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以来，关于文学的话题逐渐多了起来。包括自然写作、生态文学、文学性讨论、地域性讨论以及知识性写作等等。《草原》杂志在标举“自然写作”的同时，又倡导文本细读的文学批评。在我看来，我们提出什么问题，就是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既然提倡文本细读，那么，我们的批评肯定在这一方面有欠缺，或者批评出现了不及物或空谈之风。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倡导显然不是空穴来风。我支持这个讨论能够深入下去，并在讨论和对话的过程中，也能够扭转文学批评某些不好的风气。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据我了解，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的专家们在译介西方文学理论的时候，他们特别提到了在西方受到欢迎的一些大学文学教材。这些教材与我们流行的文学理论教材的区别，表明我们与西方不在同一个学术时间里，我们从事的是与西方非常不同的文学教学实践。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由于我们与西方的价值观、文学观的巨大差异，决定了我们对文学教材编写的内容与方法，决定了我们文学教学的理论边界。但是，这样的说法也掩盖了我们一直存在的巨大欠缺：在具体的文学教育上，特别是在具体的文学教研方法上，我们究竟是先进还是落后，是守旧还是进步？一些专家虽然没有在这一敏感的层面讨论问题，但是，他们的译介和研究表明，西方那些受到欢迎的教科书在研究具体文学作品的观念和方法方面，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启超教授主编的《当代国外文论教材精品系列》，已经出版了多种：俄国瓦·叶·哈利泽夫的《文学学导论》、英国彼得·威德森的《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美国迈克尔·莱恩的《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英国拉曼·塞尔登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等。值得注意的是，拉曼·塞尔登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一章讲解介绍的就是“新批评、道德形式主义与利维斯”。而美国迈克尔·莱恩的《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本来就与新批评有密切关系。他选择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李尔王》、亨利· 詹姆斯的《艾斯彭遗稿》、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作和托尼·莫里森的《蓝眼睛》等四种经典文本，做了多角度的细读。细读在西方世界不止是面对具体的文学文本，即便面对宏大的理论世界，细读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比如《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或讲当下最重要的文学理论专题，或讲文学的历史或文学观念的演变轨迹。都是从细部讲起又融会贯通了多种批评方法。新批评作为一种潮流可能已经衰落了，但它强调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遗产，已经进入了文学批评的常态被接受是没有问题的。

新批评、文本分析、文本细读等概念或观念我们已经耳熟能详。艾略特、瑞恰慈、燕卜逊、兰色姆、韦勒克、沃伦、布鲁克斯等新批评的大师，也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曾经引发过巨大的热潮。新批评的经典著作几乎都有中译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欧美已经逐渐衰落的一种批评方法，在中国却大行其道，显然有未做宣告的秘密。新批评在欧美的衰落，后来新批评的领袖们曾做过如下反思：韦勒克认为原因有三：首先，大家对“新批评”代表人物的政治和宗教观点深感怀疑；其次，二十世纪中叶后，文学作为艺术审视对象的思想基础遭到了来自结构主义哲学的削弱和颠覆，文学艺术普遍遭到攻击，在允许任意解释存在的无序批评状态下，“新批评”成了“虚无主义”的牺牲品；最后也是韦勒克最不能容忍的是，“新批评”派批评家极端地以英格兰为中心，认识问题常常流于狭隘，他们很少尝试探讨外国文学或者说只偶尔地涉及几个有限的文本，这样的局限使他们完全忽略了世界文学中那取之不尽的宝藏。韦勒克还认为，在与其他理论角力中崛起的过程里，“新批评”派理论家为了捍卫自己的立场常常矫枉过正，将某些包含着真知灼见的观点推向绝对化，从而招致当时及后来各种批评理论的反对。① “新批评”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欧美逐渐衰落，但“新批评”的遗产却被西方批评大师们继承下来。最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布鲁克斯、沃伦编著的《小说鉴赏》，2006年在中国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1994年哈罗德·布鲁姆出版了他影响巨大的《西方正典》，2005年江宁康的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05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申慧辉等译的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这些著作的出版，不只是从观念上阐释了新批评或文本细读的理论，重要的是，它们以文本细读示范的方式对文学经典作的阐释。它们改变了以往只注重文学观念的批评方式，而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成为第一要义。这些著作，无一例外地成为大学文学专业的教科书或重要的必读书目。

