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当我把父亲送到我所在城市名曰龙平的老年公寓，心里一下涌出了白居易的这句诗，并丝毫不担心他在这条先进的流水线上会遭遇什么。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驰骋商场，广交天下“义士”，在三乡五里是有名的粉条大王，毛驴车车队的“领队”。如今，他的活动范围，被界定在城市东南角两层的建筑里。如果说这两层界定都是父亲宿命里必须有的，他也默默地承受下来，并毫无怨言。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父亲进了龙平老年公寓不到半年，就和公寓里的“乡亲们”打成了一片。作为父亲的二女儿，我的交友方式与父亲的交友方式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或者说完全相悖。我偏安一隅，花儿与书籍是我的两位挚友，我与别人的交流仅仅局限在以花朵为媒介的商品上。如果一个陌生人在我的花店里喋喋不休，待上一个上午，我会崩溃掉。长期的独处，已经让我丧失了过集体生活的能力或者和人这个物种打交道的能力。父亲能容忍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对于他所卖粉条长短粗细的百般挑剔，我却不能容忍花店的顾客对着我大呼小叫。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事情，事物一旦完美随之而来的就是缺憾。这样下来，到了知天命之年，身边也只有寥寥几个历经风雨，彼此懂得的知己好友。

父亲不需要这么复杂和“高尚”。他的朋友说到家就是伙伴。不挑性别、不挑贫富、不挑高矮胖瘦，更不挑既往史。他们被自己的亲人放置在这里，被公寓“代养”。公寓是他们的驿站也是终点站。吃饭时，用不利索的嗓子喊一声对门或者左右邻居，坐不稳时，相互扶持一把，闹肚子了，借个不需要还的药片，缝被子的时候借来针线，有好吃的相互分享……

纪伯伦说：“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一同和你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哑巴叔是和父亲一起哭过的人，父亲的第一个朋友。父亲来了快两年，我至今对哑巴叔深怀愧疚。在父亲刚到公寓不到一周，我故意早起想看看他们的伙食怎么样，或者看看吃大锅饭的壮观场面：哑巴叔和父亲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好像他们曾经相识，要坐在一起叙旧。那天吃的是鸡蛋、稀饭和油条。当我悄悄走到他们身边时，父亲和哑巴叔正在推让一个鸡蛋。他们两个推来推去，鸡蛋像小时候他们玩过的陀螺，在桌子上旋转。那种旋转中有迷人的光晕。最后胜利的是哑巴叔。他竖起大拇指，指指自己，意思是他比父亲大，吃小点的鸡蛋。他们剥下的鸡蛋皮像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这个城市。

我一周一次半个小时的探望，能为父亲做些什么？陪伴、照顾或者帮助真的谈得上吗？面对他们，我的心里五味杂陈，父亲刚来公寓那天我竟然对着父亲说出“远离那个哑巴”的话，并把哑巴叔推出了父亲的房间。从何时起我变得如此俗气，开始对别人有了提防之心，并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衡量这里。我把在社会上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起来的信任也搬到了这里。

我一直很想对着哑巴叔说声抱歉，可是哑巴叔根本听不见，或者他根本不需要我的道歉，他对于父亲的好，是因为一个生命本质的善良。因此我迟到的道歉也只能在纸上，而哑巴叔永远不会知道。即使我不用道歉，他也一如既往地替我照看父亲，并从来也不接受我塞给他表示歉意的水果。

