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诸多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巴金的文字大概是最带着痛感的，阅读其相关的词语，我有时会感到，那谈吐中有教徒般的虔诚。如果要聆听鲁迅的精神回音，他的作品传达的情感都颇值得玩味。与胡风、萧红的鲁迅情结不同，巴金的凝视带着另外一种目光，远与近的视角映带的意象更为神奇。他的文字一直呼应着鲁迅内在的幽思，这种笔调，直到晚年也没有消失。

【资料图】

出身于成都的巴金不像一般南方作家那么多幽婉、纤细的情思，他的身上有点北方的清冷与忧郁的气质，在某些地方更像俄罗斯作家那样冷热交织、阴晴不定。与那些自信的、踌躇满志的人比，他一直徘徊在忧虑与期冀之间，焦虑感流溢在辞章之间，内省与追问伴随着各类文本，有时候读他的作品，仿佛是读一种译作，因为其中染有某些异质的气息。

虽然有明显欧化倾向，但在他的血管里依然流着儒家的血液。他那么反对旧的礼教，内心依然有着传统的东西，思想中未尝没有旧文人的痕迹，温良恭俭让的遗风也有所体现。他其实意识到了自己的这种懦弱的一面，并认为只有鲁迅才真的走出了传统的阴影。能够看到，他的视野中自始至终矗立着鲁迅这座灯塔，那巨大的投影在其身上未曾消失过。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作家这样使他为之着迷，在他看来，自己一生所努力奋斗的目标，都没有超过鲁迅的精神主题。

每每想起鲁迅，他都有一种倾诉的欲望，年轻时读了鲁迅的书，便找到了一种书写的感觉，而在认识了先生之后，自己的天空忽得开阔起来。他承认，就一生的选择来说，自己触摸的思想不及鲁迅的一角，无论为文还是为人，鲁迅都是自己的引领者。

显然的，鲁迅与巴金，是现代知识人的两种类型，前者深而大，后者清而纯。一个是从老中国泥土里趟过的不倦的跋涉者，一个乃怀着期冀的青春少年。虽然出发点不在一个地方，但是他们都共同表现了知识人寻梦的苦思。在了解中国知识人的心灵历史时，鲁迅与巴金提供的话题一直被后人所阐释。现代文学里的西方人道主义传统，在他们那里是有所折射的。鲁迅的审美元素里，除了俄国元素外，还存在着德国、日本的诗文之影，加之魏晋之音，显得驳杂复杂，巴金还仅仅限于法国、俄国的人文主义的背景，所以单纯得如清淡的白云，不染灰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他们的选择中遇到了共同的难题，彼此在对文化的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可以找到许多相近的地方。

巴金曾在《忆鲁迅先生》一文说自己是在鲁迅的启示下走向文学创作的。1925年8月，他在北京投考大学，因病未能如愿，半个多月的时间，陪伴着他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在这苦恼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鲁迅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艺术的力量”，“他的书是我的一个指路者，没有他的《呐喊》和《彷徨》，我也许不会写出小说”。[1]在这道白里，既有感激，也有精神的呼应在。因为鲁迅的文脉连通着苦路上寻梦的人，惨烈的时空里的忧思和爱意，让绝望中的人有了新生的冲动。巴金后来从事写作的时候，《呐喊》《彷徨》的调子一直在他那里挥之不去。

到了三十年代，巴金才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第一次见到鲁迅时，他显得异常兴奋，后来在回忆里记录了那个瞬间：

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那天到的客人不多，除鲁迅外，还有茅盾先生，叶圣陶先生几位。茅盾先生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我正和他讲话，饭馆的白布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可是比我在照片上看见的面貌更和善，更慈祥。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有风趣。[2]

晚年的时候，他多次谈及鲁迅对于自己的影响，有一次，他这样写道：

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

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诉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3]

