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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汉荣的散文沉浸于对母性、乡村、民间、山水田园、古老中国、渐行渐远的历史背影的关注与缅怀，注重淡化、消解日常生活的琐碎感，挖掘潜藏其中的温暖人心的深层意蕴。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主线，从自然的和谐之美中延展出其他方面的和谐，同时也揭露、批判人与自然不和谐之处，流露出对永远逝去的美好自然之物的惋惜之情，寄寓着实现和谐美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和谐之美；意象；诗意性；哲思性；审美情感

李汉荣在散文中展现出一个纯粹、宁静、诗意的乡村世界，并构造众多焕发和谐之美的地点与场景，老屋作为一座静穆的庙宇，寄存着岁月、生命中人与自然的和谐；田园代表成人与自然之间克制的和谐，孩子与自然之间友好、广阔与自由的和谐；南山引入纯粹的深思，探究人与自然超乎生活化的关系。他的散文充盈着对故乡怜爱和恭敬的深沉感情，“故乡成为重要的言说既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乡愁，也是对失落的文化传统或者自我同一性的召唤[1]110-112”。

一、在意象组合中追求和谐之美

意象的叠加、组合能最大程度地展现李汉荣笔下的乡村世界。按照自然意象与事物意象组合、自然意象内部组合、事物意象内部组合的方式，承接时空的限定和关系，和谐之美作为连结他们的主要纽带。在组合时没有改变意象的外形，赋予更多温暖的含义，依存于自然，与自然共生。通过自然类意象构造乡村世界的客观和谐，通过事物类意象织就绵密温暖的主观和谐，着重于一种积极向上的抒写，减轻日常生活带来的庸常与痛苦。月亮作为散文的中心意象，统摄所有意象，联结所有情感，集中体现对和谐之美的追求，与不同的意象组合表现不同的追求和谐之美的方式。将月亮作为一种净化人心的存在，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自然与自然的和谐。在“月亮”与“父亲”的组合中，不是旨在强调月亮宁静与父亲角色沉稳的契合，而是将月亮视作父亲劳作的精神信仰，“天上有月亮，手里也或多或少握着一点月光。”[2]3-4月光成为圣洁之物，代表父亲干干净净的劳作与心灵。水中捞“精神之月”践行着父亲秉承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母亲通过与月亮独处、倾诉，一扫身体的劳累与精神的困惑；月亮成为外祖母的澄清者，见证她的清白，最终为她平反；对孩童成长路程的关心与呵护，月亮如影随形。同时月亮促成自然自身的和谐，月光是植物生长的典范和前进路上的指明灯，诸如“月光下的南山显得格外端庄妩媚”“月辉在茂密的青苹汇聚”“温良的月光会关照这些与世无争的孩子的”“月光与露水相遇，能否勾兑出宇宙中最可口的绿色饮料？”它成为一个开启和谐画面的开关，只要月亮出现，一切都变得虔诚和谐。锄具在描写农村类文章中常常出现，锄具意象与父亲组合最终被凝练为父亲劳作生活的苦与乐。有意摆脱锄具“脏、重、累”的传统形象，将锄头形状描写为月牙，将镐忠厚化，消解耕作生活的疲累，缓解人在追求自身和谐过程中的焦虑；又将铁锨塑造成残害弱小生灵的施暴者，是为了让人类反思在追求自我和谐过程中对其他事物有意无意地伤害，反思、剖析自我，达到心灵深处的和谐。首饰意象包括“顶针”戒指、银手镯和贝壳发簪。它们与母亲组合出现展现其在清寒的乡村中，华丽的首饰所弥补、消解的不和谐之处。这些陪伴妇女一生的“首饰”在情感和心灵上宽慰了为家庭劳作的辛苦一生，在不同的场景中突出各自的特征。在描绘顶针凹坑外形是突出其实用价值——呵护母亲的手指，母亲同时也保护这枚顶针，注入惺惺相惜的感情，实现其审美价值，展现出人与物互相帮衬、互为一体的和谐。在《银手镯》中，用银的洁、慢、稳体现古中国的文化意蕴和民间审美，来“守着她细细的脉搏和体温”。“贝壳在又深又咸的风浪里呼吸和行走”[3]45，作为一种可追溯到寒武纪时代的化石有时被人类奉为“神石”，见证众多生命的过场，坚硬的外壳与柔软的内在同母爱的坚韧、恒久一般。李汉荣的散文“对万事万物只须一点点小小的切片，便可写出诊断书”[4]110-114，同时贝壳也象征着人们心中一个悬挂的目标，贝壳发簪是母亲追求大海、自由的象征，用大海宽广的形象接纳母亲被束缚的形象。在《外婆的手纹中》，通过描写“手纹”“补丁”成为作者心中的“文物”，这里属于物与物的意象，体现着亲情、人性之间的和谐之美。艾青将土地意象作为一种反映当时中国危急存亡的险状和人民之痛苦的存在，而在李汉荣散文中的土地意象是作为宽厚的启蒙者形象，内心充盈踏实，囊括消化一切过错，保存人类和自然的灵魂，竭力维护现有的和谐，保持自己的节奏，为双方找到合适的方法。“土地不愿意看见我们扛着过于尖锐锋利的家伙与它打交道”它以一贯的厚重形象出现，在多少年月积压的伤痛与爱意下忙碌于维护和谐中，对自然给予安慰，化解矛盾；对人类善意劝导，给予深度的人性关怀，它的生命力激发着人对和谐之美的憧憬与向往。此外，出现了“最干净的”“最美的”“最纯洁的”，这些意象都是动物意象有着自然内部的和谐。从对土地影响的角度：“鸟的遗体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遗体”，牛粪会变成黄金；从文字创造渊源的角度：羊是善与美，退役后只拥有文物的意义；野百合是纯洁，真挚的小礼物。

