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2年第10期|吴佳骏:灵魂遗物

2022-11-03 09:03:09 来源:教育之家

编者按:

“新散文”概念自1998年被正式提出以来,至今已近二十五载。这场轰轰烈烈的散文革新运动,有力地回应着时代变革,实为大势所趋。其代表作家,通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散文的边界,扩充了容量和精神空间,更重要的是,革新了散文观念,重塑了散文形象,重建了散文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新散文”视为散文领域的“先锋文学”。二十多年过去,“新散文运动”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李敬泽、于坚、张锐锋、冯秋子、周晓枫、宁肯、祝勇等作家创作出了一大批在文体上“不为格套所拘,不为章法所役”,在面目上极具辨识度,在高度上不断触碰散文写作天花板的力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更多的年轻作家自觉地投身于这一余波荡漾、蔚为大观的文体革新运动,“新散文”也由当初的小众成为当下散文写作的主流。为了展示“新散文运动”最新成果,《雨花》特别策划了这一小辑。本小辑推介的六位青年散文作家,相较于前辈,固然还没有创作出足够令人信服的作品,但他们风华正茂,正处于写作的上升期,且已呈现出较为清晰的面目与腔调,值得期许。作为一家敏锐地感应着时代脉搏、引领与呼应着文学潮流、推出过诸多文学新人的文学刊物,《雨花》乐意为青年作家的成长鼓与呼。


(资料图片)

灵魂遗物

吴佳骏

假使记忆有颜色,它应该是黄色或紫色呢,还是白色或黑色?这我也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这篇文章来自众多人的记忆,却独出于一个人的现实。当现实与记忆相遇,它所呈示出的颜色将不再是单色,而是一种混合色,朦胧、混沌,像夜幕下的光晕,只能让人看见斑驳的碎影,不能看见明晰的整体。因为,真正适合讲述这个故事的人,已经死去。我不过是替死者修复他生前的记忆,以使其尚继续活在人世的亲人不至于那么痛苦,从而获得些许宽慰和勇气罢了。当然,作为读者,你们也可以选择不看不听,毕竟这个故事太罕见了,估计永远也不会发生在你们身上。但是,世事无常,谁又能担保这样的故事,不会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发生呢?

最先浮出记忆水面的,是一根纤细的绳子。确切地说,不是绳子,而是一根线_——手机充电线。现在,它正被我的朋友李红紧紧地拽在手里,成为一件“灵魂遗物”。事情都过去半年时间了,李红还是无法从那恐怖、暗黑和苦痛的深渊中挣扎出来。她越来越沉默孤僻,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似乎连阳光、空气和水也不再需要。她已然失去了追问活着的意义的兴趣。三个月前,她还会流泪,白天和夜晚都流。如今,是泪也不会流了。倒不是她的泪水已经流干,而是她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流再多的泪,也不能将死流成活。

我和友人们都很同情李红的遭遇,也替她感到惋惜和伤怀。毕竟她今年才三十七岁,正值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大家都不忍心见她凋零和枯萎。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劫难,谁也逃避不了。只是李红的劫难太大了,大得足以让她失去对生的信念。

还是从那根线说起吧。

半年前的一个周末,身为护士的李红从医院上完夜班回家,清晨的薄雾裹着街道两旁的行道树,有一种冷寂之感。秋越来越深了,街边除了几个晨跑的人,再就是几个挑着蔬菜进城兜售的农妇。李红在街边的早餐店买了几根油条和两杯豆浆,眨着疲惫的眼睛,没精打采地朝家赶。她念初中的儿子李玉青还在家中,她想跟他共进早餐。自从她离婚后,觉得亏欠孩子的太多了。她的职业不允许她匀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好在孩子从不抱怨,生活很独立。孩子的父亲是个企业老板,每个月会按时给他的卡上打一笔钱,确保他能正常学习和生活。但是李红明显觉察到,她的孩子并不快乐,平素总是沉默寡言。回到家,不是躲进房间玩手机,就是躺在床上睡大觉,从不跟人接触和交流。李红有次专门请了年假,试图带他出去旅行,竟然遭到了孩子的强烈拒绝。万般无奈之下,她还曾偷偷带孩子去看过心理医生,结果整整一个月孩子都不理她。她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相处,日子实在是太压抑了。为这事,她背地里不知哭过多少次,还学会了抽烟。她的孩子肯定不知道,许多个深夜,当他熟睡后,他的母亲都是独自拿把椅子,在客厅的阳台上等待天亮的。第二天,她还得掩藏倦意,故意露出笑脸,尽力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李红想,也许等孩子再长大一点,上高中或大学就好了。到那时,她也就解脱了。