在巴金眼里，只有鲁迅才称得上中国人的良知。因为在这位文学巨匠身上，巴金学会了怎样思考和做人。他的思想深处，一直保留着鲁迅所给他带来的美好的回忆。

鲁迅在与巴金的几次接触中，对他的印象很好。从鲁迅日记零星的记载中能够看到彼此的互动。当巴金向他约稿时，鲁迅便把最后一本小说集《故事新编》交给了他，也答应翻译果戈理的那部著名的小说《死魂灵》。这是他们彼此间的默契，乃至后来有人在鲁迅面前谈及巴金不好的时候，鲁迅显得十分愤慨。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谈到他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时，鲁迅就说：“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4]鲁迅又说：“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ˊ安那其主义ˋ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5]看得出来，鲁迅对于巴金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对于其为人与为文是肯定的地方居多。他们彼此各自都吸引着对方，巴金之于鲁迅，有点像郁达夫和鲁迅那样，审美和认知上虽差异明显，但在精神的真与诚方面，彼此都是相互信任的。

民国期间，巴金的影响相当可观，他的《家》《春》《秋》在社会的辐射力超出一般的作家，几乎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他的情感表达方式半是现实主义，半是浪漫主义，一切都显露在外表，热情与忧郁都外化在词语间，青春的明快与奔放隐含着一代新文学家的梦想。不过在他的一些作品里，也带有鲁迅的某些焦虑和痛苦的形影，在面对世界时表现的忧患意识，也是他后来与鲁迅走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巴金的阅读趣味与辞章表达特点上看，他与鲁迅有着某些交叉的地方，比如都喜欢迦尔逊、契诃夫、高尔基，对于法国的卢骚、雨果也怀有敬意，小说的某些意象也有相似之处。不过，同样是摄取域外文学的资源，巴金体现的是梦幻的色彩，情感的单纯与背景的昏暗形成反差，有时候带有童话的意味在。鲁迅的文本显得复杂，古小说的清俊、日本文学的简洁，还有德国思想的穿透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拷问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漩涡。巴金自己知道，在苦苦奔走的时候，其实鲁迅早已摸索出了一条中国知识人的路，但是敢于在四面陷阱的苦路上独行的，也只有鲁迅一人而已。作为鲁迅的追随者，他不过远远望着那背影，自己是跟不上的。

二

巴金走上文坛时，新文化运动早就落潮了，他所面临的问题，与鲁迅那代人已经略有差异。新文化初期的知识人，要面对旧的遗产和整理国故的挑战，精神就不得不与旧我作战，新中有旧，旧中带新，文字不免有古老的幽魂在。但到了巴金那代人，面对的是怎样成为新人的问题，只要与旧的遗产决裂即是，余下的，不过介绍域外的文化，建立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的园地。沿着鲁迅那代人的路走，才是众人的应有之义。

年轻的巴金不善交际，内倾的性格使他的文字多带梦想的成分。那时候他被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思想所吸引，思想里多自由的漫思。“五四”后的许多作家都有很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写作是有着一种拯救苍生的冲动的。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为人生”的创作态度，可以代表当时文艺队伍的主导倾向。但巴金与文学研究会的前辈们有较大的差异，虽然他也承认自己的写作属于为人生的，审美的方式则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些使他不会像鲁迅那样对于现实进行入木三分的解析，而精神走向有时候是一致的。比如，鲁迅认为文学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6]，巴金对此是认可的。他谈及自己的创作时也坦言，因为梦醒不能实现，通过文学来唤起民众的觉醒。这些可以看出那时候的作家的现实功利性。正是在这个层面，鲁迅对他的吸引力，是极为强烈的。

