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没去鄂南嘉鱼县了。前不久，省作家协会安排去嘉鱼采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次，应该有机会看一看多年未见的一位老朋友、老前辈、民间文艺专家谢忠告先生了。不料，一到嘉鱼，县政协的同志就告诉我说，谢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得知这个消息，我在心里难过了好些日子。

(资料图)

有一个动人的画面，常常在我脑海浮现：狭窄的斗室里，一盏小小的台灯下，数叠高耸的稿件夹缝中，一位满头华发的孤身老人，正躬着脊背，全神贯注地校阅着一篇篇稿件。190度宛如酒瓶底般的镜片，几乎是贴在稿纸上了。铁划银钩、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这番情景，也让人想到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那位每天都从手工作坊的飞尘中，收集和淘寻出一点点金色粉末，而最终用这些积攒起来的金粉，铸成了一朵闪光的金蔷薇，送给了一个穷人家的姑娘的沙梅老头……当夜色深沉，遥远的汽笛声隐隐送进这座靠近长江的小城的梦里的时候，沉浸在工作中的老人，仿佛从一个静谧的长梦中惊醒，从堆积如山的稿垛中抬起头来，取下厚重的眼镜，使劲揉了揉酸疼的眼睛……谁能知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像这样度过了多少个辛劳的夜晚？不用说，当他再次俯身来到那盏小小的台灯下时，窗外已传来鸡鸣声了。

这位深情而执着的老人，这位从朝鲜战场上走过来的志愿军老兵，这位从此以后孜孜不倦地从事着群众文化工作的“老文化战士”，就是常年居住在嘉鱼县的谢忠告。我们那时候都称他为“老谢”。

诗人郭小川有一首名诗《秋日谈心》，写的是几位在战争年代里一起出生入死的革命战友，在新中国和平的日子里，在秋日的公园里，促膝谈心，回忆起战斗的青春时代的情景。其中写道：

大陈说：“那时候啊，我们也真一无所言，

肩膀上只有一杆破枪，背袋里只有一把黑豆。”

老侯说：“那年头啊，我们都是又黄又瘦，

头顶上只有一堆乱发，脚杆上只有一片泥垢。”

大陈说：“那时候啊，我总是在夜行军中耍‘猴’，

‘瞎子’看不见路，用根小绳拴在我的背包上走。”

老侯说：“那年头啊，老陈的肚皮大如斗，

每次会餐时，至少要吃十五个四两重的馒头。”

老谢作为志愿军战士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时，是一个“文艺兵”，是部队文工团的团员。那时候他的眼镜片就已经像酒瓶底一样厚了。他跟我讲过，有时候半夜里急行军，他看不清道路，就只好用一根小绳，把自己拴在前面的战友的背包带上。第一次听他讲到这个细节时，我顿时就想到了郭小川在诗中的描写，想象着当志愿军战士时的老谢，跟郭小川笔下的“老侯”真是一模一样。

“紧紧跟上队伍，一步也不落……”

我也曾多次听老谢小声哼过他在行军途中自编自唱过的一首“进行曲”。多少年来，这首歌给了他无穷的信念和力量。

老谢是湖北省民间文艺界出了名的“机智人物”。这得益于他三十多年的民间文化的濡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湖北各地市的群艺馆和各县文化馆，都接受了采集民间文学“三大集成”的任务。“三大集成”分别是民间故事集成、民间歌谣集成、民间谚语集成。

我当时在与嘉鱼县同属咸宁地区的（后来划归了黄石市）阳新县文化馆工作，自然也全力参与了阳新县“三大集成”的采集和编辑工作。老谢当时是嘉鱼县文化馆副馆长，当嘉鱼县民间文学“三大集成”的主编任务落到了他肩上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人了。但他像一个老兵接到了上级命令一样，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下乡去了。

我记得那些年里，有好几次，我去嘉鱼看他，有如“松下问童子”，“云深不知处”一样，文化馆里的人，谁也不知他是在哪一带“打游击”，很难找到他。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老谢。他给我讲了一些他的趣事，我记忆尤深。

东吴古镇陆溪口，有位民间老艺人叫杨鹏。老谢常常和他结伴采风。两人凑在一起，一对“半瞎子”，两个“老顽童”。夜里走路，一根绳子上拴着两人，活像“耍猴儿”。

有一天采风归来，天色已晚，老谢想要赶回县城去。杨鹏劝阻说：“回去还不是光棍一条？黑灯瞎火，明天再走吧！”