然而,她的儿子没有给她这个解脱的机会。那天清晨,李红提着热乎乎的早餐打开房门时,却并不见李玉青的身影。跑去卧室查看,李玉青的外衣外裤还挂在衣架上,拖鞋摆放在床前,手机也在床头柜上放着。李红以为儿子在上厕所,大喊几声,没人应。推开卫生间的门,空无一人。李红慌了神,拿起手机给前夫打电话,前夫也说孩子没去他家。情急之下,她只能选择报警。当警察匆匆赶来时,李红已经晕死过去。

谁也不曾料到,就在李红提着早餐回家的路上,李玉青已经躲在卧室的衣柜里,将手机数据线缠在横杠上,勒死了自己。李红无法接受这个结局,她想不通,孩子为何要这么做。他算好了母亲回来的时间,他不想给母亲见最后一面的机会。他是要以这种方式来惩罚母亲和父亲,还是惩罚他自己?也许,他谁都不想惩罚,只是太累了,想去一个没人可以找到的安静之地休息一下,换个活法。

李玉青的手机微信钱包里,还有两万多块钱的余额。李玉青的微信通讯录里,仅有两个好友,一个是睡他上铺的同学,一个是他的班主任。

李红说:“也许这个孩子原本就不属于我。”她说这话时,我就坐在她身旁。她手里捧着的那杯红茶,在橘色灯光照射下发出血红的光。我深知李红的悲伤,故意说些跟死亡无关的话题,以转移她的注意力。谁知李红接着说:“我原以为,生下这个孩子,他就命定是我的。可后来我才发现,我生下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梦想,一团欲望,一个恶果。不然,我倾尽全力,用善去呵护和浇灌他,他不会以死来回报我,这太残忍了。”

我不清楚李红到底经历了什么,只多次听她说,她恨自己的前夫。在各种场合,李红都曾咒骂她的前夫人面兽心,冷酷无情,言语中充满了硝烟,恨不得将她前夫碎尸万段。可她前夫我是见过的,身材高挑,浓眉大眼,待人温和厚道,彬彬有礼,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有涵养的谦谦君子,并非如李红骂的那样虚伪和阴险,除非我看到的都是假象。倘若真如此,那婚姻莫非的确是一个牢笼,站在牢笼外面的人和蹲在牢笼里面的人,看到的是绝对不同的两种风景?

窗外彤云密布,风飒飒地吹刮着树木和挂在窗棂上的风铎。我能感受到李红内心的焦躁,她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两口,吐出的烟圈瞬间被风卷跑。我起身将窗户关严,希望她能平复心绪。良久,我试探性地问她:“你前夫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使你如此记恨他?”李红没有抬头看我,滴落的眼泪打湿了地上的烟灰。我突然意识到此话问得欠妥,欲借故离去。刚转身,李红睁大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说:“你别走。”我迟疑了一下,只好又坐下来,看她点燃第二支烟。

“李玉青的死,他是负有责任的。”李红说。这一句,使她打开了话匣子。窗外的骤雨“噼噼啪啪”击打着窗玻璃,也击打着李红那颗如玻璃般易碎的心。在李红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倾诉中,我约略了解到她之所以仇恨前夫的原因。

时间回到十四年前,李红产下孩子的第二天,她前夫就离开了她,搬去另一套房子居住,将她们母子俩遗弃在医院。李红说,她那会儿死的心都有。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她早就去了阴曹地府,永世不再投胎做人。母亲每天拖着老迈的身躯任劳任怨地悉心照顾她,给她一丝稀薄的温暖,她真的觉得活着毫无意义,内心的耻辱感像大石头般压得她喘不过气。