巴金文艺思想的核心部分，应当说与鲁迅有某些重合的地方。我一直觉得，他身上有着一般作家共有的艺术良知和审美特色。许多人在他那里感受到一种神圣的东西，这些仿佛上帝之光不断地召唤着他。他那么热爱安那其主义，以致忽略了国内的许多精神资源。只是鲁迅是一个例外，他的思想是有磁石一般的引力的，其精神也影响了巴金的写作。巴金说：“文学艺术的作用、目的是什么？......我一生都在想这样的问题。通过创作实践，我越来越理解高尔基的一句名言：‘一般人都承认文学的目的是要使人变得更好。’”[7]巴金的这种信念是始终贯穿在作品之中的。从《灭亡》到《随想录》，横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表达的几乎是同样的精神主题：让社会变得更完美些，让人们变得更完善些。

因而，在他那里，一直表现出“圣界”与“俗界”的对立，单纯的情感消解了一切世俗和欲望的东西。1980年4月4日，在日本东京朝日讲堂讲演会上，他诉说了自己的这一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五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8]

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谱系和审美的背景，他所欣赏的作家，许多也是鲁迅译介和点评过的，有的对于鲁迅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巴金认可这些作家，不过与鲁迅略有不同，他还不能从精神哲学层面思考存在与意义的话题，而是从伦理学和审美判断里借取外来资源。他们的作品成了其信仰的一部分而非复杂的认识论的一部分。这些域外作家支撑着其审美的快慰和表达的快慰，但还不能深化其对于生活的更为幽微的认识。他从文本的幻影里看到希望之所在，而鲁迅则从文本回到现实存在中，作出追问性的表述。巴金也感受到，与鲁迅比，自己的拘谨和简单化思维，也可能忽略了域外资源的歧义性和复杂性。停留在外在性的精神体的时候，他的文字则激情有余，沉潜不足。现代中国作家，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像鲁迅那样思考问题的。

但巴金还是以自己的真诚与勇敢赢得了读者。他的作品像个天真的孩子的独语，没有一丝颓废和荒诞的情感，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显得那么明快。就写作风格而言，他的欧化倾向也简化了母语表达。翻译和写作，文体几乎没有差异，行文是一致的。他的英语、世界语的修养，帮助他很好地打通了与世界对话的途径。翻译那些有趣的小说和思想读物的时候，他的精神也是燃烧其间的，乃至我们无法分清是原作的色彩就是如此，还是他赋予了原作纯然的图景。他所译介的著作很多，《面包与自由》《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草原故事》《文学写照》《快乐王子集》《六人》《迟开的蔷薇》《父与子》《处女地》《散文诗》《往事与随想》等都有鲜明的温情主义特点，那些作品并非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流露，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深隐在文本的背后。巴金欣赏它们，不是唯美主义使然，使命感才是最吸引他的原因之一。

巴金与鲁迅一样，很少称自己是作家，甚至干脆将自己与纯艺术分离开来，认为自己与之有很大的距离的。鲁迅曾说：“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9]在鲁迅看来，他的注意力主要是国民性的改造，所写的文字不过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达成方式而已。这不是自谦，在文学追求中，有一个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艺术是自由精神的载体，只有精神解放，才会有艺术的解放。“五四”后的许多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在这条路上。巴金的写作有别一般追求，并非躲在艺术之宫自吟自唱。他说：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以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自愿舍弃艺术。艺术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光明，假若它不能够打击黑暗。整个庞贝城都会被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跟多数人隔离，像现在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些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思想：即使没有它们中国绝不会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人民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倒是极小的事情。[10]

新文学作家有类似感受的很多，他们以为古老的遗存和所谓艺术，与今天的活的人生是隔膜的。人存在着，健全而有趣味地活着，创造合理的社会，才是真的目的。在巨大的社会生态面前，艺术不过小小的存在，作家要关注的是更为辽阔的世界里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金感兴趣的不是己身的焦虑，而是他人的冷暖。在谈论创作的时候，纯粹的艺术技巧被一笔带过，审美的话题是隐含在词语的背后的。实际上，巴金有良好的艺术造诣，他的文采自如灿烂，流水般的词句闪动着诸多灵光。应当说，辞章的表达纠缠着审美，只是它是一个只可意会、难以表达的问题。他从鲁迅那里受到启示，直面人生乃写作的动因，比艺术重要的事情还有很多，陷于自怜自爱的辞章里，其实是没有出息的。

