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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中年而无用的我读到这句子，觉得特别痛快。趴在尘埃里放眼人生，我意难平，却能向谁撒气？也只有杯子、古人、风月这些“静物”了。

辛弃疾真是绝了，这世上多少壮志满怀，最终却难以事成，偏就他会说“醉里挑灯看剑”，宝剑藏虚匣，壮志不得用，只有等喝醉了，在无人的暗夜里把灯点起来，举高，抽出剑看看——只是看看而已，因为并没有用武之地。

他生在乱世，他文武双全，他壮怀激烈，然而，他是个一生处处被掣肘的人，让一代代人与他共情共鸣。读《稼轩长短句》，那些长吁短叹、悲歌怒吼，赤子浓烈而悲愤的情感风云扑面而来，使我也替他恨极了那个积贫积弱的王朝。每每想起他先上《美芹十论》，再上《九议》，南归40年却只有梦中一片金戈铁马，我很心疼他。这位生在沦陷之地的山东汉子，一派燕赵奇士之风，不受四书五经的约束。可是因为太把靖康之耻放在心上，他过了不如意的一生。他几乎不写诗，大约长短句比严整的律诗更能承载他复杂激荡的情绪吧。

夏承焘读了他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后点评：“肝肠似火，色貌如花。”这八个字恰当极了，辛弃疾从未老去，始终是这样一个肝肠似火、色貌如花的英雄男儿。与乱世狭路相逢，英雄未必能胜，辛弃疾终至消沉，却又到死不甘。我读他的词，那份沉甸甸的“放不下”，确实让人难过。

苏轼则不同。每每读他，我就想跟他喝一杯，浮一大白。他打动我的，是词作中透露出的那种文人气质。尤其是经历了很多世事、读了很多书以后，我就不由得和他有了一句一句的会心。“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清高疲惫的人，谁的心底没有这样的感喟？

苏轼兜兜转转、几番转折，把辛弃疾式的不平全部放下。在他的文字里，烟火气息、人间悲欢，很容易上升为玄思哲理。譬如我们看到“月有阴晴圆缺”，可能也会联想到“人有悲欢离合”，进而发出“此事古难全”的叹息，但又有几人能想到还可以“千里共婵娟”呢？所以我们以为他通达超脱，实际上他并不乐观，只是在看破世事之后不断地安慰自己罢了。

中国古代许多文人士大夫都很怪，大约是从陶渊明开始吧，一边“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边向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之前，也曾得意扬扬地入京供奉翰林，几度失意之后入世之心不减，又踌躇满志地写下组诗《永王东巡歌》，直到被流放。他们归隐、遁世、寻仙，在一生中的某些阶段灰心丧气。苏轼从来没有真正归隐，遣怀之词的结尾也总是一派光明与超脱。然而，他让人感觉到更真切的厌世和退避。他在风雨中吟啸徐行，可以说是名士风度，也可以说是“反正已经倒霉透了，随它去吧”。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写完了那首著名的《临江仙》，就把冠服挂在江边，长啸一声，驾舟而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听说此事的当地郡守吓得要死，以为“州失罪人”，到处找他，却发现他根本没有“江海寄余生”，而是在家里呼呼大睡。既然退无可退，不如原地待着吧。

我读《赤壁赋》，忍不住再三吟诵“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之类的句子，其中深沉的悲哀不言自明。人与人的交往、人对物的占有，都是短暂的，只有在永恒的自然、壮阔的宇宙面前，人才会有所领悟，再反观自身才会充满落差感。或许可以说，苏轼就是11世纪的海德格尔，他的诗文就是中国版的《存在与时间》了。精神文明的危机拨动了他的思想之弦，“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样的排遣，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的不得已。但苏轼是运用哲学之思、辞别日常俗务的高人，他擅长用三言两语让读者从他的厌倦、怀疑中“走出来”，无法决定存在与否，却可以决定如何存在，决定什么是适合做的或者值得做的。苏轼和他的词句，不吝于给我们这样的启示。

所以，苏轼比辛弃疾更适合坐在我们对面。我读现代诗人胡弦的诗，同样很有感触：“如果你忧伤，漫天大雪都是你的。而穷人只要剩下的：几块牛粪，一只在雪中刚降生的羔羊。”所以我想，难过的时候也许不应该只是抬头看月亮，而应该去做一点体力活。“穷人并不难过，只是搬动较大的石头时有点吃力。”这反过来可以解释辛弃疾的不平和苏东坡的忧伤。

有人仰望星空，有人脚踏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