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佩华，壮族。文学创作一级。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西民族大学驻校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生生长流》《公务员》《杀牛坪》《河之上》《五月病》，小说集《南方女族》《远风俗》《逃匿》，《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黄佩华卷》，散文集《生在平用》，长篇传记《瓦氏夫人》，《民族文化丛书·壮族》《彝风异俗》。有作品翻译成泰、越南、俄罗斯和柬埔寨语出版。曾获第二届、第四届、第五届壮族文学奖，首届广西独秀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花山奖，第四届、第五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第四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资料图)

安殿荣，满族，1981年生于辽宁北镇。现供职于《民族文学》杂志社，系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有作品散见于《南方文坛》《满族文学》《广西文学》《文艺报》等报刊。

主持人：

黄老师，您好！欢迎您携新作《落叶》做客《民族文学》云客厅。

黄佩华：

小安好，各位文友大家好！感谢《民族文学》提携，非常高兴能和小安在云客厅交流文学创作。

主持人：

您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那时《民族文学》刚刚创办不久，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各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您是什么时候与《民族文学》结缘的呢？还记得第一篇发在《民族文学》的作品是什么吗？

黄佩华：

我和贵刊可以说是神交已久，大概有四十年了。当时我在老家桂西北西林县工作，出于爱好写了一些短小作品，主要发表在地区办的报刊上。后来因为写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刊发在广西民族文学刊物《三月三》上，一不小心被编辑老师看中，我就从公务员改行调到杂志社当编辑了。可以说是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创作鼎盛时期，也是文学期刊的高光时刻，《民族文学》应运而生，可以说是各少数民族作家之幸，也是各族读者之幸。八十年代初，隔壁的隆林县有个叫黄钲的壮族作家，在《民族文学》发表了一篇叫《光明》的小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从那时起，我就默默地努力着争取有一天也能够在《民族文学》发表作品。

在我调到《三月三》杂志社的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正值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民族文学》的几位老师专程到南宁组稿，准备推出广西专号，我第一次见到了白崇人、王文平、尹汉胤等几位老师。当时我也是本着重在参与的心态把一个短篇小说稿交给了老师们，没想到被刊发在当年11期的《民族文学》广西专号上。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家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内心的激动和高兴自不用说。有了这一次交集，之后我又多次得到《民族文学》的重视和帮助，发表了多个中短篇文学作品。同时，在这三十多年时间里，我也结识了一代又一代的编辑老师。所以说，《民族文学》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宽更大的窗，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主持人：

感谢您这么多年一直以优秀作品默默支持《民族文学》。近几年来，您在《民族文学》发表的作品大都与乡土相关。《落叶》虽然没有直接书写乡土生活，但却把乡土关系以及回归乡土的渴望结结实实地带到作品之中，在纷乱的关系中凸显了乡土的可亲和可靠。能谈谈您是如何想到要构思这篇小说的吗？

黄佩华：

近四十年来，我虽然生活在自治区首府南宁，但从来就没有中断与乡土的联系，我每年假期几乎都会回到家乡去。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是一种情结，更是一种生命的连系。由此使我对乡土表达上升到了一种使命，一种潜意识，一种精神需要。这样，无论我身在何处，在进行什么样的写作，乡土就成了我的精神原乡，成了我文学书写表达的背景。关于《落叶》这篇小说，其实它是有原型的，而且不止一个，有很多个，他们都是一些我熟识的人。刚开始我还不是很关注，但是后来不行了，老年人的精神问题几乎形成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往往被年轻一辈忽视了。有些个案，晚辈对长辈的精神干预和生活干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老人们不仅被剥夺了幸福，也被剥夺了尊严。这个问题在我心里已经发酵好些年了，也就有了想要写这篇小说的冲动。

主持人：

《落叶》以阮正西突发中风为切入口，一纸病危通知将再婚家庭的矛盾越发凸显出来。他与再婚妻子、子女、兄弟子侄的关系，也随着故事发展一点点显露出来，这里面有脉脉真情也有无情猜忌，有亲情有责任也有对个人利益的思考，能谈谈这几组人物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映射吗？

黄佩华：

这篇小说篇幅不长但人物关系还是有点复杂。首先是阮正西和覃梅花这条线，如果他们不是再婚关系，那么就引不出这么多是非曲折来。正因为他们这种似是走婚的情况，才让读者有了探究他们隐秘命运的兴趣。其次是阮正西与子女的关系，年老的父母丧偶再婚而招致儿女的不满甚至反对，这种例子很多，带有普遍性。再婚后的阮正西如果身体健康，那和子女的关系也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他偏偏倒下了，不仅把再婚妻子推到窘境，也让子女的嘴脸表露无遗。第三条线是阮正西子女与继母的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容易引起冲突，主要是利益和情感问题，而覃梅花的女儿和继父就不同了，因为他们之间是有情感维系的。第四种关系是阮氏兄弟的关系，患难见真情，阮正西病了，弟弟阮正北起到了正流的作用，这是一个亮点。这篇小说表达了比较复杂的人性，所以人物关系自然就有些复杂了。