二

兰兰姨和芳芳姨是父亲的对门。我是在2018年11月的最后一天才听父亲说，胖矮、白头发的大姨叫兰兰，高个子脸部大面积烧伤的大姨叫芳芳。至于父亲说的是不是真的，一点也不重要，87岁兰兰姨的名字是否真的叫兰兰，或者67岁的芳芳姨是否真的叫芳芳，一点儿也不重要。这两个名字或许是父亲根据自己小时候的玩伴，或者故乡的邻居想象出来的。那天我去公寓给父亲送手机，看到他的被芯蜷缩成了一团窝在被罩里，就习惯性去对门，朝兰兰姨借针线。兰兰姨正坐在窗户旁边修补一条挺破旧、看不出颜色的保暖裤。她的针线在裤腰上匀称地、不紧不慢地行进着，细细小小的针脚整齐排列在细线走过的地方。兰兰姨满头的银发被阳光照耀得熠熠生辉，脑后挽着一个髻，如果放开她的髻，她的头发会垂到腰际。年轻的时候想必也是长发及腰，面容姣好。因此兰兰姨叫兰兰是恰如其分的。她爬上她的床铺，从几个长方形鞋盒子里给我翻找针线。兰兰姨的床上“财产”可谓丰富多样：袜子、内裤、秋衣秋裤、药片、碎布头、针线盒、卫生纸……一床大点的褥子上铺着一床小点的褥子，均破旧得没有了颜色和花纹，可以想像兰兰姨是常年和一堆杂物睡在一起的。和父亲一样有“条件”一张床堆放杂物，一张床专门用来睡觉的老人并不是很多。

兰兰姨拿了一盘缠绕成米字花的圆形线盘给我，又递给我一个长约两厘米半，极其细小的针。这细小的针，我用自己“粗壮”的拇指和食指刚刚能捏起，还随时有滑落到地上、无处找寻的危险。一个人的手该有多么纤细，才能与这细小明亮的针相匹配？一个人的眼睛该有多明亮，才能触碰到一个针的锋芒？我跑到父亲房间的窗户底下，在嘴里一再弄湿线头，又一再对准针鼻，就是引不上针。或者根本看不清兰兰姨给我的线和针，又跑到兰兰姨房间向她求助。记得去年一次给父亲缝被子就是，兰兰姨觉得我不会做针线，直接让我做了看客，她把父亲的被罩缝得完好如初。

在我几秒钟返回父亲的房间，拿手机想给兰兰姨拍视频的瞬间，兰兰姨已经对准了针鼻，快速把线引到了针上——奇迹、生命的奇迹……我在朋友圈大大发了一通感慨。对于兰兰姨来讲，父亲算是幸运的，虽然晚年不得已离开故乡，但是终有我们三个孩子照看。不像兰兰姨，孤身一人。父亲来和她做对门快两年了，从来也没碰到探望兰兰姨的人。她们村里的人，都搬了新楼，想必把兰兰姨忘了吧。今年夏天，父亲告诉我，他的湿疹又犯了，后背上全是红疙瘩。入睡前，都是兰兰姨帮父亲涂抹止痒药膏的。有次晚上，我刚进父亲的房间，兰兰姨就走了进来，她像一朵兰花那么轻柔，目光线条都有了历经岁月沧桑之后的沉稳和优美。我对兰兰姨说我来给父亲抹药，兰兰姨说我不会抹，也累了一天了，让我快回家歇息。我站在房间的门口，看着兰兰姨把药膏一点点挤在父亲的后背上，再用棉签涂抹匀称。兰兰姨涂抹得很仔细，大约用了十五分钟。这十五分钟，兰兰姨是站着的，父亲是坐着的，而我内心羞愧，一直在门口哗哗地掉眼泪。即使我感到了自己的惭愧，还是依然不能照顾父亲到细致入微。俗话讲“远亲不如近邻”。我成了父亲的“远亲”，给他照顾最多的是她的近邻，兰兰姨和芳芳姨。

