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东作协出面，把詹谷丰、耿立两位作家的近期新作并置在一起，约集各方专家学者展开研讨，这情形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广东作协——岭南文坛的官方代表，对两位从外省来到广东工作和定居的实力派作家诚意十足的认同、推重和珍视。50后的詹谷丰和60后的耿立，到广东之前，都已经在创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换句话说，他们能被广东接纳，在文脉悠久、人才济济的岭南文坛扎下根来，完全是凭着自己在创作道路上跋涉有年、积累有成的实力。这也从一个具体而微的角度表明，岭南文坛乃英雄云集之地、豪杰扬名之所。

而詹谷丰、耿立两位，虽然都是主要以散文创作名世，但创作姿态和文本风格却又各有千秋。他们最近的两本散文集《山河故人》（花城出版社2021年12月版）和《暗夜里的灯盏烛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版），对此做了崭新的见证。如果用最简明的比拟来概括，詹谷丰展现在《山河故人》里的写作姿态，恰似功夫世界里的南拳，一派硬桥硬马、稳扎稳打的坚实劲儿，而《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中所收的耿立的21篇散文，则带着鲁迅当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描述过的那种“侨寓文学”的风致，低吟浅唱与浓墨淡彩之间，贯穿着一种身居异地却偏要反复抒写乡情乡愁的倔强和执着。

表面上看，《山河故人》的硬桥硬马和《暗夜里的灯盏烛光》的侨寓倾诉，好像分别占了至刚和至柔两个极端。但若对文本进行稍深入一层的辨析，就不难发现：这两种看似反差极大的写作姿态，具有相通的内在机制。它们都是从切近的生命感触和叙述视点出发，去探察和梳理时空悠远处的题材。一言蔽之，或可称为跨时空对话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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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的，只是《山河故人》的探察和梳理，是沿着时间的维度回溯，指向了本该在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的公共话语中保持鲜明敞亮的人与事，而《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中的各篇，笔触所至，如点点灯烛闪耀，照亮的是跟作者的人生阅历紧密关联的一片地域空间，从作者写作时所在的南粤，延展到作者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中原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的鲁西南地区。

副题为“广东左联人物志”的《山河故人》，汇集了2021年《作品》杂志上与副题同名的年度专栏里刊发过的八篇系列之作中的七篇（除《梅州：血写的诗篇》外）。按照编入书中的篇章顺序，借着詹谷丰的讲述，从历史深处向我们走来的“故人”，依次是丘东平、欧阳山、洪灵菲、杜国庠、冯铿、冯乃超。此外，全书最后一篇《左翼文学的岭南血脉》还勾勒出了阵容更加完整、谱系更加清晰的一幅广东几辈革命作家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前仆后继、奋勇斗争的群像。

遥隔时间长河，重现峥嵘岁月和革命激流中波澜起伏的人生际遇，非得在钩沉史料文献和立意、运思及行文的诸多环节，运足细处较真的气力，下够硬碰硬的苦功夫不可。即使是像欧阳山、杜国庠、冯乃超这样人生轨迹纵贯了新旧两个时代和两重社会大背景，照理应该为当代更多的读者所熟知的人物，或者像冯铿这样早因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鲁迅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记述，而成为几代中国人心目中烙印般深刻存在的烈士，一经转入“纪传+评传”式的非虚构文体的表现格局，既有的那些众所周知的相关信息和相关认识，顿时就显得模糊零散、空白过多，不敷成篇了。詹谷丰采取的写作策略，是两路出击，实的一路是亲自寻访历史遗迹遗址，虚的一路是剪裁、转述、阐发过往年代积累的记载英烈生平事迹的宣传读物。

后一种做法，在新世纪以来历史题材的散文写作或非虚构写作领域，已流行多时。詹谷丰本人2015年出版的再现陈寅恪、刘文典等民国文人风度的《书生的骨头》（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出版），写作路数即大抵如此。这样的写法，实际上在把握历史信息方面抄了近道，它把面向历史本身的对话，转换成了面向演绎历史的资料和著作的对话。但在《山河故人》这里，这种写法却收到了明显比《书生的骨头》更引人入胜、更耐得住细读的效果。一个直接的原因在于：《山河故人》选取为依托支点和剪裁、转述和阐发对象的文本，多属文学性比较薄弱和思想性比较拘滞的宣传读物，较少有在思想认识和表达形式上都已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精深之作。

于是，经过剪裁、转述和阐发点染之后，那些长期简单码放在故纸堆和机械复述在刻板套路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仿佛蒙尘已久重被擦亮的镜面似的，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立体感和真切感。不过，对于担当历史资料或传记著作的转述者和阐发者的第一人称的“我”，究竟在以英烈为主人公、以英烈的事迹和人格为刻画焦点的作品中，是否需要以前台亮相、表白自我的姿态穿插凸显在行文间隙，或者这种凸显控制到怎样的分寸才更合适，还值得再推敲、再斟酌。

《暗夜里的灯盏烛光》荟萃的21篇辞章雅致的散文，归置成了“暗夜中的光”“大地上的事情”“木镇风物记”三辑。当下广东城市生活场景中的异乡人视角和漂泊者情怀，将往昔时光里的故土风物、亲缘友谊、哀欢苦乐，调摆到了能够拉开距离加以审视和反思的心理方位上。这也正是耿立散文锤炼多年所得的一点可贵特质：包含忆旧的素材而不溺于怀旧、恋旧的情绪，更不对旧日经历和血缘亲情恣意铺排、一味溢美。谋篇布局的着力之处，常落在糅合今与昔、远与近，消抹地域和伦常的差序亲疏，进而构建起一个能够把故乡和他乡、农村和城市、北方和南方、自我和亲友，以至花草树木等世间众生万物，都置于平行关系和对观视野的意味冷峻的话语格局。这个格局里的每一方，都作为审视和反思其他各方的参照而出现，同时，也由于其他各方的映衬和返照，而避免了片面单薄的情感着色或认知判断。

耿立散文因此获得了类似现代派诗歌那样的一种饱满繁复的内在张力，依着传统散文抒情达意以单纯明确为上的惯例，这仿佛是在对生活素材刻意地实施背转身或走远了再看再述的冷处理。可能为了多少均衡或冲淡一些这样的冷气，《暗夜里的灯盏烛光》中几个分量厚重的篇章，都楔入了近景聚焦和渲染作者自我经历的片断。但对于已经具备将个人体验渗透进作品全局和文本深层的风格化素养的成熟散文家，这种“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细节安排，其实大可不必。

在积久而醇化的生命经验和文学话语中，固然一切已浑融如夜，但只要亮起了灯火，那怕只是星星点点，这夜就已不再是暗夜。而且更重要的是，灯盏和烛光所在处，执盏点灯者的神情相貌，已随摇曳在夜色里的灯影，得到了比任何逼近的特写都更好更深切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