主持人：

您在阮正西这个人物身上寄放了怎样的情感？

黄佩华：

这个人物肯定是个悲剧人物。他任性、执拗、念旧、重情义、软弱……这种多重性格注定了他个人命运的结局不会好，但是也只有这种人物才能承载我想要表达的思想和情感。

主持人：

从作品可以看出，您是一位本土文化意识自觉性很强的作家，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给读者朋友？

黄佩华：

这也许是和我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路径有关。我的根在乡土。我是一个从桂西北走出来的壮族人，是在广西这一方水土养育中成长的，我的衣食父母，受的教育，呼吸的空气，可以说都是广西的。基于这一点，我对养育自己的土地怀有特殊的情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喜爱，这是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因此，在我的作品中会有意无意地有所表现，这也是正常的吧。

主持人：

您觉得乡土对于一个人的滋养都包括哪些方面？

黄佩华：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首先是生命的滋养。从远古到今天，金、木、水、火、土永远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能否敬畏乡土、感恩乡土，这是衡量一个人最基本的砝码。其次，乡土让我们的内心更强大更充实。一个具有乡土情怀的人，他会觉得自己的根基深厚，从而无惧飘浮和空虚。再就是，心中有乡土的人才是一个拥有精神故乡的人，也才会有乡愁，才有属于自己的思念和寄托。

主持人：

您还创作有长篇传记《瓦氏夫人》，《民族文化丛书·壮族》《彝风异俗》等，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具体融会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呢？

黄佩华：

书写本民族特定的历史人物、了解民族常识，我觉得对自己的创作很有助益。和诸多少数民族一样，壮民族也有许多特色鲜明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创作中，我特别注意到如何把这些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作品中，使作品的民族性和真实性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比如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家国情怀，比如孝道文化、招赘文化以及友善温和、助人为乐、吃苦耐劳精神等等，这些都在作品中有比较好的呈现。

主持人：

您的散文作品很用情地描绘了老家平用，有的小说中的故事也发生在平用，这个寨子会不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您之后的创作中？您打算把平用建构成什么样的文学空间呢？

黄佩华：

谢谢您关注平用这个词。平用是壮语的意译，意思是一片平缓的地形。平用在我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我虽然十三岁离开家乡，但是我的父母和一部分家人都居住在这里，我的一些祖辈和亲人埋葬在这里的山坡上。尽管少小时我就离开了平用，但我每年都会回到这里。这个位于云贵高原南麓桂西北高地驮娘河畔的小山寨，不仅是我童年记忆的全部，也是我时刻心心念念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说，平用就是我一直守护的现实和精神的故乡。

主持人：

我注意到，您的创作也不局限于乡土，比如说长篇小说《公务员》《五月病》，都是关注现实的力作，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两部作品背后的故事？

黄佩华：

这是两部深受写实主义影响的作品。不过《公务员》虽然反映公务员生活，但写的是孝道文化，在忠与孝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其实是有可能调和的，这就是这个作品的难度。这部作品的原型是我四哥，他原来是某单位重点工程处的领导，在许多人眼中都以为他手中握有一些权力，但其实是一种错觉。老家的驮娘河上一直不通桥梁，老家人的生产生活非常不方便。为了在河上修一座能通车的桥，村干部和亲戚们给母亲施加了压力，希望母亲能够说服儿子把桥修起来。为了八十老母，为了乡亲，一个小公务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驮娘河上架起了一座能走汽车的桥梁，给母亲也给家乡一个苦涩的交代。《五月病》写的是我熟悉的高校生活，主要是批判高校中曾经流行的过度攀比搞校庆的那些荒唐事窘事。

主持人：

您之后还有长篇创作计划吗？

黄佩华：

是想写一部反映老年人社会生态也就是夕阳生活的小长篇，连题目都想好了。迟迟不敢下笔主要是担心力不从心，写不好。另外就是长篇小说比较难出版，出版不了就等于煮了一锅夹生饭。

主持人：

老年生活确实值得我们关注！《民族文学》也很期待您的这部小长篇。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创作顺利，可以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的文学经验。

黄佩华：

谢谢您的鼓励。祝《民族文学》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