布鲁克斯、沃伦编著的《小说鉴赏》，是一部短篇小说鉴赏集，全书选择了五十一篇短篇小说，除了英美之外，还有欧洲、拉美、俄罗斯等不同国度和地区的代表性短篇作品。布鲁克斯和沃伦坚持把文学作品的本体研究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摒弃文学自身之外的一切因素，通过语言分析、细读作品的本意，将文本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从而摆脱了着重讨论作家的思想、背景以及作品的思想、历史和社会政治意义。比如，他们是这样分析契诃夫的《万卡》的：

……这篇小说的重点放在动人哀怜的词句上，很可能产生伤感的气氛。假定用另一种写法，只是大致按年代顺序，历叙万卡一生中所有苦难，知道圣诞的前夜，他独自一人待在那个阴暗寒冷的小屋里做祷告。要是这样描写，这篇小说根本就毫无小说味道了，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篇充满感伤气氛的速写。或者假定这封信按照确切地址送到了爷爷手里，无奈爷爷没法违反学徒合同，以致万卡达到的境遇比过去还要糟。那该是一篇多么拙劣的小说啊！

正是由于不知道确切地址——最后这么一点年幼无知，确实哀婉动人——才使得这篇小说定型。……我们知道这封信根本送不到万卡的爷爷手里。那么，它会送到谁的手里呢？它送到了读者——也就是你们大家的手里。它终于成为来自世界上所有小万卡寄给我们大家的一封信，所以“耍花招的结尾”毕竟远远不止是一个花招了。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对这篇小说的奇特结构，以及破题中冗长而又不太均衡的组成部分有所理解了。

《万卡》是世界短篇小说中的奇葩名篇。但是，布鲁克斯、沃伦的解读分析，让我们更深切地理解了契诃夫的不同寻常——那封信爷爷没有、也不可能收到，但全世界的读者都收到了。这个细读带来的震撼，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万卡》经典意义：它是如此的让我们感到高山仰止难以企及。《小说鉴赏》对经典小说文本的“小说的意图与要素”“情节”“人物性格”“主题”“新小说”“小说与人生经验”等不同方面的分析和解读，都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哈罗德·布鲁姆，与德·曼、哈特曼和米勒并称耶鲁四大批评家。他于1973年出版的《影响的焦虑》，被誉为“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在美国批评界引起巨大反响。译成中文后在我国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他的《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其影响更为巨大。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言”里他说：

也许你们已经知道，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我对自己专业领域内所发生的事一直持否定的看法。因为在现今世界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西方经典已被各种诸如此类的十字军运动所代替，诸如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族裔研究、以及各种关于性倾向的奇谈怪论。如果我是出生在1970年而不是1930年的话，我就不会以文学批评家和大学老师为职业，就算我有十二倍的天赋也不会作此选择。但是，正如我在一些完全乱套的大学中对怀有敌意的听众所说，我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不过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布鲁姆教授毫不掩饰他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大学教育的失望情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理解为是他对大学文学教学的一种修正。在这本著作中，布鲁姆同样以文本分析和细读的方式，讨论了他的“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位文学巨匠，他让我们无论在外地还是异国都有回乡之感。他的感化和浸染能力无人可比，这对世界上的表演和批评构成了一种永久的挑战。② 但是，布鲁姆在讨论评价莎士比亚时，并非仅仅下了这些断语。他在“贵族时代”第一个讨论的就是《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这个讨论，首先是莎士比亚的评价史。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史如数家珍，对不同时代、不同批评家如何评价莎士比亚极其熟悉。但是，布鲁姆并非是理论化地阐释作为经典中心的莎翁。他的具体分析才真正显示了作为大批评家的才能和强大的阐释能力：