第一次见芳芳姨我有些害怕，甚至不敢正视她的面孔。那是一张大面积烧伤的面孔，可以说根本谈不上是一张人的面孔。鉴于她不去父亲房间，像哑巴叔那样“指导”我，我没有说出让父亲远离她的话。芳芳姨戴着一头蓬松的假发。两只眼睛只剩下黄豆粒大小的空隙，她的瞳孔，被烧皱起来的皮肤遮住了一半。鼻孔也比原先的小三分之二，嘴巴大小像我花苑里粉色雏菊的一个花瓣，四周褶皱的皮像假的一样胡乱堆着。她的右手是一个紫红色的肉疙瘩，左手还剩拇指、食指、无名指。我常常想，芳芳姨长年穿扣紧领子的厚衣服，从来不露身体的任何部位，她的身上是不是更加惨不忍睹。她作为女性的所有特征，是不是全都消失了呢？即使芳芳姨没有了完好的面孔，完好的身体，依然不能阻挡她发出响铃般的笑声，依然不能让她丢失生命最本真的东西，我求助兰兰姨帮我引针时，她就站在一旁“毫无节制”地笑着。我想并非芳芳姨笑话我，她的笑发自心灵。

前几天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去公寓给父亲送地西泮片，也就是安定，以便父亲晚上能睡个好觉。敲父亲的房门半天，也不见父亲起来开门。转身去敲兰兰姨和芳芳姨的房门。屋里传出一句不算完整、问我是谁的话，我听出来是芳芳姨的声音。我以为她不会起来给我开门，正要走时，芳芳姨忽然打开房门，问我这么晚了来做什么。我很不好意思地把地西泮递给芳芳姨，拜托她明天转交给父亲。她用仅有的三根手指捏住药瓶，满口答应。我一再抱歉地说谢谢时，她说不用谢，又不输宅子不输地的。她说得含糊不清，我猜想是这个意思。芳芳姨站在门口目送我离去，整个长长的走廊，灯光暗淡，空无一人。但是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一个人，遭受了命运劫难之后的美好。

三

与父亲相比，王奎叔夫妻更像“候鸟”和“天涯沦落人”。他们和父亲有着同样的籍贯故乡，比父亲早一年“迁徙”这座城市，成为永久的留鸟。王奎叔身材高大魁武，却双目失明。王奎叔是晚于哑巴叔“扑”进父亲128房间的人，如果他和哑巴叔一同“扑”进父亲的房间，说不定也会遭到我的“驱赶”。王奎叔是怎么凭着一根竹竿摸到父亲房间的？虽然啥也看不见，王奎叔却有很强的自律性。譬如他吃饭不去餐厅只在自己房间里吃；譬如他只是拿竹竿敲父亲的房门，拉着父亲“陪坐”；再譬如从他嘴里听不到一句对于这个世间的怨言。就凭这一点，盲人王奎叔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王奎叔吃完早饭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远离父亲的房间里坐一会儿，再起身摸起竹竿朝父亲的房间走。他一边走一边用竹竿敲击地面和遇到的每一扇门，每遇到一扇门停顿下，记在脑子里继续走，直到走到父亲的房门才停住，先用竹竿划拉下楼道里，试试父亲在不在楼道坐着，如果没有回音就用竹竿不停敲父亲的房门，像是两个地下工作者在用暗号接头。两个人接好头后，父亲拿起竹竿的一头牵着王奎叔朝活动室的一排椅子走去。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一点，他们像两个静物，只有吃午饭的铃声才能把他们惊动。

如果说王奎叔的每一天每一夜都是沉默的，而父亲只是上午陪着王奎叔沉默，到了下午就是父亲“活跃”的时间。下午三点后，他的三个牌友准时围坐在麻将桌周围。但是这种默许也是建立在父亲的右腿不肿胀的基础上。如果父亲右腿肿胀还坚持打麻将，被我碰见，我又得“训斥”他一番，好像他是孩子我是家长。

四

老年公寓，一楼居住的都是能自理的人，哪怕是拄着双拐，推着四条腿的凳子，高处都留给了那些感受不到高度，去了高处不需要下来的人，或者登高也不需要望远，不需要行走的人。在死去之前，他们的活动范围永久界定在一张长两米、宽一米三的木板床上。他们无所谓天空和池泥，无所谓季节和冷暖，也无所谓故土与漂泊。与父亲相比，他们才算是永久的“留鸟”。这群留鸟在漫长的生涯中，不畏风雪，交出了自己的雏鸟，交出了自己求偶的本能，从各自生活的“阵地”上彻底退了下来。羽毛凌乱、肢体不全、伤痕累累、疾病缠身。很多时候，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故乡、一辈子耕种了多少土地、打了多少粮食，也忘记了村子里的仇人，或者说再也恨不动自己的仇人。甚至连自己的性别祖宗都不再记得，不再在意。他们在自己逼仄的“地盘”上，把晚年的命运交到了时间手上，任由处置。