三

上世纪初，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和法国近代哲学，是颇有吸引力的。从古典哲学中流变而分离出来的人文主义思潮，曾一度风靡中国知识界。鲁迅以及后来的巴金，他们认识问题时，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了影响。学界普遍认可这样一个事实，鲁迅的个性主义，就有尼采、克尔凯廓尔、斯蒂纳的元素，间杂俄国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从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就借鉴了域外思想资源。较之科学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在那时候影响更大。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所以受到推崇，一方面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中国古人的天地人观念中，人的概念是一种有善良意识的元素，只是西方人文主义将其位移到重要地位而已。另一方面，它迎合了启蒙主义者的内心需求，启蒙的目的是把人从非人的环境解放出来，带来身心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为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提供了理论基础。鲁迅对于个性、自由、无伪的追求，都可以在这些思潮里找到解释的理由。

巴金进入文坛时，也深深被这种思潮所鼓舞。他早期大力提倡克鲁泡特金的学说，其精神指向十分明显：推翻专制王朝，寻觅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在对于社会的认识上，他比鲁迅要简单和纯粹，也走得更远。他干脆抛弃了社会变革的中介环节，梦想一步到位，进入到乌托邦王国。他甚至觉得，改变中国社会，除了安那其主义，别无他途。

对于人文主义的看重，必然导致他们后来深刻的个性化写作。这也是他们形成自己的价值理想的主要精神来源。而他们的价值观，反而又对接受西方的有质感的审美思想，起到了强化作用。

鲁迅与巴金早期的道德观都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发现的基础上的。价值观是二者理性大厦的根基，这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不过鲁迅摄取域外资源时，还涉及知识论的资源，相关的审美的思想也受到注意。这使他比一般人要显得广博。因为有复杂的维度在，他的文字带有更为斑驳的色彩。不妨说他的思想是复合型的，巴金则是单纯型的。前者杂而浑厚、高远灿烂，后者透明而温润，一清如水。后世研究者在对比他们的思想与审美特点时，多是看到此点的。

不妨说，他们的精神气质里绝少物质化的东西和市侩遗风，在内心深处都有爱意的本色存在。早期鲁迅的出发点是人的解放，“立人”才是根本。物质的丰富并不能解决精神的痼疾。中国清末的洋务运动所以没能根本改变社会面貌，就在于人的素质出现了问题。《文化偏至论》就批评了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弊端。他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11]为了改变这一窘态，鲁迅认为，提倡新的文艺是一条有意义的途径。以感性的方式唤醒沉睡的人们，并走向改造社会的路是一种最可观的选择。这种从精神入手的对于民族命运进行考察的思路，实际是国人旧的儒学思想的现代版，只是到了现代，内容有所不同罢了。现代知识人多了一种儒家曾忽略的生命价值第一的思想，鲁迅正是从生命价值的角度把握世界。他早期的杂文和小说，差不多一直表现了对于生命价值观的沉思。他在《热风·生命的路》写道：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自然赋予人们的不调和还很多，人们自己萎缩堕落退步的也还很多，然而生命决不因此回头。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12]

无疑，这是典型的进化论色调的生命体悟。西方的进化论理念在鲁迅那里是一种突破静止感的天然之力。在传统进化论那里，价值观乃是生命的内在欲求的社会性的表现。因此，生命价值也只能在社会环境里得以实现。能够感到，鲁迅接受进化论的心理基础，乃是对于生命价值追求的一种形而上的渴念。