李红深知此事让母亲蒙羞,也让自己蒙羞。她跟丈夫结婚时,母亲是极力反对的,要不是她以死相逼终使母亲屈服,自己也不可能成功步入婚姻的殿堂。母亲当时反对的理由是,李红找的这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又离异,还带着一个孩子,而李红则是一个黄花闺女。借她母亲的话说,这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李红就是喜欢这个男人,认为他成熟、稳重,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李红结婚后,这个男人委实也曾让她感觉到安全和踏实,不但让她衣食无忧,还对她百般疼爱。直到临产前,李红都对自己的丈夫赞誉有加,觉得自己这辈子总算找到了如意的男人。

只是,李红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婚姻持悲观态度。对女婿也不冷不热,形同外人。李红每次领着丈夫去看母亲,任凭丈夫表现得多么热情和孝顺,母亲的脸上都没有过笑容。李红的丈夫知道岳母厌恶他,但为维持婚姻关系,只好忍气吞声。李红觉察到丈夫心中的苦闷和怨气,渐渐地,她就很少带丈夫去看望母亲了,大多数时间都是一个人单独去。

有一次,李红很认真地问母亲:“妈,我跟他已经是合法夫妻了,你咋还对他抱有成见呢?”母亲佯装平静地说:“我对他没有成见啊,你们好就好。”李红明白母亲的言不由衷,但也不戳破,她怕跟母亲再次撕破脸皮。在这个世界上,母亲可是她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

几年前,我曾听李红讲过她母亲的事。她母亲没有固定工作,先后开过杂货店和缝纫店,还卖过水产和猪饲料,整天都在为生计奔波。在李红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过闲暇,总是起早贪黑,也很少管她。但父亲非常疼爱母亲,他在县法院上班,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买菜做饭,等母亲回来吃。吃完饭,父亲还会给母亲捶肩膀,烧洗脚水。那时李红正念小学,每当看见父亲为母亲做的一切,幸福的潮水就在她的心中荡漾。无疑,父亲为李红树立了榜样。

可转眼间,这个榜样就坍塌了。李红上初一第一学期的一个周末,回家后看见母亲坐在椅子上泣不成声,父亲则坐在一侧抽闷烟。她当时就吓着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问父亲,父亲缄口不答;问母亲,母亲沉默不语。一种不祥和恐惧的气氛笼罩着他们家。第二天,李红早早地起床,懂事地做了一顿早餐,等父母笑逐颜开地过来吃饭。谁知,她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她的父母要离婚了。

李红承受不了这突然来袭的打击,她长久地跪在父母面前,请求他们看在自己的份上,不要离异。她的母亲无奈地抱住她痛哭,她的父亲则板着脸,态度十分坚决。李红已经知晓,是她父亲提出离婚的,说他很压抑,他跟妻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只剩亲情在维系。其实,李红早就发现,虽然父亲对母亲很好,但他们早就开始分床睡觉了。那时,李红还不能完全理解大人们的感情,也阻止不了大人们的决定。在苦苦哀求之后,她父母到底还是分道扬镳,成了陌路人。

只是,在父母离婚之后,李红才真正搞清楚,他父亲早就跟另外一名女性纠缠在了一起。那位女性李红见过一次,长得比她母亲漂亮,也比她母亲年轻。据说,这位女性是一桩案件的被告,李红父亲是案件的主审法官,两人因此结缘并产生了感情。李红曾几度想向父亲求证此事的真假,终究还是放弃了。她觉得,事情既然走到那一步,是真是假又有什么意义呢?但自此,李红开始恨父亲,她认定是父亲辜负和背叛了母亲,她拒绝再与父亲见面。直到前年父亲去世,李红才被迫出面处理父亲的后事。见到躺在棺材里的父亲的遗容时,李红忍不住号啕大哭。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和同父异母的妹妹,就站在旁边愣愣地看着她,不知道她到底是在哭父亲,还是在哭自己,抑或哭已成烟云的往事、悲伤和宽宥。