二、在诗意性与哲思性中追求和谐之美

李汉荣曾在《竹叶茶》写道：“孩提时代，人总是希望听到温暖的话，有趣的话，有益的话，聪明的孩子，还希望听到有诗意、有哲理的话。[2]25”“作品风格是作品整体化的标志，意味着一种统一的色调和音响的出现，这种色调和音响又是以作者内在的对生活的态度和信仰为凝聚点的”[5]。李汉荣对生活的敬意让他的诗意性集中体现在将自然人文化，为自然中的一切增添更加明艳的色彩。在《父亲和他用过的农具》中，将人们习以为常的农具形象诗化，从庸常疲累的日常农耕生活中解放出来，从农具诞生之初的美好寓意出发，将月亮作为耕地人的信仰，用三米长的井绳追求希望；将锄地动作去焦虑化，作为一种在“风浪与命运中的游戏”，劳动与生命结合的芭蕾舞。一位父亲的形象与芭蕾舞看似格格不入，但通过两者都是在展现生命的美为联结点，将这两种形象转变为展现生命美的代名词，为劳作的艰辛与汗水找到依托。在《远去的乡村》中描绘追赶老鼠的场景，老鼠洞与琴房联结，将老鼠从人类的对立面转换成寻找自然吟唱路途中的帮助者，在田野里追赶老鼠的力气活巧妙地转变成寻找自然之美的欣喜探索，扫除耕作的辛苦与烦恼。在《木格花窗的眺望》中，“白菜那白净的素脸，那位微胖的身段，是一种永不走样的平民美貌。[2]47”白菜一如既往地生长保持一如既往的美貌，微胖与永不走样是一种对照和谐，一种宽松、有余地的习惯能被恒久地坚持下去，如今社会在加剧“容貌焦虑”，将自己逼到毫无余地的现象到可以取法白菜，在观察白菜中反思自我。在《羊的幽默》中，将生命视作一段路程“它们相信生命是一直向前走的，直到自己也看不见自己”[2]127，看不见自己是因为羊在向前走的路途中被剥夺了生命，在缓缓地诗意中揭露人类对羊的信仰摧毁。在语言表达的哲思性上也有着浓烈的追求和谐之义。这些智性思考，体现在父辈耕作时的是思考、乡村生活的片段、远眺山河的深沉的感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和生活哲学。三米井绳与月亮的故事展现出李汉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月亮如莲花，可远观不可亵玩，过于靠近会破坏美好的想象。用三米井绳即可在井中打捞月亮拥有月光，人与自然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推崇精神的满足大于物质的满足的朴素哲学，在与自然相处时，人类要当美学家而不是技术员。对于治病的药也有着深思，只有在无人之地滋养的药田才真正能治病，因而无人之地的氛围、天地元气才能得以修炼真心，“才能看清人世的真相。[2]76”揭露自然的危机是由于人类的精神危机造成的，最终却需要自然来解决。人多与自然相处更能寻找到和谐之美。在《外婆的手纹》中展现人在穿衣审美观念上的和谐之义，对“好看”一词赋予了新意义，不仅是有美感，更重要的是一种适合、和谐。“人在找一件合适的衣服，衣服也在找那个合适的人。”“补丁”在文章中也并非惯常认为的穷困，即便是补丁也是精心设计过的，有相称的样式，有和谐的颜色，有恰当的缝法。当这种补丁在观念上成为艺术品也就无所谓穿何种衣服。在《羊的幽默》中深刻揭露了人除了对动物的肉身迫害、食用，还在精神上贬低它们作为生命体存在的价值，“就这样，造物者通过降低某些生命的感受力，降低了它生命付出时的精神成本，从而缓解了命运的过分不公。[2]128”在双重美化下人类抬高自己，作者意在打破这种虚假和谐。在《竹叶茶》中，以竹在生理特点是空心的为切入点，借以隐喻是“虚心的植物”，保持虚心品质竹会有上乘的悦耳之声，暗示人类应多向竹学习借鉴，多饮竹叶茶，洗涤心灵，净化去除世俗中的浮躁和功利。“在原野的边缘，他看见了他丢失的那根柳木拐杖，它已扎了根……不要自己吃完用尽，留一些在路途上吧，自己受些损失，天地会因此得到好处。[2]74”警示人类要为自己留后路，要善待自然。锄头敲击器物发出声响诸如树木、电线杆则是正常现象，当锄具敲击器物不声不响的时候，不是锄具的问题，而是敲击之物善于隐藏，不表露心迹，希望人类多从自身寻找问题，以真心对待自然。