有趣的是，青年巴金的思想起点也是围绕着生命价值话题展开的。他说自己的作品的出发点是追求生命，自由与善良是人的最宝贵的、根本的社会属性。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这种基本的欲求。巴金从价值观入手，开始系统地研究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他将其视为科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中集中体现了人的生命价值观，这些思想是使人类摆脱异化的理论武器。在小说《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里，都能够看到克鲁泡特金思想之影。这位俄国思想家的文本在解释世界的时候无疑有自己的偏颇，青年巴金尚无力辨别其思想的来龙去脉，但那种温存的精神和爱意，却开启了其思想之旅。安那其主义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而言，有着不可低估的内力，它唤起了青年人与世界博弈的冲动和构建乌托邦社会的冲动。

新文学出现初期，人们的新的精神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这有限的思想却怎样鼓舞了寻路的人们。对比起来，鲁迅的价值观很快发展为一种凝视时代而又超越于时代的话语，他的自我意识萦绕着更为多元的精神因子。自我意识是人对于人自身的认识。鲁迅从价值论与认识论出发，开始深入地、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文化的自身结构，并且把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现代理性精神高扬在文化批判领域。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存在着主体必须否定客体的倾向，这种观点对于解释后来知识人的思想不无参照意义。鲁迅在一种理性的高度上，对于传统进行了深切的批判，其间带出多维的精神纠缠。可是他在倾向上与黑格尔主义相去甚远，倒是和康德精神有某些对应的地方。巴金与鲁迅比，纠缠的元素颇为单纯，价值观与自我意识间的过渡是直线方式的。用卢梭和黑格尔主义来衡量他的思想倒是可以看出某些特色。他的审美一直停留在道德的层面，主体对于客体的克服是在一种幻象中完成的。主体与对象世界往往界限分明，不像鲁迅那样呈现一种漩涡之状。罗素在讨论浪漫主义思想的时候认为，“卢梭和浪漫主义运动把主观主义从认识论扩张到了伦理学和政治学里面，最后必然的结局就是巴枯宁式的彻底的无政府主义”。[13]可以说，这里也隐含着认知的悖论，巴金的窘态于此也可见一斑。

是的，尽管他们的写作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性，但二人其实是沿着两条道路前行的。鲁迅驻足于黑暗，且潜入底部，将古老幽魂搅动起来。他带着罪感和不安的时候，周身也有光的闪烁，照出身边的苦涩。巴金拖着黑暗之影，却瞭望到了头上的星空，他很快切割了后面的世界的黑影，沐浴在梦想的喜悦里。鲁迅笔下的形象都是不可理喻的，巴金的小说人物往往泾渭分明。在鲁迅眼里，国民的先验形式是阻碍人性、泯灭人性的桎梏，改造国民性便成为一种必做的工作。巴金从善良意识出发，以内在纯然的情感把握对象世界，其重心不是探讨国民内在结构，而是苦难形态。这样，我们在鲁迅笔下看到了阿Q形象，这一典型牵连着存在的悖谬超过了感觉阈限。如果不是对中国的文化心理有深入体味，如果不是沉浸在黑暗体验里，这样的人物形象将会流于单薄。在巴金小说中，没有阿Q式的反讽的形象，但我们看到了觉新、周如水、汪文宣一类受难者的面孔。他们折射了知识人的某些畸形心态。这里也无意中形成了鲁迅式的忧郁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主题。若说巴金的写作是在鲁迅思想的延伸线上，也是对的。

四

曾经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启示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思考，这一思潮对于本质的理解是置于存在的后面的。有学者已经意识到了鲁迅与存在主义的形异神同。他总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没有引导者的时候，内心则成了生命的向导。而巴金的头上总有一个引导的星座，它外在于自己的世界，寻找它才是一种意义。当他看到鲁迅的孤独前行的背影时，意识到了与西方一些思想者同样的精神活动。这正是自己要寻找的参照。鲁迅的精神主题在巴金那里的投射，给他的世界带来了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我在读他的作品时，隐隐地感到他内心世界与鲁迅的某些神似。在他的绝望、呼号以及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中，读者也体味到了一种类似鲁迅笔下“过客”的形象所展示的意蕴。