李红很希望母亲能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遗憾的是,直至父亲入土,母亲都没有现身。她理解母亲,但她不能强迫母亲。她深知,离婚后的母亲一直在期待父亲回心转意,直到父亲跟现任妻子生了孩子,母亲才彻底绝望。李红的母亲本想独孤到老,后经李红百般劝解,才同意跟一个丧偶的男人重新组成家庭。

母亲有了新家后,李红更是感觉自己成了“孤儿”。每逢放假,她哪都不想去,只想在寝室里待着。其他同学都回家去与父母团聚了,她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她的情感无处寄托,心灵得不到安放,仿佛这个世界将她抛弃了。焦虑、自卑、孤独和迷惘,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巨大黑布,将她死死包裹住,她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回的游子。这种感觉时刻缠绕着她,直到她卫校毕业参加工作,都没有消散。

或许正是有前车之鉴和切肤之痛,李红的母亲当初才会那样反对她的婚姻,她不愿自己的悲剧再次在女儿身上重演。李红到底还是年轻,结婚时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陷在爱情的泥潭里不能自拔。若不是她丈夫的行为使她警醒,她依然活在自己制造的童话里,做着天使的梦。

李红说,她丈夫遗弃他们后,她也曾像母亲当年期待父亲回心转意般,期待自己的丈夫能回心转意。甚至她还哀求过、哭诉过,像奴隶乞求奴隶主一样。可她丈夫就是无情,软硬不吃,哪怕李红要跟他对簿公堂,他也毫不畏惧。不得已,李红痛定思痛,主动提出跟丈夫离婚,只求他能定期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她想,从今往后就是天塌下来,她也会坚强地苦撑,把孩子抚养成人,不让其遭受一丝一毫的伤害。

李红是我堂姐的表妹,初中三年,我们三人是同窗,也是相互最信任的朋友。虽然各自成家后都很少联系,但仅凭这交情,她儿子李玉青自杀那天,说什么我都应该赶去现场,帮她处理善后事宜。可偏巧那天我不在,跟着一帮无聊的文人,去一个无聊的地方,干无聊的事情去了。待我从外地回来,她儿子已经火化。

我总琢磨如何才能帮助李红从失子的悲痛中走出来,可事实证明,无论我做什么,都无法减轻她的悲痛。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脸色苍白,嘴唇发紫,精神恍恍惚惚,魂魄好似脱离了她的肉体。医院领导见她萎靡不振,担心工作出错,给单位制造麻烦,准许她休假,在家调整一段时间。李红基本足不出户,清早起来就跑去阳台上呆坐,手里拿着那根葬送掉儿子的手机充电线,在自己的脖子上晃来晃去。我怕她想不开,经常抽空去看她。她见了我,也不说话,只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自知帮不了她,我所能做的不过是陪她坐坐。

生活永远不能给人以完整,这不完整有时是一种酷刑,有时是一种炼狱,牵引着人走向自身的劫运。我想,李红经得起这劫运的折磨吗?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是未知。那么,索性留给时间吧,也唯有时间才是任何创伤和灾难的良药。

这样想过之后,我去看李红的次数逐渐减少。她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需要在这个安静的空间里,让泪水浸泡,让痛苦淘洗。否则,她很难使滴血的伤口愈合,很难完成自我的重生。

果不其然,在一个飘着微雨的黄昏,李红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第二天能陪她去见一个人。我问见谁,李红说:“我儿子的班主任。”我这才想起,那是李玉青两个微信好友中的其中一个。李红说,她思忖了许久,觉得有必要去见见这位女老师。她曾跟这位老师打过两次照面,一次是送李玉青去报名,一次是去开家长会,但都未及深聊。她相信,可以从这位老师的口中了解到儿子死亡的隐情。

