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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共评出5部优秀译著，包括：许小凡译《T.S.艾略特传：不完美的一生》、杨铁军译《奥麦罗斯》、陈方译《我的孩子们》、竺祖慈译《小说周边》、薛庆国译《风的作品之目录》，从作品数量、所涉及语种以及译者年龄分布等各方面来看，都显示了较高的文学翻译水准，也体现了当下文学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

鲁迅文学奖首次评选于1997年，距今历时25年。至于鲁迅文学奖各奖项中的文学翻译奖的历史要稍早一些，其前身为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于1985年首创、中国作协外联部承办的彩虹翻译奖。在那个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的火热年代，文学翻译事业也是与日月同辉，在一批学养深厚的老翻译家支持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从评委会集体推荐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占元、金克木、黄源、刘辽逸、吕叔湘、施蛰存、孙绳武、伍孟昌、朱维之、陈冰夷、齐香、方平、金堤、蒋路、磊然、李芒、钱春绮、孙家晋、唐笙、辛未艾、袁可嘉、叶水夫、郑永慧、草婴、任溶溶等的大名。这是一个何等强大的方阵，囊括了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大部分精英！即便在其后两届曾被称为“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评选中，译者们也承续了这个荣光，与其他兄弟奖项一样，满额评选出各五部获奖译著，这批不负使命的译者为杨德豫、燕汉生、绿原、范维信、顾蕴璞、屠岸、董燕生、王焕生、董纯、陶洁。

转折开始出现在第三届（2001-2003）——只有两部由北大学者翻译的译著获得文学翻译奖。这里有一个需要提及的情况：在《神曲》于2004年获得该奖项之时，其译者田德望教授已于四年前溘然离世，甚至都未能看到自己躺在病床上拼着性命翻译的《神曲》三部曲于2002年12月全部变为铅字。第四届（2004-2006）同样未能扭转这个颓势，只是在纸面上显得不十分难看而已，许金龙、王东亮、李之义这三位中年译者算是大致维持住了脸面。未能满额评出五部译著固然雄辩地明证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宁缺毋滥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却也显现出文学翻译界的翻译质量下跌的尴尬局面。尤其在接下来的第五届（2007-2009）评审中，竟然连一部优秀译著都未能评出。之所以出现这种遗憾，细究起来大致缘于以下几种困境。

首先是经济因素。文学翻译稿酬未能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而相应提高，客观地说，在当今文学翻译界，如果仅靠翻译稿酬收入是难以生存的。如何“复活”大批专业翻译家，使其稿酬能够维持家庭必要开支，使其能够心无旁骛地产出大量优秀译著，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制约文学翻译的另一个困境是学术机制因素。不知从何时起，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和诸多大学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文学翻译不能算作学术成果。事实上，如果没有相当程度的学术修养和研究能力，是绝对译不出优秀译著来的。同理，倘若不经过大量文学翻译实践，恐怕也难以大幅度提高学者的研究能力。

幸运的是，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年来包括文学翻译工作者在内的人民大众经济收入的持续增加，相较于自己心仪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名家名作），译者对于迟迟未能相应提高的翻译稿酬也就不再那么在意。与此同时，部分院校在制定科研成果考核标准时，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而稍稍放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翻译作品开了绿灯。以上这些变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文学翻译的环境，激励了具有文学翻译能力的学者，第六届（2010-2013）和第七届（2014-2017）鲁迅文学奖的文学翻译奖随即各有四部译著摘桂，其译者为赵振江、刘方、王家湘、韩瑞祥、李永毅、王军、余中先、路燕萍，大幅扭转了此前的颓势。