当《家》中的觉慧毅然地冲出古老的专制之门，去寻找别一世界的人们的时候，当“爱情三部曲”中的男女青年以身殉道，走向死亡的时候，巴金分明在编织一幅幅悲壮的人间之图。他写了那么多不幸的人们以及走出不幸的挣扎者的形象，而人的价值就是表现在这种忘我的献身精神里。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4]他的许多作品，所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意识。这种悲剧意识在作品中唤起了人的道德感和幻灭感。鲁迅与巴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再现了个体情感受挫后的抑郁与苦闷，表现了现实的苦闷和命运的残酷性。但是，巴金同鲁迅一样，他在作品中并不是单一地向人们宣泄一种绝望的情绪，他们在作品的深层结构中，表现了为实现自我的生命价值的内在欲求。这种主体对客体的抗争，且试图将自我从旧的文化形态中解救出来的呐喊，也是新文学里时断时续的主题之一。

悲壮的鲁迅与忧郁的巴金的作品中都有一些黯淡的颜色，几乎看不到朗照。鲁迅的《祝福》《伤逝》《孤独者》都笼罩在死灭气息中，乡民与知识人，希望的路都陷落了。巴金的《家》《春》《秋》《第四病室》《寒夜》向人展示的都是绝境之音。鲁迅笔下的彷徨者的形象，大多是觉醒的青年无法实现自我的悲哀，像《伤逝》中的主人公那种恍惚的心理，无不是幻灭的悲哀：“四周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15]在《孤独者》里，主人公面对渐渐消失的路，感到如坠地狱般的惊恐。魏连殳性格的突出特点是敏感、脆弱、孤独，他总是处于生存与毁灭之间，不幸多是绝望的哀号。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布置了阴暗的刑所拷问着人的灵魂一样，《呐喊》《彷徨》里满是无光的旷野的暗区，人的悲苦之境可谓极矣。巴金的作品也染有类似的情绪，《家》里的觉新的忧虑、迟疑、无措的哀凉，雾一般笼罩着一切。虽然他已经接受了新的思想，但现实中不得不处处妥协，除了忧郁、彷徨，我们看不到一丝光明。不妨说，这是现代作家普遍的一种无奈之感，由此可见他们走上新文学之路的理由。写作也有自我宣泄的时候，而这种宣泄，显然也存在着鲜明的目的：揭出病态，引起疗救的注意。[16]

而在对这种忧郁与黑暗的揭示过程里，他们与周围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诸多的写作都带着忧愤意味，批判性的表达在作品里形成了一种基调。鲁迅不仅再现了风俗之恶，也指出了人性之恶，在对于传统的批判过程中，不乏对自我的批判。王得后先生认为，鲁迅在“看透了大众的灵魂”的时候，自己内心是复杂的，它以攻击性、隐蔽性与矛盾性显示了灵魂的深。而巴金的批判性是诗意的，更多地外在于世界，炽烈、果敢、直接。多年后，巴金回忆鲁迅的时候，他也深感自己的深度有限，虽然也在反黑暗的路上，而文字背后的历史维度并不广远。他热爱托尔斯泰，却又不能以宽阔的视野凝视复杂之物，喜欢鲁迅，而未能消化其身上的杂调。鲁迅是个丰富的球体高悬在那里，巴金犹如风中飘带，抖动于精神的天幕。喜欢他们的人，都感动于那种难以触及的高贵意识。

与鲁迅的无所不在的痛感相比，巴金的作品是有幻影的存在的。用他的说法，是一种醉态。这种醉态不是陶渊明式的，也非杜甫式的，而带有宗教的痕迹。在忘我的沉浸里，一切都不一样了。写作是一种自我的燃烧，迷狂的时候，思想是无累的，我们在此看到他寻梦的激情。在《醉》一文里，他谈到了自己的这一形态：

