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树，506，胜利渠。这是张者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中的三个独特地标。他写了人与树——一群小孩和一棵树的故事。

《山前该有一棵树》，叙述的人称和时间的处理颇有意味。由第一人称的复数——“我们”和现在时（“这时”，“第二周的星期三”等）展开和叙述，其中时有跃出，出现“我”的具体介入，但又很快恢复到“我们”，仿佛个体消失在群体的“我们”之中，故事展开到一半篇幅的时候——游泳课同学们沉浸在水中，突然，一转，仿佛那渠水，是岁月的流逝，点出“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去游泳池游泳”的习惯。于是，现在时变为过去时，随后，时而出现“长大后”，直至胡老师之死后的“多年之后”，是以现在时的“我”写过去时的“我们”，而现在时又是过去的未来时，这意味着“我们”的成长，“我”的成熟。故事以此行进，个体的“我”回忆集体的“我们”那段寻找拯救一棵胡杨树的故事。怀念一位老师，怀念一棵胡杨树，并且将两者统为一个生命的意象，虽死犹生。

寸草不生的裸山，更别说有树。胡老师却让学生无中生有，布置的作文是写树，就像当今的小说，没事怎么写——没有一棵树，怎么写树？这样“我们”望窗外的裸山喊：山前该有一棵树。此话，如创世神话。无与有、空与实，生与死、得与失。一棵胡杨树的移入，展开了这一系列关系。结尾回归到无、空、死，一个轮回，其间已有了别样的精神。这是一个“我们”成长的故事，蕴含悲悯之心，敬畏之心。

(资料图)

小说中的补鞋匠巴哈提，“巴哈提”是幸福的意思，而生活中他相当艰辛。由此，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新疆的民歌，相当多唱的是现实中的缺失，表达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向往。将荒漠开垦为绿洲，是张者和我的父辈实践的结果，小孩也继承了这种精神：无中生有——山前该有一棵树。现实缺失什么，文学就补充什么，这就是文学的时代精神。那片神奇的土地，最突出的关系是人与环境，《山前该有一棵树》集中表现在人与树的关系，进而，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惯。几十年后的“我”，在游泳池中还习惯先喝几口水，却拉肚子了。那是在胜利渠游泳喝水的习惯。张者不经意地逸开一笔，形成习惯带来的错位。

小说的主题，是一个关于拯救的故事：拯救一棵胡杨树，结果是没救活，这就是小说，救活了，则是故事。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就在于此。不过，一块飞石击死胡老师，就转入了故事层面（故事讲究意外事故）。而此前胡老师带领“我们”寻找、拯救一棵胡杨树，保持着小说的纯真质地。

读了此作，那棵胡杨树仿佛活了，在脑海里跑来跑去地移动，好像寻找扎根的地方。想象原始胡杨林中央，该有一棵粗壮的胡杨树，像在涝坝里丢一块石头，一圈圈涟漪扩展开来，胡杨树的气根冒出沙地，长出树苗，一圈一圈一群一群生长开来。要用多少个世纪才能长成原始胡杨林？我们仅敢暂停在它们的“边边”，那时，我们感到了人类的渺小和脆弱。

篇名是此作的文眼。与其说“山前该有一棵树”，倒不如说山前该活着一位老师。同为“移植”，胡老师从内地的大学“移植”到天山的一所小学当老师，他活在“我们”的心中。以树喻人，以树育人。

结尾的处理往往显示一个作家的精神能量和小说观念。

“一块碗口大的飞石击穿教室屋顶，直击胡老师的头部，胡老师死在讲台上。”结尾部分，写胡老师之死。现实中真实的死亡事故，转化为文学中的故事，处理不妥容易失真。而且，要死得其所，死得有意义。

由一块飞石联想到一只小白羊。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作家写到五分之三的部分，一只小白羊突然闯入小说，于是，门罗补叙小白羊存在的合理性。小白羊的闯入和女主人公的逃离，形成了一种隐喻和启示，使一个落俗套的逃离（故事总是难免有模式）有了新意和灵气。门罗为此得意，因为，小白羊不在构思的范围之内。其实，张者在小说开头已有了伏笔：开山的炮声中，飞石砸在教室的屋顶，已为结尾的飞石预示了合理的情节逻辑。

契诃夫阐述戏剧观：“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写墙上挂着一把枪的话,那么在后边一定要放枪,要不你这把枪就不必挂在这儿。”但是，契诃夫在小说里则常常不开枪——不了了之，或轻轻放下。这涉及到当代短篇小说的重要变化，颠覆读者的期望：有枪不响，甚至是没有实物的枪。我读到了那块“碗口大的飞石”，穿过屋顶，不偏不倚，砸死胡老师，惋惜之余，我阅读的理性起了作用：巧合的戏剧性出现了，那是作家设计的一块飞来石。

这种戏剧化还落在葬地：胡老师葬入胜利渠边那个移出胡杨的坑，进而，“胡老师的孤坟边真长出了一棵胡杨树”。学生围在树下（树长得那么快吗？），背诵那段《诗经》，调动所有的细节，并且环环相套，还用力发挥诗意的抒情——渲染升华胡杨树的意象：向死而生（那关于树像什么的一组并列句）。这跟前边的简约、克制的客观叙述形成反差。此为“枪响”一种：强化悲剧的效果，树之死和人之亡融合，聚焦在一个点，填补了那个坑的空。“我”吸收了童年时的诗歌营养，当年以诗歌鼓励一棵胡杨树，现今以诗情缅怀一位老师。可谓诗情飞扬。这是“重重地放下”的写法。

作家的写作，可归结为怎么看，怎么写？即作家以什么视角（观念）观察世界，又以什么方式表达世界？其结果有两种形态（也是概括世界的方法）：戏剧化，碎片化。前者为有戏有事，后者为没戏没事。当代小说作家面临的难题：没戏没事怎么表达？

当代世界短篇小说，契诃夫是一种强劲的传统，爱丽丝·门罗、雷蒙德·卡佛等经典作家强化了这一脉，没甚“大事”，却写得惊心动魄。卡佛说过，当一个作家对世界有了独特的发现，那么，就成功了一半，而另一半就是表达。卡佛讲究人物“内在的紧张”。张者的《山前该有一棵树》，没有树，移来树，写作文，关心树。胡老师带领一群小学生寻找、拯救一棵树，是在日常生活中展开人物的“内在的紧张”。叙述简约、朴素、有趣，没有戏剧化的刻意。但是，结尾处突然一块飞石的反转，情节转入戏剧性。关键是：人与树的“内在紧张”——关怀树的生长也是人物自身的成长，那么朴实而自然地展开，到了结尾，一块精准的飞石，却是外在的情节。小说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我在看到外在的巧合的戏剧性死亡之外，更愿意琢磨死亡的文学价值和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