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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蒋一谈以一部《伊斯特伍德的雕像》的短篇小说集闯入文学评论界的视野，获得了短篇小说“鬼才”的赞誉。随后，他几乎以每年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的节奏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在他精心构建的短篇世界中，我们能够看到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复杂面貌与生存之痛。

蒋一谈的小说较少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也很少在形式上进行先锋实验，更多执着于对现实生活的描摹。他所追求的主题总是围绕对现实生存困境的思考与抚慰，尤其对于不同年龄段个体心灵的无助和生活的困境呈现的巧妙而真切。青年人在感情选择中的执拗与矛盾，中年人在家庭与社会身份认同中的迷茫，老年人在孤独无助的晚年生活中寻求寄托，凡此种种都在蒋一谈的作品中一一呈现。《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中的艾树与西递，因为“西递”这个地名而有缘认识。相识之初便彼此有了好感，相约去看马克·吕布的影展。女孩艾树是资深的影迷，当她询问男孩西递最喜欢的摄影家是谁的时候，西递回答的是吴冠中。吴冠中，是画家，显然文不对题。在艾树看来，这个文不对题的回答正是她终止两人缘分的原因。真实世界中两位异国艺术家的一段误会，在这部作品中成为人物间情感进程的障碍。从互文的写作形式上来看，蒋一谈有意在题中暗示着一段关于误会故事的上演，而作品的主题意味却不仅是误会的蝴蝶效应，更是当下青年人在情感关系的选择中的执拗与决绝。这样的态度也许只有年轻人才适合，才承担得起，坚持自己的判断，没有游弋地选择，无论对与错，都只属于青年人的世界。《随河漂流》中的苏民与柳蕙相识于一次旅行。旅行中他们原本的伴侣安然和陈力的背叛成就了他们之间的缘分。不幸的是，他们的前任们并没有获得幸福，而是在探险中迷路，葬身山洞。苏民和柳蕙本是以相恋来惩罚他们的前任，而当得知前任们的不幸后，他们的感情也在动摇，内心无法坦然，似乎一种无形的障碍横在他们之间，使他们无法继续。也许只有结束才能重新开始。如何结束？他们回到了当初相识的“洗马河”漂流，把一些遗憾拾回，把一些记忆埋葬，从此才能轻装上阵，重归正常的情感。《马克·吕布或吴冠中先生》和《随河漂流》中青年男女的经历也许在我们当下社会中青年人情感中普遍存在着的，从相遇、相识到相知，一路走来会遇到许多坎坷和障碍，它们可以是看似无理取闹的关于偶像的站队，也可以是无法逾越的对于前任的愧疚。想要继续走下去，就要解开心结。如何解开心结？主人公们都在努力尝试，然而未来何去何从却无从知晓。即便跨过此刻的障碍，未来也许还会有新的障碍。缘分如此奇妙，它让我们相遇，却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处之待之。作品在另一个维度更渗透出一种想要拥有而不得的遗憾——缘分的错位。马克·吕布与吴冠中先生之间的误会，《随河漂流》开篇的纪录片场景，向左走与向右走，一切冥冥之中就存在着某种预示。

“人到中年小说始。”（蒋一谈）人至中年，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家庭角色和社会角色逐渐复杂，身心负担也日趋繁重，集诸多矛盾于一身。家庭的合与不合，事业的顺与不顺，情感与身体的诱惑与失意，都让中年人内心波澜，不胜压力。《温暖的南极》讲述了一个女人企图尝试一次婚外情的经验。女主人公是一个文学编辑，当她被一篇名为《南极》的小说所启发后，也有了想要尝试新的性生活的想法，并为此做了周密的计划。女主人公似乎在跟随着《南极》中主人公的行动轨迹安排自己的行动，将自己置于角色中，体会还未发生的性生活，并为此紧张、兴奋、羞怯、情不自禁。这一切进行得极其合理，却无果而终，似乎总有一些道德的底线在围困着这个中年女人。她将自己的现实生活对比着《南极》中女主人公的生活，对比着现实中乞讨者的生活，在这种对比中安置自己的内心。小说试图要表达什么呢？是对当代婚姻生活中背叛的源起？是对现实的短暂的逃离？还是对平静而乏味的生活的新探索？蒋一谈利用互文形式，以克莱尔·吉根的小说《南极》作为女主人公行为的指导，却让其走向不同的结局。现实总会给与我们启示，但决定我们去向的还是自己的意识，或许我们都有某个瞬间想要逃离现有的可能在别人看来不错的生活境遇，想要冲破某一条边界来证明自己的勇敢，这样的冲动多半没有实践，只存在于臆想之中。臆想足以带来愉悦却无需承担后果，这是多么美妙的体验。《鲁迅的胡子》充分地体现蒋一谈小说包含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对当下现实中个体命运的思索与关注。在层层包裹着的人物关系中不断渗透生活的苦难性状，深入地洞悉生活的本质。身为小镇青年的沈全在北京读完大学，而后在生活的重压下辞去中学教师的工作，用家中的全部积蓄开了一个足疗店。人到中年的沈全面临重重困境，足疗店难以为继，夫妻情感疏离，女顾客的暧昧诱惑，使他陷入孤独压抑的境地。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鲁迅有了不解之缘，被生活挤压的沈全没有选择抵抗，而是顺势而下利用“鲁迅”这个形象为客人捏脚，以此来支撑足疗店的生意。一位老先生的女儿请沈全来扮演“鲁迅”以成全弥留之际的父亲的最后夙愿。一辈子研究鲁迅，熟悉鲁迅一切的这位老先生在交谈中处处透露着祥林嫂的影子，同时又渗透着当下时代的伤痛感。沈全可谓是当代底层个体的代表，在理想与现实的重重压力下，无力改变也无从逃避，只能暂时选择向现实低头，而内心却不放弃理想的支撑，就这样消极又主动地矛盾着前行。小说的最后，沈全与鲁迅的邂逅使他坦然地复位自己的生活，这也让我们欣慰地看到尽管面对商业化社会的种种诱惑，鲁迅的精神仍长存于我们的血液中，我们仍能感受到鲁迅胡子下藏着的对困境无所畏惧的坚毅力量。

