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开场》这样打动我。也从没想过，一本受访者均为女性学者的访谈录，会带给我如此多的情感共振，它使我重新回看了自己十九年的求学生涯，重新审视了三十年的来路，甚至，重新定义了自己当下的坐标。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原来既以自己身为女性为傲，又会在某些时候试图隐藏性别身份或者幻想自己“要是个男的就好了”的不止我一个，那个从小到大都是讨好型人格、会无意识做师长们“宠物”的女孩也不独我自己，时不时就自我反思、困在母职与工作中焦头烂额的女性更是数不胜数。她们，这些女性学者们，同样陷入过这些困境，经历过这些彷徨。

是的，她们不仅仅是她们，还是我们。

她们，作为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的轮廓：面对性别标签，我们该拒绝还是欣然拥抱？要想像她们一样走到今天，我们要经历哪些曲折、面对怎样的困境？我们又当怎么表述这个世界？

关于女性身份，北大中文系的贺桂梅老师对女性只能做性别相关的研究表示反感，戴锦华老师也曾对“是否像女人”“如何做女人”有过困惑，就连以“一人一杀”来为东亚父权制剔骨的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也直陈，花了很长时间来接受“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不独学者，太多女性有这样的困扰了——人们会说“女司机”“女企业家”“女博士”“女明星”，在这些行业，我们会分性别评价人们，带了“女”，仿佛是带有负面色彩，略微轻蔑。而对于男性，极少会把性别与职业结合作为媒体报道的吸睛点，更不会成为人们饭后茶余的吃瓜谈资，顶多会说“男护士”“男幼儿园老师”……好像天生，护士、幼儿园老师只能由女性来做，而开车、创业、做学术，女性就容易搞砸。

对于女性本就占少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而言，蹚过大河、历尽暗礁与骇浪之后，女性学者们对于自己性别身份的体认格外敏感与典型。有人从来没把学者当成主要身份，有人明确“不避讳也不会强调”自己是女性学者，有人则直言“不存在也不需要独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这种纠葛，这种生而为女却又爱又恨、又亲近却又疏离的情感，某种程度上，是她们怀着对自身性别身份的困惑，对自己跻身学术界这一男性占大多数的环境之中的应激反应。而这种创伤性应激，我们每个人都有，也每时每刻都在与之共存：我们从小被教育要轻声细语，长大争论时却被嫌太柔弱、气魄不够；我们从小被耳提面命，要体贴他人，长大遇到不公时却被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一点都不懂得保护自己。什么话都让他们说了，非难却是我们的，是女孩的。

却也正是这份不甘与惶惑，促使她们拥有了敏锐的洞察力与感知力。她们会注意到无酬却需要付出难以量化的精力和情感的家务劳动，于是发问：为什么家务劳动不能算作工作范畴？在这样的驱使下，霍克希尔德决心要寻找社会学核心概念中女性缺失的部分，关注“看不见的劳动”，从而成为情感社会学奠基人，写出《职场妈妈不下班》，令职场女性的“第二轮班”暴露在镁光灯下。而上野千鹤子则在生产成本的分配正义问题上做出了贡献，关注照护的“劳动”而非“精神”，将照护作为一种实践和需要给予相应报酬的劳动。

而这些背后，其实是她们自身的经历。霍克希尔德在留校任教后，要求学校给予充足的自由，使她能够边从事学术研究，边抚养孩子、照顾家人。上野千鹤子研究“一个人”的社会，也是在自己年事已高时自然而然的兴趣转移。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更是直接将关注边缘人的日常性与普通人的边缘性作为研究的线索，邓小南（历史学家）主张的“走向活的制度史”更是不能说和性别意识带来的视角毫无干系，乃至于有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可见”对社会身份建构的重要性，张莉（北师大文学院教授）更是全力主张“女性写作”、放大女性创作者的音量……在学者们的思想交锋、观点碰撞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受访者们的赤忱与敏感，也感受到她们的愤怒与开阔。不管有没有克服自身的矛盾，与生俱来的性别身份成为她们的生命之重，却也给她们的研究插上翅膀，带给她们看待问题的特别视角。

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能跳出单一的性别维度进行观照。性别很重要，但不是全部。正如贺桂梅那段关于愤怒的解释：

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让我们不要陷在非理性的受害的愤怒情绪之中，而能将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类似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

所以才有“时代发生变化，年轻人已处于守山期”的洞见，有疫情影响下“全球思想甚至不能提供一个哪怕是由现实反思而形成的新表述”的悲怆，也有“许多性别的冲突，经济是问题，但性别本身也重要”的卓识，“不应该让某一个性别垄断某些优点或缺点，倒不如由作品或者我们自己说话”的豪气。拨开性别话题之外，《开场》还是时代激变之下的阐释。

一问一答中，女性、学者、访谈，完美融合为一种棱镜和视角，性别身份给我们以看待问题的天然优势，学术为我们提供话语体系，对话的精神带给我们力量。就这样，她们将毕生所学化为普通公众也能理解的语言，她们用学术之路照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她们用身体力行告诉我们，赋权并非女性主义全部的意义，要男性和女性同时重视并分担照料家庭、维系社群的责任才是其应有之义。

虽然在这些受访者中，大部分是幸运的，并坦言自己较少遭遇不公，这辑的受访阵容也有对理工科学者的遗珠之憾，但仍不失为一个漂亮的“开场”：一个女性学者访谈的开场，一个告诉人们女性可以理性，可以从事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选择我们自己道路的开场。那就让我们接过她们的手中之棒，在开场之后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