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都在家里度过，吃我妻子做的食物，听音乐，和光（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大江光，患有智障）在一起，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职业。每天早上醒来，我都知道我永远不会读完书。那就是我的生活。”2007年，大江健三郎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谈到自己的生活。

如今，这生活结束了，大江健三郎逝于3月3日，终年88岁。

在中文世界中，几乎所有悼念文章都突出了三个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对中国最友好的日本作家，鲁迅的崇拜者。于是，大江健三郎成了“自己人”，真实的大江健三郎反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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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启蒙者。

他的书只写给自我觉醒的人。

他始终在追问，近代精神为何无法在东亚传统上生根发芽。

他不断重写自己的作品，使其越来越难懂。

在传统回潮中，他是不合时宜的人。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来自日本独特的近代经验。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但到明治维新后期，“赶超列强”的声音逐渐压倒“融入现代文明”的声音，旧传统一次次再生，理智的话语一次次被打断。作为精通英语、法语，且懂意大利语的大江健三郎来说，不得不在两种语境中徘徊——他听得懂别人在说什么，可他却必须用日语写作。

大江健三郎的文章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滞涩，总也点不透。可这份滞涩又如此珍贵，只要现代化的脚步不停歇，终有一天，它也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痛，成为我们再也走不出的幽谷。

生命可消逝，大江健三郎的精神将永存，它正在不远处，等待着真正的思考者、苦痛者和怀疑者。

如果鲁迅还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生于日本四国岛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家中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家乡在山区，大江健三郎称它是“穷乡僻壤”，他的家族在那里已生活200年，他的妈妈总说：“我们家的男人总在写同样的东西。”但大江健三郎是家族中第一个发表作品的人。

15岁之前，大江健三郎都在家乡生活。他在小说中常提到家乡的两个意象，一是森林，一是鸟。

大江健三郎曾把天皇想象成一只鸟。10岁时，日本战败，大江健三郎发现，原来天皇不是鸟。大江健三郎写过很多鸟，那些鸟没有具体形象，只是会飞、自由和美丽的代号。

9岁时，父亲在太平洋战争中溺水而亡。父亲没给大江健三郎留下多少印象——据说他常孤独地思考，从不跟孩子说话，也不与村民交往。父亲喜爱中国古典文学，1934年春携夫人到北京大学，听过胡适讲座，并喜欢上鲁迅小说。这成就了母亲对大江健三郎一生的PUA（情感控制）：如果鲁迅还在，就没你什么事了。

“二战”结束后，美军到了大江健三郎的小村。课本变了，第一次出现民主、公民、权利等字眼。大江健三郎认为那是他最幸福的时光。

他曾说：“我父亲那代人把我描述为支持民主的傻瓜，同时代人批评我无所作为，只会对民主沾沾自喜。”

著名评论家柄谷行人曾说：大江健三郎看问题，总是从先验的“民主主义”信念出发，回避了现实。他自以为是新左翼学生的代言人，其实他根本不理解这些学生的真实想法。

人人必须二选一

大江健三郎从小接受启蒙主义教育，忽略了它与日本传统的冲突。

启蒙主义基于理性而形成。在它看来，理性才是合法性基础，而非传统、历史、文化等，后者应受理性的宰治。启蒙主义将世界分成黑白两半：合乎理性的与不合乎理性的，正确的与错误的，正义的和非正义的，现代的和非现代的……

可现实真这么简单吗？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却一败涂地：人与人走向原子态，道德成了私事，安全感、归属感、荣誉感、自尊感等人性的基本需求，未因经济进步而满足，反而更缺失。

现代性剥夺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引人质疑：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毫无尊严地终日奔忙，就是在含辛茹苦中假装解脱？

这构成了“日本的现代困境”。

上世纪30年代，渴望变革的左派们纷纷“转向”军国主义，因为后者承诺了“秩序”和“日本作为国家的面子”；战后也如此，左翼青年们失败后，纷纷“转向”狭隘民族主义。

屡屡“转向”，折射出“日本精神”的深层困境。

大江健三郎认为，日本人的精神分三层：一是现代主义，二是家庭感，三是天皇制。现代主义和它依赖的民主主义只是表层，深挖下去，人人都是“天皇制”的死忠粉，精神内核陈旧，使日本无法真正成为现代国家。

麻烦的是，战后日本备尝“二等国民”辛酸，学理上的启蒙主义与现实中的启蒙主义迥异，撕裂着国民心理。在通往现代性之路上，每个日本人只能在二元中选择，无多元选择的空间。

我是一个业余小说家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小说，饱含纠结。

比如《奇妙的工作》，医院经费不足，决定处死150只实验犬，工作交给三名兼职的大学生——他们一边自责，一边被迫接受，这让他们根本没时间去想：自己可能被骗了。这些小说带有强烈的隐喻色彩，当人们还在纠结于“取与之难”时，世界却在冰冷地运转。正是赤裸裸的利益，串联起貌似理性、严谨的现代社会，使它看上去很像尊重道德、尊重人性的所在。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些小说不太好读。