我从前说过我只有在梦中得到安宁，这句话并不对。真正使我的心安宁的还是醉。进入到了醉的世界，一切个人的打算，生活里的矛盾和烦忧都消失了，消失在“众人”的“事业”里。这个“事业”变成了一个具体的东西，或者就像一块吸铁石把许多颗心都紧紧吸引到它身边去。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情感完全溶化在众人的感情里面。甚至轮到个人去牺牲自己的时候他也不会觉得孤独。他所看见的只是群体的生存，而不是个人的灭亡。[17]

对于这一篇文章，一般研究者注意不多，可是却体现着巴金精神的本色。我们对比一下鲁迅，他也曾麻醉过自己，但很快从中摆脱出来。于是他甘愿沉默到黑暗里，身边是鬼火与蛇迹，渐渐被那影子所吞没。但他又在搏击中打破了黑暗中的平衡，地狱边上总还是开出脆弱的花，瑟瑟于风中，也未尝没有春天的气息。在那孱弱的形影里，我们看到了微末的希望。鲁迅太清醒，这给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晚年，他才感到，自己还过于天真，而老到的鲁迅，不会轻易被迷幻的影子所俘虏，总能够在明亮中看到黑暗，于希望中悟出虚无，人在悖论里的存在，是被先生看得清清楚楚的。

五

1936年秋，在鲁迅的葬礼上，巴金是被安排抬棺的几个青年之一。因为那次活动是左翼作家策划的，他的身份显得有某种代表性的意味。如此说来，在左派看来，巴金也属于同一营垒的人物，乃亲近鲁迅世界里的人。虽然那时候左翼内部冲突很多，他是置于事外的，不过从大的倾向上看，在左翼与自由主义两个营垒面前，他是偏于前者的。

三十年代的上海，海派的气息浓郁，但却没有覆盖到他们的世界。世俗社会的花花草草，有时候不在自己的兴奋点上，他们拥有着各自的路径。鲁迅遭遇的东西远比巴金复杂，思想中纠缠着古今中外的复杂之影，所做工作之多是惊人的。晚年的鲁迅倾向于苏联艺术，开始注意革命的话题。不过他对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兴趣高于列宁，而巴金那时候的思想在旧俄的文学世界里。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对于他的引力，是超过苏联革命时期的艺术的。他虽然礼赞了高尔基，但对于这位作家的早期作品更为着迷，高尔基晚年的一切，他了解得相当有限。

旧俄的文学满足了巴金对于人道主义的幻想，而鲁迅却觉得停留在托尔斯泰的层面思考中国问题会遇到一些难点。因为不抵抗主义中的人道主义是无力的。鲁迅所以接触新俄的艺术与理论，主要考虑的是改造社会的具体行动如何可能。在中国，满足于象牙塔内的思考存在局限，倒是切实的社会变革才能实现知识人的梦想。但鲁迅那时候也遇到诸多新的问题，一是集体意识与个人自由如何协调，他自己并无经验。二是探索性的艺术怎样与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在革命的时代里，旧式的遗存如何安放，还没有确切性的答案。这些新的问题在他的文字里有所体现，而与左联内部的冲突中，其探索中的失败与收获都有，说他带着伤痕走在十字街头，也不无道理。

鲁迅遇到的难题在巴金的晚年已经普遍化了。许多新的困惑都是三十年代所没有经历过的。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鲁迅的思想并不能让他找到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他朦胧地感到，自己与鲁迅这样的前辈其实都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漩涡里。鲁迅走得太早，没有处理面临的棘手难题，而自己则亲历了历史惯性里他的悲剧人生。巴金在六十年代最为绝望的时候，开始怀疑中年后的选择，慢慢放弃了对于时代语境的接受，于是翻转身体，回望远去的时光里的那些亮点。他决定翻译赫尔岑的作品，以此苦度残生，也经由赫尔岑，重返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传统。而这个时候，他也意识到，鲁迅早期译介尼采等人的作品时，也有类似的心情吧。不过，在鲁迅与赫尔岑之间，后者给他的抚慰可能更大，因为那纷纭的灵思满足了自己的某种梦想。鲁迅身上许多陌生的元素并不能进入巴金思想深处，但赫尔岑却点燃了他的希望之火。这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其思想的不妥协性有着很大的隐喻性，借着赫尔岑可以思考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二是赫尔岑也是给巴枯宁、屠格涅夫带来精神冲击的存在，而自己也是亲近这些思想者和作家的；其三，赫尔岑笔调的文学性与自己的表达方式有相似的地方，那种思想漫笔更能勾起自己的漫想。文学与思想的相得益彰，也是巴金最为喜爱的。

