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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把多多作为朦胧诗派的诗人，不如把他作为走独木桥的诗人，会更接近他诗歌捧出的诗心。我之所以在《意象的帝国》中，多次引用多多的诗，实在是他的意象繁简由境，既适合更新无知者的眼睛，也适合更新专业人士的词语观。有时，人们对诗歌的失敬，是以过量写作来促成的。过量就意味，写作者很难见识词语的怯场，好诗恰是词语怯场的果实。当我读到多多的新诗集《拆词》，我从中更深切感到了诗中言者的迟疑不定——诗人让词语踏上艰难征程的同时，必会怀疑读者是否真能领会他想说的。我只说自己消磨其间的感受吧，读《拆词》确与读多多别的诗集，大为不同。我以为，这是一部多多诗艺的转折之作。

粗读容易辨认出，部分诗作有萨义德所说的“晚期风格”。一些诗赋予理解的歧义，不止来自多多从前擅长的深度意象，也来自他对语言和哲思的探索。尤其后者，我读之颇有读禅师偈语、海德格尔、策兰后期诗的感觉。即试图超越标准语的限度，去触摸不可触摸之物，借有限之词说出无限。只是，萨义德所说的成因，即近乎失控的力不从心，导致的不合时宜，我以为，不适合用来解释《拆词》的“晚期风格”。进入诗集的一些探索之作，虽有“晚期风格”之果，却无萨义德所说之因，倒是相反，恰恰给人有备而来和全神贯注之感。比如，多多在《无语词语》一诗中，写道：“从这不可言说，无知来自已知/尚未保留从来，词语仅毁于准备//挖开你的沉默，无词并非无效，其间有智力的崩溃”。诗人不止说出了写诗的语言历程，也让读者嗅到了他诗作的敌人：已知、准备、智力等。这里含有一个诗歌悖论，让诗能读，就意味诗中必有已知等，但诗人又必须过河拆桥，让已渡到未知彼岸的读者，羞愧于刚走过的桥。多多的认识充分可见一斑，他事先知道，自己会进入那片可能会失控的词语领地。

让读者直接接受未知，通常颇为困难，诗人常见的解决之道，是从已知意象出发，来抵达未知意象，这也是多多以前的擅长。在诗集《拆词》中，仍有不少诗作在沿用此道，“从这欲言又止的雨滴/留下无为懒散的笔体//这来自高空的书写/它出字，自它出//字在哪里，家就在哪里/根基在云里”（《听雨不如观雨》）。由熟悉的雨滴和字的意象，组合成雨在写字的陌生意象，仿佛背后藏着如诗人一样，在字中寻家的灵魂，这类追随自由的未知，读者是易于接受的。即使是传递自我悖论的意象，比如，“从一面更年轻的镜子里/我反对自己//一个越来越老的童年/不知开始，只识单纯//我的心，不要成熟/也不要灯塔//要造出灯塔的光——”（《从童年到童年》），读者藉着意象背后的人生经验，仍可以了然未知意象。即不打算世故的诗人，他的童心会是镜子中衰老容貌的敌人，他珍惜这颗童心发出的单纯之光，用精神的“我”来反对身体的我。这一意象传递的经验，也与那些“长不大”的艺术家相一致。毕加索就说过：“用尽一生的时间，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

一旦诗人在诗中谈论语言，开始关注语言的效用，他超越物质的渴望，就面临经验和词语限度的阻挡，文字就成了他迫不得已的妥协。如果字典字义之外的神秘之物，不再有经验为之背书，诗人还能何为？我以为，这与席勒当年的困境如出一辙，席勒发现了符号与现实之间的缝隙，两个世界是彼此独立的，无法互为因果，可是人偏偏得用符号部分地指认现实，席勒为了让自己安心，索性用信仰代替了解释，认定人脑既然是自然之物，它创造的符号世界就必与自然暗合。这是信仰，不是科学。被科学逻辑看不起的诗歌，恰恰可以在逻辑之外，帮助复苏更完整的心灵：被理性与非理性永远纠缠的心灵。经验可以让修辞离公众更近，诗人一旦有离开经验的冒险，就如策兰晚年所为，让修辞成为标准德语经验的敌人，如席勒所为，用概念在戏剧中造人，那么诗人的孤独就成为一个语言现象：诗人仿佛要在诗中，创造一门外语。多多有的诗，甚至会把他擅长的意象，与超越词语限度的努力，合为一个认识悖论:

穷到只剩词

写下必历的

心碎而人宁

（《起念的初起》）

（《拆词》多多/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