杨鹏说的是事实，老谢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却一直是个单身汉。他说：“约好了今晚有作者来谈稿子的。”杨鹏只好执手相送。

两个老顽童在夜晚布满泥泞的田埂上边走边谈，兴之所至，禁不住手舞足蹈。但乐极生悲，老谢一步踩空，整个人摔进了水沟里，眼镜没了，头部也摔伤了。杨鹏急着大声喊叫着，摸索了半天，先摸到了一只棉鞋，然后才摸到满身泥浆、满脸是血的老谢。天寒地冻，夜色漆黑。杨鹏赶紧为老友包扎好伤口，老谢套上透湿的棉鞋，磕磕碰碰连夜步行了20多里，总算赶回了县城。

也正是这一次，他收集到了《长毛港》等几个很有价值的民间故事。同志们得知老谢受伤的消息，纷纷前来探望，老谢竟乐乐呵呵地说：“这有什么呢？打从抗美援朝起，我不就是这样泥里雪里、摸着滚着走过来的吗？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按说，快要迈入古稀之年的人了，又是孤身一人，应该坐下来享享清福了。可他偏不服老。有时开会见面，我问他：“尊体近来可好？”他眨巴着眼睛，似乎要咂摸出某种“潜台词”来，笑着说：“托福，托福，昨天没死，就意味着今天还好好活着。”

大半生的基层文化生涯，可谓阅人多矣，受人冷落、遭人白眼的境遇也委实不少。可他又常常为了事业而宠辱皆忘，乐此不疲。为了使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早日出版，老谢可谓殚精竭虑。

他跟我讲，有一天，他半夜里睡不着，爬起来给当时的县委领导刘书记写了一封长信，诉说出版经费的艰难。刘书记看完老谢恳切的长信，当即批了字，让财政局予以支持。刘书记还拿着他批了字的长信，对老谢说：“老谢，你眼睛不好使，我念给你听听吧。”仅仅这一句话，就把老谢感动得眼眶里噙出了泪水。他拿着批示，恭恭敬敬地给刘书记鞠了一躬。

后来，当三大本厚厚实实、散发着墨香的新书送到全县各界的手上，老谢喜笑颜开。他说，捧着墨香扑鼻的新书，那些耿耿难眠的夜晚，那些鼻青脸肿的摔打，又算得了什么呢？

老谢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和大度的人。当他满头华发，背着铺盖，翻山越岭跋涉在嘉鱼乡间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位老同志的工作，还受到过原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的表彰，湖北省首届民间文学“屈原奖”的领奖台上也曾出现过他的身姿。而当他俯身在昏暗的台灯下，铁划银钩地批阅着一篇篇来稿时，没有人会想到，一大批年轻的文学作者已从他编辑的文艺小报《蜜泉》上起飞，像山雀子一样飞向了全省和全国。不用说，老谢就是帮着他们“打过背包”、扶过他们踏上“战马”的人。

这是一位老战士的华发雅歌，是一位“最可爱的人”的黄昏之献。这使我想到，一个人生命的魅力，也正如太阳的光辉，不仅在黎明时是绚丽多彩的，它在正午和黄昏，同样也喷射出迷人的光华。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到了郭小川《秋日谈心》里的诗句：

老刘说：“不，那时候，一列士兵就是一条铁流，

所有难耐的艰辛呀，一律变成真正的享受！”

老侯说：“对，那年头，一支队伍就是一副骨肉，

所有小小的私怨呀，一律化为大大的公仇！”

大陈说：“那时候啊，就是废铁也不会生锈，

一切的破屋断墙呀，都成了我们前进的斥候！”

老刘说：“那年头啊，就是木棒也可以不朽，

一切的奇峰怪石呀，都成了我们防身的甲胄！”

大陈说：“那时候啊，早把生死放在脑后，

甘愿以血肉之躯，充当时代列车的轮轴！”

老刘说：“那年头啊，对个人幸福无所追求，

甘愿以全身骨骼，架设革命事业的高楼！”

忽然间，我们的诗人好像喝醉了葡萄酒，

他说：“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

过一会，我们的中校爽快地昂起了头，

他说：“大海已经渡过，更何惧急湍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