赫尔岑的作品对于权力的蔑视和对于纯然之所的追求，也带有乌托邦的冲动，责任、信念、自我牺牲精神，都是感人的。他的作品是哲学与诗的融合，而且有很强的近代西方哲学的背景。《往事与随想》涉猎的内容很广，古典哲学与宗教、近代艺术与激进主义、安那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悉入笔端。他的思想是在异质的文化碰撞里产生的。巴金惊讶于赫尔岑的博雅和纯然，他在流放中的情思和革命中的殉道感，都是中国知识人中最为缺失的。而且重要的是，这种精神与巴枯宁的安那其主义也颇为接近，许多俄国思想者都从其文字得到鼓舞。以赛亚·柏林在《俄国思想家》中写道：

十九世纪俄国革命作家中，赫尔岑与巴枯宁至今仍最令人瞩目。他们在义理学说与气质上都甚多差异，但一致以个体自由的理想为思想与行动中心。二人都奉献此生，反抗社会与政治、公众与私人、明揭与暗藏的各种压迫；不过，也正由禀赋才具繁复多姿，二人在这项重要课题上的观念的价值反而有因此隐而不彰之势。[18]

这一段话也可以解释巴金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深因。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虽然那时候已经不再提及安那其主义，但他的思想中依然残存着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印记，而且经由这些与赫尔岑的精神相遇。在这个相遇的过程中，巴金再一次与人道主义重逢。他在晚年的《随想录》带有较为浓烈的赫尔岑与托尔斯泰的影子，忏悔感与真诚感，一再在辞章里跳跃，成为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另一种资源。而且巴金在呼唤俄罗斯人文主义的过程中，也重新认识鲁迅的意义。他在描述鲁迅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多少左翼的话语逻辑，反而弥漫着俄国个人主义者的语调了。

现在回想八十年代的那次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巴金的影响也深入其间的。托尔斯泰主义与鲁迅资源被再次以新的方式聚焦于笔下，且汇入到人的思想解放的语境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里，巴金功莫大焉。晚年的巴金退回到托尔斯泰与鲁迅的世界，是对于自己中年后的选择的一种否定，但这个否定过程没有能够回答现实里深层的文化纠结带来的疑问，一味沉浸在人道主义的幻影里，不免对于这个世界有些无力感。越是这样，巴金越是感到鲁迅的意义。鲁迅的勇猛地直面现实的精神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也由此，其分量在他心中显得不同寻常了。显然，他对于鲁迅的理解，与文坛的解释并不都在一个场域里。当人们把鲁迅符号化表述的时候，而在巴金那里，远去的那个身躯，永远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仿佛心目之星。与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一样，鲁迅的文字散出巨大的光泽，在那光的辐射里，他感到了寻路时的温暖。

注释：

[1]巴金：《忆鲁迅先生》，《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92-393页。

[2]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编：《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32页。

[3]巴金：《怀念鲁迅先生》，《巴金选集》（第9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6页。

[4][5]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4、556页。

[6]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7][8][10]巴金：《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61、10、27页。

[9][11][12][1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54、386、203页。

[13][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16]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在《鲁迅与巴金》一文中强调了此点，此次对于这篇旧文部分内容作了调整，个别地方作了重写。

[17] 巴金：《巴金选集》（第8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

[18][英]以赛亚·柏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