我没有犹豫,答应了李红的请求。作为一个母亲,待到儿子死后才想到去真正了解儿子,这看似很荒诞,却是中国许多家庭的现实。李红说,她之前只知道给儿子洗衣、做饭,要求他这样,要求他那样,不是送他去学美术和书法,就是送他去学钢琴和练口才。她跟众多家长的想法一致,不希望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总盼望他能出类拔萃,光耀门楣,替她争气,洗刷掉烙在她身上的耻辱。谁知,当儿子离世后,她才猛然醒悟,自己根本不了解儿子,从来没有走进过他的心灵和精神世界,更没有设身处地去理解和感受他的喜怒哀乐。

她第一次感到自责和忏悔,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合格的母亲。她将孩子变成了满足自我私欲的工具,还美其名曰在无私奉献,在呕心沥血。她憎恶自己曾经吐出的一长串冠冕堂皇的母爱口号。人人都心知肚明这个社会竞争的残酷,但孩子并不是为父母脸上贴金的试验品或牺牲品,他有权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在渴望一个孩子成功的同时,也应该允许和尊重一个孩子的失败。因为,这个社会扭曲的价值观异化了人的成长,把成功固化成一种模式——钱权并重,舍此,便统称为没出息。纵观历史,诸多成功人士,恰恰都有一个失败的人生。

李红悟透了这个道理,但已经晚了,她的孩子已经化为了尘埃。好在,她还愿意重新去了解儿子,盼望死去的儿子还能在自己的心中复活。

李玉青的班主任姓裘,教语文,是位气质优雅的女性,大约三十岁出头,待人热情、温润。她知道我们来找她的目的,将我们领去办公室,给我们各倒上一杯水,就坐下来跟我们聊天。可她刚开口说出李玉青三个字便哽咽了,惹得李红也跟着抽泣。过了好一会儿,裘老师才继续说。

在裘老师眼里,李玉青无疑是个出色的学生,可谓品学兼优,还是班上的语文科代表。他在学校从不乱花钱,把父母给他的钱都攒着,既不买零食,也不买衣服。裘老师唯一见他大方花钱的一次,是班上有个家境贫困的同学患重病,急需手术费,学校替她组织募捐活动。李玉青公开捐了一百元钱后,偷偷找到裘老师,私下又捐了一千元。而且,他请求老师替他保密,他说自己是真心想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不想其他人知道此事,以免不理解的同学和家长讥讽他炫富。

裘老师说到这里,再次哽咽。稍后,她接着述说李玉青的事。她说李玉青很信任她,不但在学习上主动向她请教问题,周末还时常发微信和她探讨人生。有好几次,李玉青都在微信里言及生与死的话题,裘老师意识到李玉青提出的问题过于沉重,远远超出了他的年龄,便多次开导他,还想找机会将此情况跟李红沟通,可如今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对裘老师谈到的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刻。她说李玉青除了跟她说话外,几乎不跟同学交往。课间十分钟也不出教室活动,只顾埋头看书。他最喜欢看的课外书,是经典名著小说。至少有两次,裘老师都撞见他独自拿着一本小说,躲在校园东南角的木椅子上专注地阅读。而且,李玉青的数学和外语老师都曾向裘老师反映,他在课堂上偷偷看小说。裘老师也曾严厉地教育过他,他写的保证书还在裘老师的抽屉里放着。

裘老师说,李玉青是个早熟的孩子,性格孤僻,长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最忌讳的,是谈到自己的父母。脱口说出这句话时,裘老师意识到什么,故意降低了声音,朝李红看看。李红露出僵硬的笑容,说:“没事,请继续讲。”裘老师只好小心翼翼地说道,有一次,她请李玉青去办公室谈心,想问问他的家庭状况。当裘老师问及他的父亲为何不来看他时,李玉青面向墙壁,哭得稀里哗啦,把裘老师吓得赶紧岔开话题。

李红再也听不下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有罪。裘老师那天讲的事情,是她从来不知情的。李玉青在家中的表现,向来是那么阳光和乐观,仿佛丝毫没有过忧愁和痛苦。他对李红也很孝顺,言听计从,从不顶嘴。小区里的邻居,都以李玉青为榜样去教育自己家的孩子,这让李红打心眼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她竟然没有觉察到,李玉青为让她开心,一直在跟她演戏。

