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鄂梅的小说《我们的朝与夕》以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作为题记：“如果你只关心某些瞬间的事物/你的命运就会成为恐惧，你的屋子就会不稳。”这让我感到意外。姚鄂梅素以擅长书写日常生活、家庭关系而著称，这些在我们通常的理解中，大概都属于“瞬间的事物”；小说题目中的“朝与夕”，也多少包含着类似的意思。以这样的方式题记这部小说，或许也是作家的一种宣言：这一次，她将走进那些不够稳固的屋子，直面其中令人恐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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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旦深入小说的阅读会发现，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仿佛魔咒，笼罩在其中每一个人物身上。小说围绕四位女性的人生展开，主人公衣泓出身平凡却自强自立，大学毕业后从小城来到上海打拼。在租房过程中，衣泓遇到了室友星星，两个独身女孩遂成为相伴相助的朋友。在星星的帮助下，衣泓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也结识了令她景仰的丛老师。老友黎晓未婚先孕，瞒着家人来到上海，与衣泓生活在一起。至此，四位女性人物在小说中完成了相遇。

于是，便不难理解小说题目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我们”——“我们”是小说中的四位女性，更是无数现实生活中的女孩们、女人们。在小说中，无论是衣泓还是星星、黎晓、丛老师，她们都必须面对工作、事业与情感、家庭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空气般生长的朝朝夕夕，正是她们各自生命的全部过程与意义。女性如何在社会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进而重塑自我的身份，实现自我的价值，一直是历代女性写作关注的问题。从《简·爱》《傲慢与偏见》开始，即便拥有出走的娜拉般的勇气，女性最终总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家庭生活中去。古典主义为女性搭建的最为幸福的图景，便是拥有一位尊重自己的先生，由此组建一个两性平等的家庭。然而，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女性的生活不断收获着新的可能，家庭和爱情不再是本质的、唯一的归宿，我们的时代正在塑造越来越多的“大女主”，她们光鲜亮丽、事业有成，凭借自己的力量在职场战胜异性，在城市站稳脚跟，她们不为情感所牵绊，甚至接受着男性的崇拜却并不珍视——一如男权社会中曾经的“成功男性”一样。应该说，这是现代社会为女性提供的最为美好的幻景之一。

《我们的朝与夕》中，衣泓就是这幅美好幻景的忠实信徒。来到上海之后，她疏离家庭关系、拒绝谈恋爱，一心一意跟着丛老师工作，想要做出一部成功的纪录片，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小说中，丛老师所提供的“柒零捌”寓所仿佛一座女性的堡垒，在这里，女孩们朝夕相伴、守望相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柒零捌里充满了珍贵的女性情谊，面对黎晓的生育问题时，丛老师大力支持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一个带着深刻爱意出生的孩子，是会受到祝福的”；而星星的反对则是出于单亲妈妈的亲身经验，“花钱如流水、筋疲力尽、心力交瘁、心急如焚”，更艰难的，是要把这些感觉“全部扎得紧紧的，藏在内心深处，让所有人都看不出来，然后假装没事一样去面对他，面对人生”。两种意见的差别，来源于两人的年龄、性格以及各自成长背景的巨大差异，但无论如何，她们都是出于对彼此真心的关爱。小说中的柒零捌像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四位女性，她们有爱、有希望、有理想、有情有义，甚至还有何枫、吴敏昊这样的男性追求者们，心甘情愿地随时提供帮助。

然而，乌托邦归根到底还是想象中的世界，星星那句略显无情的断语似乎得到了现实的印证：“丛老师是那个时代的人，认不清我们的现实，她的智商仅够应付她的人生”。寄托着各自尊严与理想的纪录片“沪居博物馆”，在成片之后无人问津，此刻的丛老师甚至连自己的人生都难以应付，只好选择逃避和消失。黎晓为了一段想象中的爱情泥足深陷，怀孕、保胎、引产、发胖，最后死于压力和焦虑。衣泓陷入深深的自责，如果没有能力提供真实的帮助，那么，无谓的祝福和鼓励究竟意义何在？——如同曼德尔施塔姆的预言，柒零捌这个“屋子”正在渐渐“不稳”。