借助这个良好势头，第八届（2018-2021）更是时隔20年后，再一次与鲁迅文学奖的其他奖项比肩而立，满额评选出了五部获奖译著，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之繁盛。这种繁盛从有资格参评的送审译著数量上可略见一斑，本届参评作品数量达到了85部，这是近年来参评数量的最高值；亦可从送审译著语种上得以体现；共有包括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日语、韩语、西里尔语、越南语在内的17个语种翻译作品参评，这些语种所在国家和地区几乎涵盖了整个世界；还可从俄语、圣卢西亚语、阿拉伯语、英语和日语的这5部获奖译著的文类上加深这个印象——计有长篇小说、诗歌、传记和随笔这4大文类，其原著所在国广泛分布于欧洲、南美洲、非洲和亚洲。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本次获奖的5位译者的年龄上来佐证这种繁盛，获奖译者以竺祖慈、薛庆国、陈方、杨铁军等老年、中年译者为主，也有许小凡这位30岁出头的青年译者，体现出我国文学翻译队伍以老带新、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许小凡不仅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所有获奖者中年龄最小者，甚至还是鲁迅文学奖设立以来的获奖年龄之最小者。许小凡的获奖既是对这位文学翻译界新秀的最高褒奖，更是对众多有能力、有意愿从事文学翻译的青年译者的召唤。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的评选结果还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5位获奖者中有3人的职业为教师，且都在北京的大学任职，显示出北京在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其次，获奖的五部译著中第一次出现了叙利亚和圣卢西亚的作品，前者拥有古老而灿烂的阿拉伯文明，近年来却陷于苦难和战火之中，后者则是南美洲的一个岛国，在世界文学中的存在感并不很强。这两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于我国首获文学翻译大奖，除了显示出其文学本身的优秀之外，也反映出我国的文学研究和翻译在经过多年积累后，确实上了一个大台阶。显然，历经多年挫折和沉寂后，外国文学翻译界终于在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评选中重见彩虹，再登绝顶。当然，却也不是从此高枕无忧，这次评选过程中发现的一些现象：译者粗心大意、不求甚解、学养不足……这些问题已经并将继续制约翻译质量，倘若不及时予以足够的重视，则有可能为文学翻译事业留下巨大隐患。

且以这届文学翻译奖评审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例进行探讨。某部送审译著的原著作者是对中国人民极为友善的国际友人，其著作本身亦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历史参考价值，译者本人的中文功底极佳，曾在源语言所在国长期学习和生活，回国后亦长年从事专业外语的教学工作，其文白兼用的翻译文体与原著文体也比较贴近。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其译文中却出现了诸多本不该有的误译、增译和漏译等现象。倘若译者细心一些、对作品及其文化背景多些了解，便不会犯下此类错误了。有别于此，某部获奖译著明显表现出一种特别的质地：译者选用了贴近原著的精当词语和隽永文体，用以表现其清新的氛围和隐而不显的哲理，足见该译者对源语言所在国和目标语言所在国的传统文化均有良好的学养，且对原著理解深刻、把握准确，忠实再现了原著的文体以及审美情趣。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该译者显然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且对文学翻译流程极为熟稔，否则如此之高的完成度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应用翻译，在翻译之前，也需要具备有关源语言文本的专业知识，倘若仅仅熟悉源语言本身而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话，我们是无法指望翻译出来的目标语言是准确和畅达的。文学翻译当然更是如此。

其实，“优秀译著”只能是相对之言，而非绝对之物，因为所有译著都不可能与原著等值，文本中的原始信息在翻译过程中将不同程度地衰减甚或佚失。换言之，除了译者之外，译著的所有读者阅读到的内容都将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文学翻译工作不可避免的局限了。在谈到类似局限时，钱钟书先生也是颇感无奈。其于1964年讨论文学翻译的标准时曾表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为化境”，对于所有译者而言，“化境”是我们一代代译家需要全力以赴的最高理想。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正逢盛世，中华文化繁荣昌盛，文学翻译必将随之繁盛，译者较之以往更有可能接近钱老先生笔下的“最高理想”。文学翻译任重道远，面对那道令所有译家向往的、由赤橙黄绿青蓝紫编织而成的彩虹，谁能手持彩练当空舞呢？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