三、在审美情感中展现和谐之美

选择“从审美的原点出发，热爱自然，礼赞生命”[6]，通过意象和语言来体现熔铸在乡村世界的和谐美追求，在构建中这种追求和谐的理念中寄予审美情感。但追求和谐的路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其中包括自然的排外性和人在世俗性、功利性驱使下对自然的肆意毁坏。面对这种不和谐的现象有尖锐的批判，也有对如何更好实现和谐之路的思考，同时也为自己建构一个纯粹的精神家园，“在随便什么时辰，对城市作一次小小的逃亡，到野地去呼吸，去想些什么或什么也不想。”容纳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审美情感。散文中追求与自然的亲昵，但也会稍显落寞，这源于自然的排外性。在《与植物相处中》“野百合悄悄地开了，洁白的手在风里打着手势，似乎谢绝与我相握。它嫌我的手太粗糙，嫌我的气息太浑浊？[7]134”以问句形式陈述野百合盛开却拒绝亲近人类，自然生态之间有着内部的和谐，对于外来的事物未知性恐惧。“我们站在植物面前，太像一个阴影。”在这种天然的排外性下，在思想的斗争中选择保持美的距离，保持审美感受。在动物篇章里有大量的忏悔，对距离的把控使得他和谐美追求有了新的发展点，找寻到实现和谐之美的新道路。“白鹤是清高的生命，我就与它保持距离……与他们保持大约五厘米的距离[2]118”通过五厘米的距离，对自然保持着“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谨慎态度，留存自然生存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为人类找到适合延续友谊的“友谊之距”，是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的共存状态。然而保持审美的距离已不足以弥补乡村与自然的和谐之义，双方为平衡局面正为之努力。自然竭力维护自然内部和谐，为每一个生灵都提供帮助，以蹄印掩护落叶和野花，在净化人的心灵上自然的努力也功不可没。当人类遵循自然的规律和原则时，能更进一步发现和谐之美。溪水选择的道路既有美感，流速也适中，前进中不断有新的奋进。人为破坏则只剩一片废墟场景，尊重自然规律才是追求和谐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目睹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将乡村作为和谐因素，城市作为不和谐因素，在两相对比中流露出作者对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怀念与遗憾。在《远去的乡村》中，豆荚炸裂是最美好的炸裂声，鞭炮和礼花则是虚张声势。在《一碗清水》中歌颂水的纯净、公正，“水的外面全是灰土和粗暴声音”揭露自然之外的杂乱污浊。在《牛的写意》中，将牛蹄印作为劳动的光荣象征，帝王印章权力的自私心对比，突出自然的善良。这其中也包含着对生活在都市世界的人们的同情。被城市的钢筋水泥束缚，成了牢笼，无法感受到自然的美。但在城市的不和谐因素影响下，乡村也会被渗透污染，作者对这种现象无奈又悔恨。尽管散文中追求和谐之美的道路困难重重，但作者仍抱有希望，描写了大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面。在简单、纯洁的动物面前，人会变得简单、纯洁，会以从容、宁静、无邪的心境，领略生命与生命交流的喜悦。孩童摔跤是在与土地建立最初的友谊，接受土地生命的启蒙。人生活在自然中，自然的颜色便是人生活的底色，在《木格花窗的眺望》中，人的愁苦因木格花窗散发的自然气息而消散，给予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安慰。自然对人心灵的净化，为人指明前进的道路，提前探索道路中荆棘，纠正探索和谐之义历程中的错误。“城市的诗人如果经常嗅一嗅牛粪的气息，他会写出更接近自然、生命和土地的诗。[2]103”自然还是诗的标准，靠近自然，亲近自然便可得到和谐之诗。自然对人类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也包括作者在内，使他不断地寻找人、自然、物之间的和谐。在描绘自然万象过程中，李汉荣竭力展现出诗意化的乡村事物，淡化乡村充斥苦难的旧有印象，认为乡村是一团白色的火苗，能够洗涤和振奋人心。“内心深处寄托着一个理想的乡村想象——一个恬静、绚丽、和谐的理想乡村世界[8]17-20。”对乡村的悲悯和热爱促使他始终在追寻和谐之美，追寻乡村的静谧，跨越浮躁回归到生命的本质当中去，寄寓美的和谐理想。

作者:贾天玉 单位:陕西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