《我们的朝与夕》中，女作家姚鄂梅虽然搭建了一个美好的“屋子”，但最终不惮于令其坍塌，作家显然不想提供某种“大女主”的例证，对于这一通俗想象，她应该是有所怀疑的。小说在处理女性命运走向时，所依据的，是一切真实的、甚至有些残酷的现实经验，而不是被想象、被营造出来的美好幻觉。小说中，女性社会身份的实现可谓举步维艰，丛老师始终身体力行现代女性的生活，她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工作，导致丈夫与她离婚，临近退休年龄却被单位清退。衣泓的艺术理想随着纪录片的失败而宣告破灭，不得已又回到了原来的工作中去。在感情与家庭关系方面，小说的四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当下都市女性的四种典型处境：独身、离异、单亲妈妈、未婚先孕，男性在其中无一例外是缺失的。小说中婚姻幸福女性的只有两位，一个是衣泓的母亲，“在最最盛开的年纪嫁给了身后学校里丧偶的中年数学老师”；一个是衣泓的嫂子，嫁给了外地人的上海女孩。这两段婚姻中，女性多少都有些“下嫁”的意味，然而若非如此，多半遭遇的就是黎晓和星星曾经的命运：一个试图用孩子留住爱人，最终却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一个义无反顾地送丈夫出国留学，结果惨遭抛弃。不同于那些“大女主”的设想，《我们的朝与夕》所呈现的女性命运多少有些狼狈甚至残忍，但这无疑更接近并不完美的现实。在真实的职场与婚姻中，为了获得认可，为了寻求一种安定稳妥的关系，女性总是进退维谷，乃至步步退让。“大女主”的幻想固然提供了令人愉悦的欲望补偿，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几近失效。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我们的朝与夕》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不如说它是一部打破女性主义幻梦的作品。

小说中，唯一没有入住柒零捌的星星也是唯一最终收获了爱情的人。与另外三位女性不同，一场失败的婚姻让星星成长为一个清醒自知的人，她劝衣泓“明确目标，努力赚钱，买个房子，养个孩子，只有这两样东西谁都拿不走”，“这才是生活的真谛，所有认真生活过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与衣泓、黎晓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爱情观不同，星星的务实几乎达到了世故的程度，“我不相信爱情，但我要结婚。这个社会歧视没有婚姻的女人，他们以为没有婚姻的女人是不会处理男女关系婆媳关系的女人，我一点都不喜欢婚姻，但我不想被歧视。”婚姻在星星这里只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问题，她将一切爱情的浪漫、美好和憧憬都划约为实际的考量，这背后也折射出现实生活中许多女性的无奈和苦楚，她们为了争取最基本的权利已经竭尽全力，谁还有力气去奢望一场完美的爱情？吴敏昊选择星星当然是真心的，但不可否认，这真心当中掺杂的都是自我的权衡，共同买房、财产增值，这些现实因素成为二人的婚姻起点，如他所说“此刻的慎重决定仅仅代表此刻，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同样是“认真生活过”的人，吴敏昊深知爱情的不可靠、未来的不可知，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残忍的诚实，以避免“脱离实际画一个大饼，几年以后抱着破碎的梦想呼天喊地”。小说中这唯一一对新人，非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爱情的甜蜜，相反，他们更加令人感到悲哀——这个时代大概再也不需要爱情了。

二

衣泓、丛老师的理想主义，星星、吴敏昊的实用主义，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对美好生活的设想，这一切，让小说《我们的朝与夕》具有一种鲜明的时代感。它热闹而鲜活地代表着当下，代表着驳杂的时代现实与人们多元的价值，尤其以上海这样大都市的青年生活为标志。在中国文学的漫长谱系中，上海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空间，从新感觉派到张爱玲、苏青，再到今天的王安忆、金宇澄，一代代作家热情书写着他们所生活的上海，他们笔下饮食男女、围炉夜话，逐渐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标识与特征——正如小说《长恨歌》中反复刻画的，这种日常生活的底色，正是上海的“心子”。但是，在姚鄂梅笔下，《我们的朝与夕》当中，上海“心子”几乎是隐遁的，没有弄堂、没有鸽子、没有怀旧的老克腊，姚鄂梅写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上海，这是外来者、闯入者所置身的上海，换句话说，小说写的是与老上海并存的新上海，尤其是新上海人的悲欣交加。