当我们要分析莎士比亚的现实意识时（或者如果你愿称为戏剧中的现实的话），我们可能会对它感到迷惑。如果你与《神曲》保持一定距离，该诗的陌生性会令你吃惊，但莎剧似乎能让人马上就感到熟悉，而且剧情意蕴丰富令人难以一下子悟透。但丁为你解说他的人物，如果你不接受他的裁决，他的诗就抛弃你。莎士比亚的人物容纳多种观点，以至于他们成为你判断自我的分析工具。如果你是一位道德家，福斯塔夫会惹恼你；如果你变得堕落，罗瑟琳会揭穿你；如果你是老古板，哈姆雷特决不会接近你。假如你是解说者，莎氏笔下的恶棍会使你一筹莫展。伊阿古、爱德蒙和麦克白等人的行为动机过于复杂，其中大多数是他们为自己想象和发明出来的。和福斯塔夫、罗瑟琳及哈姆雷特等大智者一样，这些恶魔式的人物都是自我的艺术家，或如黑格尔所说的是自我的自由艺术家。哈姆雷特是最丰满的人物，莎士比亚赋予它一种创作的意识，而不是莎氏自己的意识。阐释哈姆雷特如同阐释爱默生、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等箴言家一样困难。③

布鲁姆的博学、透彻，在他对二十余位经典作家的分析中展现得一览无余，一种贯通的理论和方法闪耀在他的字里行间。读这样的批评，我们才真正有可能领会了大批评家的风采。经典作品只有在这样批评家的读解中才会焕发出固有的光芒和特殊的价值。布鲁姆也许并未从具体的修辞或情节入手，但他的每一个结论和断语，都不会离开背后隐含的细读经历。

在这方面有特殊造诣的，还有小说家纳博科夫。这个自我期许甚高的流亡者，因小说《洛丽塔》而声名远播。当然他绝非浪得虚名，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一生中创作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四百余首诗歌，五十多篇短篇小说，同时还有诗剧、散文剧以及译著多种。他崇尚艺术，认为艺术高于一切，语言、结构、文体等属于艺术范畴的概念，要比作品的思想性和故事性远更重要。《文学讲稿》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在威尔斯利和康奈尔大学的讲课稿，成书过程非常复杂。但我们读到的这部充满课堂气息的讲稿，的确与众不同。他不乏语惊四座口无遮拦的偏激甚至狂妄，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他坦白率真的个人性格。他在康奈尔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曾给艾德蒙·威尔逊写信：“明年我要开一门‘欧洲小说’课，我起码得讲两位作家。”威尔逊马上回信说：“关于英国小说家，依我之见，两位无可比拟的最伟大的（乔伊斯是爱尔兰人，故不在此列）小说家是狄更斯和简·奥斯丁。如果你没有重读过他们的作品，设法重读一次。读狄更斯的晚期作品《荒凉山庄》和《小杜丽》。简·奥斯丁的作品值得全部重读一遍——即使她的小作品也是出色的。”纳博科夫回信道：“谢谢你对我的小说课提出的建议。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的女作家都抱有偏见。他们属于另一类作家。怎么也看不出《傲慢与偏见》有什么意义……我准备用斯蒂文森代替简·奥斯丁。”威尔逊不同意纳博科夫的看法，而纳博科夫终于一反常态缴械投降了，他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④这些通信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纳博科夫的个人性格，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西方教授对待讲课是多么的认真和用心。纳博科夫对自己精心挑选的七部作品，简·奥斯丁的《曼德菲尔德庄园》、查尔斯·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居斯塔夫·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弗朗茨·卡夫卡的《变形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分析和解读，也的确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他的方法同样是细读。比如他在讲弗朗茨·卡夫卡《变形记》的时候，第一部分专门讲了七个场景和段落，第二部分专门讲了十个场景，第三部分也讲了十个场景。结合这些具体场景，纳博科夫讲主题、人物、细节、反讽、行动、关系等等。一部作品在这样的具体分析中，真相逐渐显露出来。

这些有教授身份的批评家，对经典的指认和对经典的解读，是西方文学经典化的一部分。你可以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但你要反驳他们时，却会感到为难。这也是细读的力量和魅力之一。

注释：

① 王腊宝、张哲：兰色姆《新批评》译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②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序言与开篇》，译林出版社 2005年版。

③ 哈罗德·布鲁姆：《经典的中心：莎士比亚》，载《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的作品》，译 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④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前言》，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