果树、野大豆、花榈木、凹叶厚朴、闽楠、香樟、毛红椿等20种。江西广播电台的郑忠杰素以拍摄禽鸟遐迩闻名，我在官山见过他拍摄的一本图册，里面就有难得一见的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等等。

因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官山没有辟成旅游景点，即便夏天过去，树木荫荫正可人，也甚少与人照面。我与老友小荣、春生、云龙及研究生德彬、佛花、玉洁等都去过，他们的感受各各有异，我是十分喜欢。喜其清幽而蓬勃，喜其纯洁而丰富，喜其粗头乱服，喜其掩映多姿。与保护区的巡山员小汪，小唐，袁婷、陈玥一道做饭，放肆交谈，自由自在而收获颇多。每次返回，晓鹏必定将包括他父母辛勤种植的蔬菜、花生、冬瓜等等堆满整一个车后，要不是SUV的大肚能容，还真包纳不下。

在山里有个车子方便了许多，平时去水电站寻访，去蜂农家探看，都得仰赖它的忠心耿耿。此前只知，一棵树可以同时开出不同颜色的花，在官山我第一次见到，一棵树还可以同时长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树叶——是原生而非嫁接的树，边荷枫，一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树叶半是荷（槲）叶，半是枫叶。我们在官山的蜂农老徐家里，品尝他自制的杨梅干、酸筒秆同时，还品尝了外面很少见到的边荷枫蜜。此蜜略略有一点苦味，据云有驱风祛湿、活血散瘀、消肿止痛等功效，

车子让我们见识了更深邃广阔的世界，SUV让我希望走得更远，包括去广东汕头越海而上南澳岛，去广西梧州感受中国骑楼第一城……

驾驶北京现代10年，出过一次事故。多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带研究生去购物公园的百老汇观摩一个法国电影周的展映，结束之后已是半夜了。驾车从浩大的地下车库驶出，不辨东南西北，四下一片反常的深黑。忽然间就听一声巨大的闷响，迎头与一辆出租车撞上，下来一看，出租车的安全气囊都膨出来了，万幸！双方未有人员受伤。想到我驾车甫出车库的茫然，下意识觉得责任一定在我，立刻告知对方，我负全责，不用报交警，我来通知保险公司吧。研究生欧阳德彬大概是对此事印象深刻，后来将这一幕写在他的一篇回忆“师傅”的随笔中。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逾20年的驾龄，原本所向披靡的锐气，早已被打磨得谨小慎微。城市路窄人多，且越来越促迫，开车不仅怕撞人、撞车、也怕不小心碾压到猫狗。况且停车场也是个个车满为患，于是我现在外出开会或参加活动，首选不是开车，是在手机微信的服务栏里选择“滴滴出行”——打车。

所居住的小区里越来越多的是宠物狗，忽然想到，车子与猫狗原本分属钢铁与肉身，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别，但在喜欢自由奔跑的天性上，它们其实都不应该属于日益逼仄的城市。

闫肃作词，羊鸣谱曲，流行于1960年代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唱到：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若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

追加一句，若问汽车驾驶员爱什么？我爱，我爱，我爱坦荡如砥的戈壁、一马平川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