做一个粗略的区分，小说中的人物身份主要包含三种：一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即便收入不高，有一所自己的房子，便不存在身份焦虑，比如衣泓的第一任房东、她的嫂子以及丛老师；二是从外地来到上海，但工作在体制内、吃财政饭，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房产，比如星星，也算得上“本地人”；三是衣泓、何枫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怀着对上海的向往赤手空拳地闯进来，却在切身体验中距离那个想象中的上海越来越远。在小说中，以上三种身份的人群在新上海彼此交错，这是一个抽离了文艺作品中的上海想象，破除了唯美、雅致和罗曼蒂克，进而显得干涩而坚硬的现代都市，这里的人们既多元又疏离，既混杂又彼此隔膜。

在新上海，尤其以何枫、衣泓这样的“沪漂”为典型。小说中的何枫是一个标准的“小镇做题家”，他是家乡第一个考上清华的高材生，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的一间银行工作，在日复一日的蹉跎中几乎抑郁。三十岁的时候，何枫下定决心逃到上海，面试结束后的犹豫时间，他看到一幅商业区的午间景象：“老天！为什么会有这么精致、雅致的打工人，为什么明明只是工作日，却个个打扮得像从时装杂志上走下来的，男人的衬衣不见一条褶皱，女人们优雅时髦，香风习习，个个笔直坐在饭桌前，像在参加了不得的聚会。更重要的是，对他来说已经是赌气版的豪华午餐，竟只是他们的日常工作餐而已”，这便是上海留给何枫的第一印象。也就是这个偶然遇见的美好画面，让何枫下定决心来到这里。然而在真实的上海，何枫遭遇的是破旧的出租房、以办公室为家的窘迫、外地身份的局限……他的人生在此发生断裂，曾经辉煌的过去有如一夜清零，那些曾经令他无比艳羡的白领也像消失了一样，又或者，根本不存在那些光鲜靓丽的人群，不过是何枫对自己理想生活的一种想象。

与何枫类似，衣泓也是出于这种想象挤进了上海。按照黎晓的说法，衣泓是个理想主义者，“她觉得她喜欢的东西不可能在家乡，她不喜欢家乡，不喜欢土生土长的一切，她喜欢外面的东西，大城市里的东西，她觉得好东西都在大城市里。”然而真实的上海究竟带给了衣泓什么？房东的骚扰、居无定所的日子、失败的创业，这些当然不可能是她喜欢的，说到底，衣泓喜欢的东西和何枫看到的那个画面一样，传递着的，是一种大城市的新鲜感、希望感与不确定感，这才是所有新上海人真正的渴望。

近年来的一些文艺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无数何枫、衣泓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拼搏与受挫构成了与那个优雅闲适的老上海并存着的日新月异的新上海生活。这些人物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隐患，当漫长的生活来临，曾经带给他们希望的“不确定感”将会转化为另一种焦虑，内心的孤独、人与人的疏离、自我感知的渺小，这些城市生活的基本问题在激情褪去之后，必然降临在他们面前。于是，对于“家”的渴望成为大多数城市外来者的共同心理。《蜗居》《心居》等文学或影视剧作所强调的“居”，正是这种心理渴望的外化，因此也成为很多人最基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所在。小说《我们的朝与夕》同样探讨了“居”的话题，不同的是，通过设置拍摄纪录片“沪居博物馆”这一情节，小说得以从第三者的视角对这些购房者进行观察，也具备了展示更多内容的可能性。“沪居博物馆”里的人们，有的早年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买了房，有的意外继承了陌生人的房产，还有的为了买房假结婚，却最终落得人财两空。其中，丛老师的同学老程是一个独特的案例。这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年轻时被抽调到县城工作，后来在当地结婚生子，错过了知青返城的机会。怀抱着“叶落归根”的强烈愿望，老程决心抓住老人留下的房子这最后的稻草，希望以此置换一套房产，“不管多小都行，只能放一张床都行，不管怎样我老了要回上海，生不能在上海，死也要死在上海”。但老程没有想到，如今的自己已经彻底丧失了在上海买房的资格——这正是他的身份矛盾之处：在妻子眼中，老程始终代表着那个优越的、排他的上海，因而一生与他对立，甚至发过誓，“望都不会朝上海这边望一眼”；但在老程的三个上海兄弟眼里、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他已经成为一个越走越远的“外地人”。老程的人生仿佛错了位，既不属于故乡上海，也不属于生活了半生的异地，这种内心的错位感终于在买房这件事面前无比显豁地爆发出来，他的归乡愿望也随之几近于虚妄，“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回到上海却无处藏身”。房子的问题看起来那样现实、物质乃至于庸俗，但是它背后其实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像老程一样，房子在哪，他的归宿就在哪。这一点上，沪“居”的问题再次印证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预言，对于许多城市外来者来说，房子就像是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线，它摇摇欲坠地代表着一种自尊。“沪居博物馆”让人看到了这一现实逻辑的荒诞，更让人看到了其中的酸楚。