从入住老年公寓直到死亡，他们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卧床不起。好似他们在漫长的生活路途上飞跃了万水千山，厌烦了，疲累了，不想再去行走，在这儿做永久的歇息。这样的歇息有点一个人完成历史使命的悲壮，以及折戟沉舟的决绝。鉴于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需要专人照看，代养费要比一楼贵很多。因此二楼的房间大都比一楼的大一半或者三分之二，一个房间用来安置五六个人。房间不紧张时，男性老人和女性老人分开住，房间紧张时，就得男女混住。既然性别都不再重要，他们的隐私也就可随意“侵犯”。一个男人从有自尊心开始到此时的完全放下，得经历多少起伏跌宕的心理落差？一个女人从羞涩地爱护自己的私密部位，到完全不在意一次次的“暴露”，该是怎样的一种“舍弃”？

高处的老人们好像都“心如死灰”没任何痴想，要比低处的老人们安静。低处的老人们可以坐在自己的房间门口和邻居拉呱聊天，也可以在长长的走廊里走来走去，再有身体硬朗的老人，像哑巴叔这样的，可以穿越马路去大集上溜达一圈，或者天气好的时候，三五个扎堆坐在院落里，成为静止的风景。

五

去年八月十五，下午五点，我到二楼洗衣房去送父亲换下的衣服。从上二楼的台阶开始我就感觉到一种静寂。楼道里空空如也，不见人影，偶有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在各个房间进出着。没有说话声没有谈笑声，偶有轻轻的呻吟声低低地传出。左转第一个房间的一幕牵住了我的脚步。靠西头一张床上有一位女性老人，头发稀疏，身体干枯，她躺在床上机械地转动眼珠。她的旁边坐着一个约摸五十岁左右的男子，那个男子撕开一个酥皮月饼，一点一点喂给她吃。老人吃得安详又满足。当一个月饼吃到快一半的时候，靠近东边床铺的一位老人，如突然点燃的炮仗，号啕大哭。

一个酥皮月饼，捅开了她关闭许久的泪泉，她哭得极其大声和悲伤，引来了很多围观的人，连很多年不上楼的老人们也都爬了上来，于是劝解声哭声连成了一片。

工作人员三三两两来劝阻老人停止哭泣，没有用，最后把那个男子“赶出”了房间，又端来一盘月饼分发给所有卧床的人吃，才终止了这八月十五的哭声。我把父亲换洗的衣服交给了洗衣工，跑出了公寓。如果面前有条河，我会跳进去洗洗自己的。

莲池的荷叶尚且青绿茂盛，大花月季也在枝头随风摇曳，不食人间滋味，尤其一盆放置在道路中间的扶桑花，红得像血。

王奎叔站在扶桑花面前，像看见了亮光。他拿着竹竿胡乱敲击一通地面后，猛然抽了我一竹竿。我浑身战栗，大脑一片空白，像刚来滨城，被骗子骗走所有钱财时一样，迷惘、自责又疼痛。哑巴叔站在离我五十米的地方，笑成了一朵菊花，又对着我开始了他的“手指秀”。他指指天，指指地，指指我，又指了指隐藏在128房间的父亲……

此时，夕阳小脚缓步走过老年公寓，把柔软的光线洒满了庭院。

璎宁，本名张学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十月》《文艺报》《诗刊》《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散文百家》等。出版有散文集《飞翔的另一种形式》《隐形的麦芒》。获第四届“中华铁人文学奖”散文提名奖，领悟文学奖散文奖，首届吴伯箫散文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