首先，大江健三郎写实功力不强，细节偏求异，挑战了读者对真实感的理解，经现代语文教学的误导后，很难进入其中。

其次，黑暗意象太多，有时不忍卒读。比如《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蜜三郎描述失明经历时，说：“一天早晨，我在街上走着，一群陷入胆怯和愤怒的混乱中的小学生把石子儿投了过来。我的一只眼睛被击中，摔倒在地上。”大江健三郎曾说：“我可能是一个相当黑暗的小说家。”

其三，大江健三郎不习惯第三人称，他曾说：“我所有的小说都以某种方式讲述我自己，讲述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有残疾孩子的中年人、一个老人的想法。我用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三人称。这是一个问题。真正优秀的小说家是会用第三人称来写的，我却从来没写好第三人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业余小说家。”

最后，大江健三郎的隐喻源于日本文化，中国读者难读懂。

不走村上春树那条路

日本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一样，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冲击下形成的。

古代中日都不重小说，将诗歌、散文视为王道。被迫操练小说，更多是为抵抗西方小说冲击。这种抵抗很难找到传统资源，有时沦为“为抵抗而抵抗”。呈现在日本小说中，就是“有物语无小说”，作家只会写故事，不会写小说。

小说需要故事，但小说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方法，是现代人探求真理、正义、自我的一种方式。可大江健三郎的困难在于：大多数日本读者缺乏自我，他们如此主动地投身到工作中，终日盘算着出人头地；他们不加批判地尊奉传统，喜欢被教训，不知道如何批判；对哲学毫无兴趣，他们重视知识，却无思辨，只喜欢固定答案。

一旦假装圆满，问不出真问题时，小说就失去了立身根本。

所以，大江健三郎常用小说来挑衅、刻意违背人们习惯的小说美学。他曾这样谈到村上春树：“村上春树以清晰、简单的日式风格写作……这在日本文学界还真是第一次。我的作品已被阅读，但回想起来，我不确定我是否获得了稳定的读者群……我不想写给大众，但我想接触到人们。”

日本人读不懂大江健三郎的严肃文学，而能读懂的西方读者又远离日本问题。

在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中，有一些呈现了当时日本被殖民的痛苦。比如《人羊》，主人公“我”是勤工俭学的大学生，初冬夜坐公交车回住处，与几名醉酒外国兵等同车。“我”努力不去招惹他们，但他们中有一喝醉的日本女孩，扑到“我”身上。“我”被迫推开，女孩倒在地上，遂成“男人打女人”的铁证。“我”被几名外国兵扒下裤子打屁股。公交车上还有一名日本教员，目睹了“我”的受辱过程，反而“回给了我充满责备的目光”。

事后，教员带“我”去警察局，可过于详细的讲述其实是二次羞辱。“打羊，打羊，啪，啪！”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三岛由纪夫骂他丑

大江健三郎在大学时代已成名，被三岛由纪夫关注。

三岛由纪夫是当时日本最火的作家。他创造了一个神话：表现出日本传统的美，就能赢得世界认可。这很可能是一个幻觉。

大江健三郎和三岛由纪夫只见过两面。没多久，三岛由纪夫给大江健三郎写信说：没想到你长得这么丑。二人不再往来。

有“八卦”称，起因是大江健三郎曾骂三岛由纪夫的妻子是“婊子”。但大江健三郎晚年辟谣，称：“作为一个骄傲的人，我永远不会使用这样的词。”

二人闹翻，更可能是三岛由纪夫察觉了大江健三郎对启蒙主义的坚守。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三岛由纪夫无法忍受对日本传统的任何怀疑。

三岛由纪夫是杰出的小说家，却为何如此狭隘？

大江健三郎认为，这来自现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的三层结构，彼此无法统一，只能用演戏的方式假装统一。他们沉浸在表演中，似乎越可笑、越反常识，就越凸显真诚、深情和坚定。

入魅让三岛由纪夫丧失了生而为人的起码理性，可笑地死去。但三岛由纪夫式的迷狂仍在狂奔——在现代日本人心中，传统依然顽强，不找个偶像跪拜，他们便找不到自己。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江健三郎坚决反对“天皇制”。他说：“至少在日本，每当我遇到有天皇崇拜倾向的知识分子时，我都会生气。我对这个人的反应，是控制不住地去烦他，然后打架。当然，只有在我喝多了之后才会打架。”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健三郎拒绝了天皇授予的文化勋章，令日本右翼暴怒。

人人都该读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不好读，但他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堪称杰作。

小说的主人公是两兄弟，即蜜三郎和鹰四：前者对政治漠不关心；后者则是激进分子，参与了反《日美安保协定》运动。运动失败后，兄弟回到老家农村，想以组织足球队的名义发起暴动。100年前，日本爆发了“樱田门外之变”，兄弟二人的祖先试图刺杀幕府将军，这推动了日本近代转型——幕府决定派人去美国学习，并改年号为万延元年。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反讽了似乎波澜壮阔的日本近代史。

