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而言，‘双减’政策是基于城市问题而诞生的政策，与乡村教育情况存在偏差，从而导致乡村地区成为‘双减’政策的真空地带。”日前，由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承办的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举行。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徐玲、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生徐长虹带来《乡村家长对“双减”政策感知的质性研究》主题分享。

据调查，乡村家长获知“双减”政策的途径单一，普遍对该政策认知不足；乡村家长对“双减”政策的配合度较高，但满意度较低；“双减”政策的实行对乡村家长的补习选择目前总体来讲影响较小。

●初衷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双减”政策很少提及乡镇或农村学校

“双减”政策推行之后，实施效果一直引人关注。

谈及对乡村家长“双减”政策感知开展访谈调查的初衷，徐玲表示，当前的“双减”政策，很少提及乡镇或农村学校，这就导致如何在乡村地区执行“双减”政策具有完全模糊性。

就课后服务方面而言，“双减”政策课后服务的文本并没有体现城乡教育的差异性，仅有少数几个省份，如湖南、青海明确提出“乡镇和农村地区学校的课后服务结束时间要与学生所乘坐的校车、公交车、客运班车等运营时间相协调”，但农村学校课后服务具体怎么开展鲜有着墨。

“乡村学校本就是教育的薄弱地带，对于课后服务更是无从着手，在政策没有给出乡村学校课后服务探索方向的前提下，乡村学校课后服务很容易成为政策的真空地带。”徐玲补充道。

乡村和城市教育环境差别较大，不区分地域差别的“双减”政策在乡村实施效果如何?家长作为“双减”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双减”政策有着怎样的政策感知?如何利用乡村家长对“双减”的政策感知，提出政策的优化路径，使政策效果最大化?

为此，徐玲的团队选取9名山东、湖南等省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开展质性研究。本研究以乡村家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了解他们对“双减”政策的具体感知和政策改进建议，收集到的访谈原始资料共计1.6万字。

●调查

乡村家长普遍对政策认知不足

研究指出，乡村家长获知“双减”政策的途径单一，普遍对该政策认知不足。在认知途径上，乡村家长对于“双减”政策信息的获取途径主要是电视新闻和学校下发的“双减”政策宣传单。在认知程度上，家长要么完全不知晓“双减”政策，要么认为“双减”政策和孩子学习生活关系不大，并没有进行深入了解。有家长表示，“基本上是不了解，当时看完宣传单就忘了”“没读过政策，不了解政策目标”。

乡村家长对“双减”政策的配合度较高，但满意度较低。针对课后服务，家长在对课后服务的课程选择、课程内容、服务时间等具体安排了解不多，且拥有不参与的选择权利的情况下，乡村家长的态度同样是接受、配合和支持。有家长说:“他们班同学都参加……虽然收费，但我挺支持的，让孩子在学校收收心，多学点，有老师指导着挺好。”

但乡村家长对课后服务和作业负担的满意度不高。课后服务政策出台初衷是让学生在校内学好、学足，并解决城市中双职工下班时间和学生放学时间冲突的问题。但对乡村来说，家长就业方式和时间相对灵活，且乡村学校一般距离居住区不远，无法及时接送学生问题不突出。在团队访谈过程中，乡村家长普遍认为，课后服务的价格过高、内容以学生自习为主。

而在课外补习需求方面，徐玲团队发现，“双减”政策的实行对乡村家长的补习选择目前总体来讲影响较小，兴趣类补习开班情况、价格、服务时长暂时均未变化。有家长反映，“村里这些补习班，都是个人办的，他今年办，明年可能就不办了”。徐玲也告诉记者，如今很多补习班转入地下，成为监管难题，“在需求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引导供给方和需求方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

●建议

细化乡村课后服务标准

毫无疑问，家长作为“双减”政策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双减”政策的感知是判断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标准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徐玲建议，需要县市级政府及其教育部门在省级政策所具有的政策弹性空间下，发挥能动性，关注乡村地区。其中，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双减”政策宣传力度，另一方面要保证政策信息传播的全面客观，使得家长对于“双减”政策有全面清晰的认识。

“从访谈结果来看，家长对‘双减’政策内容中课后服务的满意度较低。”徐玲认为，各地方政府在执行“双减”政策时，要强化对乡村薄弱学校的财政支持；如云南省规定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收取课后服务费，费用全部由政府公共财政承担。同时，学校在执行“双减”政策时要充分利用校内外优秀教育资源，丰富学校课后服务形式。

此外，还要考虑乡村教育环境的特殊性，因地制宜，细化乡村课后服务标准以及课外补习机构监管要求，灵活制定有针对性的“双减”政策。教育行政部门要综合考虑乡村学校的实际情况，改善乡村学校开展课后服务的条件，可鼓励学校与兴趣类培训机构合作，开设兴趣类基础教学课程，这样既丰富了课后服务课程类别，又解决了师资问题。

针对乡村培训机构隐蔽性强的问题，可采取政府监管和群众监督相结合方式，设置举报电话和举报网络平台，当群众发现校外培训机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拨打举报电话或者扫描“双减”举报随手拍二维码进行举报。加强对社会培训机构的运营资质、从业人员资格、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收费标准的审查和监管，避免培训机构超标、超纲教学，破坏“双减”成果。

采写:南都记者　孙小鹏

南都制图　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