从裘老师的办公室出来,李红的脸上挂着霜打的表情。我知道她想哭,却死劲儿憋着。待她的脚跨出校门,眼泪就下来了,边哭边抽自己耳光。天空中的细雨变成了中雨,我撑开伞递给她,她不接,任凭雨水淋着自己,也洗涤着自己的悔恨和沮丧。

李红到底还是无法排遣丧子之痛,隔三差五跑去他前夫的公司吵闹,要求把儿子还给她,搞得公司全体员工议论纷纷,将之当成一个笑话四处传播。或许只有这样,李红才能出一口气,获得些许心理平衡和慰藉。

她前夫姓姜,人称姜总。有天中午,我正准备午休,突然接到姜总打来的电话,说想约我见个面。我不知所措,问有啥事,他说李红疯了,完全失去理智,搞得他没法在公司露面。他不想报警,考虑到我是李红最信任的朋友,欲请我去劝劝她。我思来想去,还是答应了。毕竟,我也不希望看到李红自此一蹶不振,那样,对他们两人都没有好处。李玉青已经死了,无论他们怎么闹腾,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再复活。我唯愿他们都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对死者最好的安慰。

姜总约我见面那天,我没有告诉李红,也不敢告诉她。见面地点在他公司旁边一个临街的茶社,因是上午,茶社里并无多少茶客,只有几个老先生,摇着蒲扇在喝茶叙旧。姜总选择的座位靠窗,透过玻璃,能看见公路上往来如织的车流,以及天上飘移的云朵。我多年不见姜总了,他还是没变,快人快语,说话从不绕弯子。我甫落座,他便滔滔不绝地诉起苦来。

他说自己对李红问心无愧,还在她身上花费了大量钱财,没想到李红竟然对他恩将仇报,纠缠不休,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最毒不过妇人心啊!”姜总说。看得出,他的情绪很激动,的确被李红折腾得够呛。我几次想插话,都没有机会。又过了好一阵,我实在不愿再听他唠叨,便强行打断他的话,问道:“你既然如此疼李红,为何在她产后的第二天转身而去呢?”不料这一问,却使姜总瞬间闭嘴,偏头望向窗外。天空上,先前的白云已经飘走了,只剩下一片苍蓝。俄顷,他喝了一口茶,说:“我本来不想向任何人说出这个秘密的,今天既然你问及此事,那我不妨和你说一说。反正,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了。”我听姜总此话另有玄机,只好埋头品茗,不再置喙。

紧接着,姜总的一番话让我惊诧莫名。他说,他的生活原本很平静,只因认识李红后,被她搞得翻江倒海。那是在一次饭局上,他喝醉了酒,夜已深,同桌的其他人都散去了,唯独李红迟迟不愿离去,嚷着要送他回家。一阵狂吐过后,他已醉得不辨南北,瘫坐在路边。之后的事,他就记不住了。翌日醒来,他居然发现自己躺在宾馆的床上,李红赤身裸体睡在他旁侧。

即是从那天起,李红天天逼他离婚,还谎称自己怀孕了,要是姜总不依从她,她就去跳楼。姜总百般告饶,希求拿钱平息事端,可李红不吃这套,她要的是姜总这个人。反复威逼之下,姜总最终还是妥协了,果断跟妻子离婚。他的妻子同意将孩子留给他,但抽走了他三分之二的财产。

姜总离异后,李红不顾母亲的反对,迅速跟他去民政局办理了结婚手续。姜总见事已至此,也便巴心巴肠跟李红过日子,像对女儿一般善待她。但半年时间不到,矛盾就发生了。李红天天盘算着生个孩子,可她偏偏无法怀孕。那段时间,他们都在跑医院,几乎将市内市外专治不孕不育的医院跑了个遍。医生也查不出他们有什么毛病,钱花了不少,药也吃了一大堆,结果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红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动不动就摔碗砸家具,两人的感情很快出现裂痕。姜总见李红求子心切,在朋友的建议下,征得李红同意,带着她去医院做试管婴儿。可遗憾的是,两次卵泡培育都不成功。做一次试管,李红的身体都会被注射几十针药剂,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在一次又一次期望和失望的撕扯下,李红几近崩溃。