三

小说接近尾声的部分，出现了两个与其他主人公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即女博士长尾夹和校工老顾。他们既不是丛老师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星星那样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跳出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创造着自己新的生活，也为小说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

同样是拍摄短片，丛老师的“沪居博物馆”有预设的风格、内容，甚至受众群体，她固守着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艺术准则，却最终屏蔽了观众，丧失了与人沟通的本领。而长尾夹拍摄小动物仅仅是为了摆脱失恋的痛苦，在观察与对话中，她逐渐爱上了这些奇妙的生灵，出于一种简单的分享欲，长尾夹将短片投放网络，出人意料地收获了好评。在这里，小说传递出一种全新的价值：今天，丛老师为代表的“艺术至上”主义正在遭受挑战，它们过于孤芳自赏以至于失却了最基本的真诚；而那些看似简单的、大众化的表达，正在为艺术注入新的活力，它们不仅令创作更加多元开放，而且为整个审美体系的更新开辟着新的可能。

长尾夹与校工老顾成为朋友，大抵也是源于两人相似的人生观。老顾其实不老，他四十三岁遭遇下岗，于是干脆主动“扮老”退出竞争。看起来，这是一种消极的、逃避矛盾的生活态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老顾的选择却比大多数人都勇敢，他不再遵从整个社会公认的单一标准，不再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转而专注自己内心的安稳。“煮点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收养一条本土小狗，收获一点点友好和信任，日子过得很舒服的”，这些平凡琐碎中的满足感、幸福感，除了老顾，有多少人真正享受过？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不乏老顾、长尾夹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有的辞职去旅行，有的举家迁居小城镇，他们厌倦竞争，反对“内卷”，在另一种人生维度上追求幸福，努力开拓新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中的老顾和长尾夹是我们当下时代非常新鲜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生活中可能永远都是“边缘”的，他们看起来是弱者甚至失败者，但是，他们的人生选择其实需要更大的勇气，他们所代表的新的精神、新的价值，对于越来越狭隘、压抑的现实空间来说，无疑是十分珍贵的。

读姚鄂梅的《我们的朝与夕》，我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写实小说”。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零度感情”描摹“生活原生态”，这些新写实小说的特征在《我们的朝与夕》当中都有非常明确的体现。但与此同时，新写实小说曾因作家立场与价值的平庸、流俗等，引发了文学界的争议乃至批评。不可否认，《我们的朝与夕》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样的问题。小说中的丛老师、衣泓、黎晓等，她们以理想主义的冲动处理现实问题，终因脱离实际而失败告终；而以星星、吴敏昊为代表的另一些人，他们站在一种目的论的、实用主义的价值立场，在现实生活中却迅速获得了幸福——这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真相：理想主义者受挫，现实主义者更容易接近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然而，我们大概都认可，文学作品需要提供的，不仅是现实的写照，更是对现实的反思；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阅读小说，并不在于它可以展示多少现实内容，而是它所提供的对现实的多重认知。因此，如果作家本身完全认同于现实，甚至沉湎于世俗的价值，那么，小说就很难具有一种超越的精神，它的意义也必然因此而受限。如同鲁迅先生在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曾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只有经历了这种层层深入的“拷问”，作家才能真正认识多层次的现实，进而呈现人生与人性的复杂。

我同样想起，在九十年代围绕现实主义的争论中，童庆炳先生曾有一个判断，他认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同时具有“深情”和“冷眼”，“他们希望尽快把社会的弊病消除掉，因此他们对现实生活不但不冷漠，而抱着常人所没有的‘深情’”；“冷眼”则是“现实主义作家描写人物、场景时的极度的冷静和客观，不把自己的同情与憎恨等感情直接地显露于作品的艺术描写中”。在我们今天的大部分现实主义作品中，我总感到“冷眼”有余而“深情”不足。《我们的朝与夕》也多少存在着类似问题，作家对于现实的观察不可谓不细致，也多有敏锐的发现，但是，如何认识、判断和评价这些现实，在小说中表达得并不明晰，以至于作家的立场也略显模糊混沌。因此，我想，在今天重提现实主义的“深情”与“冷眼”这一法则，无论是对于姚鄂梅，还是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完，刊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春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