蒋一谈的作品关注人的情感世界，总能够透过表象参透存在于人性至深的情感痛点，让人读后会随着主人公的生存苦难和复杂情感不经意地被震动。《公羊》的男主人公在其中有多重角色，妻子的丈夫，儿子的父亲，母亲的儿子，单位里的科长，女同事的暧昧对象，等等。这些又何尝不是大多寻常中年男性正在扮演的日常角色呢？他厌倦肥胖的妻子，尤其当暧昧的女同事出现后更是对妻子极其嫌弃。他爱母亲，然而他更爱儿子，他可以顶着闲言碎语每天在上班时间接孩子放学，却三年未曾回老家看过母亲，直到一个梦提醒了他，直到他接到母亲被撞的消息，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与母亲最后相聚了五个小时。母亲辞世后留给了他一头公羊。在母亲孤独的晚年里，这头公羊一直伴在母亲左右，陪母亲遛弯、说话，因为有了这头公羊，母亲的晚年有了一丝依靠。母亲似乎把公羊视作了亲人，视作了儿子。此时，男主人公又将母亲留下的公羊视作母亲的化身，为了弥补未尽孝道的遗憾，他坚持将公羊拉回北京，尽管他知道这头公羊与北京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也许是不习惯围栏的圈养，也许是不习惯大城市的喧嚣，也许是不想仅仅被视为一头公羊，它逃离了。小说的最后，公羊同母亲一样被车撞了，不同的是，公羊被做成了标本留在我身边，它的肉体被火化与母亲一起被埋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陪伴着母亲。这篇小说在某个层面与《中国故事》一同可以视为当下社会中的家庭现状的现实书写。《China Story》记叙了一个缺乏儿子关爱的老人的临终故事。老那的儿子是《China Story》的编辑，每日在搜寻老外爱看的中国故事。他的父亲，一名退休老教师，孤独地住在家乡，期待着看到儿子编辑的文章，等待着儿子的电话，思考着如何遥远地帮助在北京的儿子过得更好。年迈的老那不会英语，但是为了读懂儿子的文章，读懂儿子，他费力地学习英语，仿佛看懂了那些英文排列，就贴近了儿子一些，就能通过那一段段文字符号与儿子交流。儿子偶尔来电问候，语句简短，挂机很快，而老那选择主动的书信，一封一百来字的信要写上一个小时。父亲的谨慎言语，处处透露着对儿子的关切，父亲珍惜每一次与儿子的沟通，又怕耽误儿子的时间打扰儿子的工作。父爱如山，在儿子看不到的地方，父亲默默地爱着他，为他付出着。这样的中国故事，没有精彩起伏的叙事策略，却流淌着父爱的温情。父亲最后的倒下，鹦鹉最后的鸣叫，勾勒出中国故事最真切的轮廓。在近期的科幻小说《说文解字》中，蒋一谈试图以人与机器人之间的“父子”关系来探索人与机器人现实的情感距离。在科幻小说的背景下，渗透的也是同《China Story》相似的老年人的孤独与对亲情的渴望。中年丧子的老周在晚年购买了一台机器人保镖做伴，起初的保护职责在日日的相处中演变成父与子的亲情与责任。老周让机器人叫自己“爸爸”，给它穿儿子的衣服，教它识字，训练它的技能。小说的最后，老周已将机器人小虎视作真正的“儿子”，包容它的错误，引领它，保护它，如父亲一般与小虎相伴。《公羊》中的老母亲在公羊身上找寻到精神的依靠，《China Story》的老那想要通过阅读儿子的文章来贴近儿子的生活，《说文解字》中的老周积压多年的对儿子愧疚和思念通过机器人得到疏解。这些作品中的老年人都是孤独而无助的，他们于是移情至身边的事物，从中获得抚慰与解脱。他们这样不约而同地“移情”从侧面透露着社会中孤独老年人被子女疏离的无奈与悲哀和对亲情的渴望与依恋。他们也是这个社会中困苦的个体，作家正是以这样的文字唤醒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唤醒人性中的温暖。

“小说是一种生命的寄托，是精神存在的一种高级形式。作家之所以费尽心思，擒住情感和激情地要进行虚构就是因为他对已有现实世界的不满意，他需要重建理想的世界，需要改善不堪入目的现实。所以虚构的方式呈现生命的真实状态，就不仅是作家的一种愿望，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寻求改变的精神释放，蒋一谈的这种愿望尤为强烈。”（张学昕）的确，短篇小说是探索生活形而上意义的一座桥梁，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学禀赋，立足现实又展现出虚构的美学魅力，为读者营造出丰富的阅读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