越得不到孩子,李红越想得到孩子。姜总劝她将自己跟前妻生的孩子好好抚养,将来孩子会如对亲生母亲般孝顺她,可李红说那能一样吗?甚至,她还对姜总说,她准备找人代孕,价格都谈好了,八十万。幸而被姜总制止了,他对李红说:“那是犯法,你知不知道,万不可铤而走险。”

求子的不如意,使李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每晚躺上床,都要在手机上播放助眠音乐。一直播放到天都亮了,李红还大睁着眼睛。姜总不敢再跟她同枕而眠,只好去另一间屋子睡觉。

蹊跷的是,一年后的某天夜里,李红主动跑去要求跟姜总同房。由于分开太久,姜总已然失去了跟她过夫妻生活的兴趣,为顾及李红的感受,他还是勉强尽了义务。又过了一段时间,李红兴奋地告诉姜总,自己怀孕了。姜总将信将疑,但见李红一天天鼓凸的肚皮,他又不得不信。

讲到这里,姜总再次偏头望向窗外,刚才飘逝的那朵白云,又出现在了蓝天上。他再次喝一口茶,又长舒一口气,摇摇头说:“我知道,那个孩子不是我的。”我呆呆地看着他,良久,问道:“你凭什么如此断定?”姜总轻蔑地笑笑,说:“她产后,我多次要求领孩子去做亲子鉴定,都被她强硬拒绝了。”

我再次埋下头,盯着茶杯,不知道说什么好。姜总说:“我理解孩子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念在跟她夫妻一场,同意按月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已算是仁至义尽了。”

窗外,好一片喧嚣声。我们起身,离开茶社,融入滚滚红尘。

李红的精神状态实在太差。就在我写这篇文章十天前,她的母亲因病去世了。我和我堂姐,还有另外几个朋友,相约去参加她母亲的葬礼。我堂姐一见李红那面黄肌瘦的样子,就忍不住背转身落泪。要不是我提醒堂姐注意场合,还不知她将怎样失态。我们都很怜悯李红,知道她生活不易。现在她母亲又离世,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只剩她孤零零地活在这个炎凉人世。堂姐说,要是逢年过节,不知李红该有多么冷清和落寞,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李红离婚后,堂姐曾劝她再婚,可李红死活不愿意。她跟堂姐说:“婚姻都是靠不住的,男人也是靠不住的。”堂姐的回忆,让我想到那天在茶社里,姜总说过的另外一段话,他说:“也许李红从来就不爱我,她设置陷阱让我入彀,并非是要一个婚姻,而是要一个家;她跟我在一起,也并非是要一个丈夫,而是要一个父亲和一个孩子。”

我始终在琢磨姜总说的这段话。倘若他所言不虚,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李红从小缺爱,这使她一生都在恐惧中成长。大概真的只有家和孩子,才能让她感到安全和踏实。姜总向我讲述的一切,让我看到另一个李红——一个让我既熟悉又陌生的李红。我的内心五味杂陈,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可能去对李红进行道德评判。道德评判是容易的,也是轻浮的,难的是真正理解和宽容一个人——哪怕那个人已经臭名昭著,身败名裂。

或许正是这样,当我再次接到李红的电话,请我陪她去见另一个人时,我依旧爽快地答应了。我知道,她是要去见李玉青生前的室友——她儿子仅有的两个微信好友中唯一的同龄人。她渴望从这个孩子口中,了解儿子弃世的蛛丝马迹。

这个孩子姓庞,长得跟李玉青酷似,以至李红一看见他就呆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直到好半天过去,她才从幻觉中走出来,正视眼前的孩子。

庞同学成熟,也精明,他知道李红想了解什么,没等李红先开口,便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跟李玉青有关的故事。孩子到底是孩子,尚不懂得生活的残酷,也不明白一个丧子母亲的痛楚,故他在讲起李玉青时,边讲边笑。我在一旁暗示他严肃点,被李红察觉。她说:“没事,让孩子自由地讲。如今,我是多么希望李玉青也能跟我嬉皮笑脸地说话啊!”庞同学听李红如此说,立刻收敛了笑,俨然一副成年人派头。