鹰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因他骗奸了弱智的妹妹，致其怀孕后自杀。鹰四从小护佑妹妹，没人怀疑他会做这等恶事。为逃避罪恶感，鹰四决定找一个合理的方式自我毁灭。他的想法是：“不惜投身杀场，毅然采用绝对不正当的暴力。因为我希望接受这种自我的形象生活下去，想替自己的暴力人格做好辩护……”

组成球队后，鹰四不断进行“想象力的暴动”，比如组织队员们去抢劫“超市天皇”。

蜜三郎本是旁观者。他小时候遭遇暴力，一眼失明。他的儿子一生下来便智障（其实是大江健三郎本人的遭遇）。他的夫人借酒浇愁，成了酒鬼。他的友人则遭暴力袭击，患轻度精神病，在“微笑训练中心”疗养院中养病——没想到疗养院中的暴力更狠，友人上吊自杀……

让蜜三郎震惊的是，在鹰四的蛊惑下，老实巴交的乡民迅速暴力化，即：“黑暗在黯淡的身体四周扩展开来，我在睡梦中听见竹子被冻裂的脆响……弟弟指挥着这群暴徒。他仿佛与万延元年时曾祖父的弟弟已化为一体，猖狂地向藏在仓房里的我、母亲和那些家中的亡灵挑衅。”

历史并没过去，暴力之蛊仍在心中激荡。最终，鹰四去世，蜜三郎养育着他的孩子，以及自己的残疾儿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无比勇气，审视着恶传统的复活。表面看是人性善在激荡，可真正驱动一切的是人性恶。人人都在其中，游戏还在继续。

残疾儿子是他的药

中年时的大江健三郎文风丕变，减少了难懂的隐喻和象征，更多从第一人称入手，假装成“私小说”。

“私小说”源自法国自然主义，在日本形成巨大的写作传统。日本作家会仔细描摹一次饭局中心理的微妙变化，略显拉杂，但挽救了大江健三郎写作中缺失的真实感。这些“拟私小说”来自传统，又有个人创造。更重要的是，没什么传奇经历的大江健三郎可专注去写一件件小事，更好懂，也更平易近人。

在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中，智障儿子大江光经常出场。

大江光后脑天生畸形，不得不接受手术，但手术损害了他的脑部，从此智障。大江健三郎夫妇给了大江光如此多的爱，引导他喜欢上古典音乐。成年后的大江光只需听几小节，就能识别出莫扎特的任何作品；他的第一张碟打破日本古典音乐唱片的销售纪录。

也有人对大江健三郎这类写作啧有烦言，认为他“没有写日本受苦的年轻人，只想着自己的残疾孩子”。

也许，大江光是大江健三郎的药，无数在人生中得不到答案的人，最终会找一个弱者——一般是自己的孩子——来安放灵魂。大江健三郎曾说：“总的来说，我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阅读，三分之一用于写小说，还有三分之一用于与大江光一起生活。”

他是一次崭新的肉身成圣的尝试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健三郎曾宣布封笔，可他又写出《水死》《燃烧的绿树》《晚年样式集》等佳作。

在《燃烧的绿树》中，主角阿吉哥创造了“燃烧的绿树”教，因反对核电站，惹怒了政府，媒体遂把他塑造成“要炸核电站”“诱骗少女”的邪教教主。“燃烧的绿树”教内部也矛盾重重，成员个个秀忠诚，其实是为权力而暗斗。阿吉哥决定解散教会，并称各自修炼最宜灵魂，遂一劳永逸地得罪了各派。在阿吉哥去和其他教派谈判的路上，被“夺回子女之会”的革命分子乱石砸死……

《燃烧的绿树》呈现了大江健三郎的解决方案——回归神道教本来的自由，将每个人还给他自己，而不是被军国主义征用、歪曲的那个国家神教。然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氛围中，至少阿吉哥的尝试失败了。

大江健三郎认为：“在日本文化的基础上，还有神道教。神道教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简单信仰。没有要理问答，没有神学。那些想要远离它的人追求佛教或基督教，或者他们寻求独立思考——就像知识分子一样。我是一个追求独立思考的人，一种超越宗教的东西。”

显然，大江健三郎依然沉浸在“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中，无法应对解构时代的挑战，但在他的思想与写作中，洋溢着良知的声音。作为一个被永恒驱除的现代人，他执着地想象着伊甸园，为此坦然接受万千折磨。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部现代版的《圣徒传》，一次崭新的肉身成圣的尝试。

东亚的现代经验有差异性，但也有共通性。困扰过大江健三郎的问题，将来可能也会困扰我们。只要不被“好爸爸的典范”“莫言的知音”之类鸡汤遮住双眼，我们就能从大江健三郎的笔下获得启迪，就能从他的灵魂中得到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