下午的天空阴沉沉的,没有一丝风,知了躲在路边的行道树上,长一声短一声地聒噪。庞同学耐着性子,给我们讲了许多他和李玉青之间的趣事。他说他们俩是“闺蜜”,谁也离不了谁。庞同学出生在乡下,家中穷,有两个姐姐,大姐很早就没念书了,跟着父母去义乌打工。二姐在另一所学校上初三,学习很拼命,假期也不回家,留在城里勤工俭学。他周末回家,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腿脚不灵便,奶奶有糖尿病,完成作业后,他都免不了要帮忙做些家务。李玉青去过他们家好几次,每次去,都要给庞同学的爷爷奶奶买两大包营养品。庞同学说,当他奶奶得知李玉青的死讯时,眼泪唰地就下来了。还连续几天晚上无法入眠,嘴里老念叨:“这么好一个娃,怎么说没就没了,可惜啊!”李红听到这番话,忍不住失声痛哭。

庞同学说,李玉青除了看小说和电影外,最喜欢的事,就是去乡下玩耍。他喜欢融入自然,喜欢花草树木,喜欢在野湖里游泳。有一次,他去庞同学家,晚饭后,李玉青提出去河边走走。皎洁的月光笼罩着大地,蛐蛐在草丛中鸣叫。庞同学走前面,李玉青走后面,边走边聊天。聊着聊着,话题不知怎么就聊到了各自的父母。庞同学说,他已经三年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了,要是他们哪天突然回来,他可能都不认识他们了。庞同学还说,他其实挺想念父母的,他爱他们,又恨他们。爱他们为了家,远走天涯,靠体力养活全家;恨他们从来不打电话问候他、问候爷爷奶奶,仿佛他们都不存在似的。李玉青听庞同学说完,拍拍他的肩膀,说:“跟我相比,你也许算幸运呢。”庞同学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父母又没外出务工。”李玉青沉默半晌,说:“我虽然有父母,也相当于没有,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庞同学还想继续追问,一只萤火虫亮着黄色的尾火,从他们眼前飞过,将他们的注意力牵走了。

李红听到“我是个来历不明的人”时,情绪顿时失控,站起来铁青着脸,气得两眼圆睁,把我和庞同学都搞蒙了。我见情势不对,赶紧起身跟庞同学告辞,拉着李红匆匆离开。我们走出没多远,庞同学健步追上来,对李红说:“阿姨,这部新手机是李玉青死前送给我的,还说给我充了一千块钱话费,嘱咐我要是想父母了,就给他们打电话。我一次都没用,我把它交给你吧。”李红凝视着手机,流着泪说:“他既然送给你,你就留着做个纪念吧。”

这之后,李红好似变了一个人。她再也不去找姜总哭闹,每天除了上班,哪里都不去。我堂姐三番五次要带她出去散心,结果她连堂姐的面都不见了。她说:“我知道你们是来看我笑话的,看吧,我让你们看,我本身就是个笑话。”李红越这么说,堂姐越不放心。她多次叮嘱我,如果有空,就常去看看李红。

堂姐说得没错,我们都应该常去看看李红。

她的抑郁症一日比一日严重,我担心哪一天,她连我也不想见了。

我最近一次去看她,是今年端午节。我提了几个粽子给她送去,敲了很久的门,她都不开。开了,也不叫我进屋。进了屋,也不叫我落座。落座后,也不跟我说话。她只默默地盯着窗户和窗户上挂着的风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什么都是多余。坐了近半个小时,我只得起身离去,好似我从来没有去过她那里。

堂姐说,李红的枕头底下,每夜都放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治疗抑郁的药物,一样是勒死李玉青的那根手机数据线。

吴佳骏,作家,编辑,在《芙蓉》《大家》《作家》《花城》《散文》《美文》《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散文作品逾百万字,主要作品有《我的乡村我的城》《小魂灵》《小街景》《小卜辞》等。曾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二届“丝路散文奖”,第二届“长安散文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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