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悬疑小说在当下中国文坛颇为流行，也很为影视剧改编所青睐。历史悬疑小说是历史小说与悬疑小说复合而成的一种新类型作品，叙事策略、人物设定、故事架构和审美导向等内在的创作手法来源于悬疑小说，原型人物、史料、掌故、民风民俗、历史背景、历史事实等外在的艺术表现则取自于历史小说，其情节涵盖了谍战、冒险、言情、武侠、政治、动作等多种类型元素。

当下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悬疑小说作家非马伯庸莫属，自从2005年出版了《风起陇西》至今，先后出版的《三国配角演义》《三国机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大医》等都是当下火热的历史悬疑小说作品。根据他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常被人们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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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小说之所以为人们所关注，在于他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打造了历史悬疑小说叙事新类型。他明显地受到了克里斯提昂·贾克在《埃及三部曲》中用到的历史解密叙事、丹·布朗的阴谋史观叙事，以及弗雷德里克·福赛思的微观叙事等的影响，并深谙好莱坞类型片叙事模式。马伯庸将当下世界历史悬疑小说中的很多叙事方法糅合于创作之中，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寻找灵感，创造出了具有自己风格的历史悬疑小说。

一、历史解密叙事与阴谋史观叙事互为表里。马伯庸吸纳了克里斯提昂·贾克和丹·布朗的创作特点，即通过梳理真实历史大势缝隙里的主线脉络，以大量文献考证丰满故事细节，以阴谋史观叙事渗入小说故事肌理，最终架构起一座连接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借以书写具有后现代解构精神和当代艺术审美的古代故事。历史解密叙事是指把散碎于历史文献里的片段史料，运用考证的方式加以推理和假设，从而串联成一段富有逻辑性的故事链条，并以此发挥文学想象来构建故事文本。马伯庸在《风起陇西》的后记里提到过历史解密叙事的来源：“克里斯提昂·贾克的《埃及三部曲》之一《谋杀金字塔》是我灵感的最早起源……贾克大爷以埃及的历史为脉络，在真实历史大势的缝隙之间添加了无数貌似真实的细节，营造出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古代世界。”《三国配角演义》中则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叙事手法：“我的工作，是从一句微不足道的史料记载或一个小小的假设出发，把散碎的历史片段连缀成完整的链条，推演出一个逻辑可信的故事……这种‘再想象’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与其说是为了还原历史背后的真相，毋宁说是以历史片段为建筑材料，来构筑自己理想中的往事宫殿。”马伯庸因此把他的作品定义为“考据型悬疑文学”或“历史可能性小说”。如果说历史解密叙事是大多数历史小说惯用的明线叙事策略，那么阴谋史观叙事则为小说文本丰富了暗线叙事的可能。换言之，历史解密叙事是马伯庸历史悬疑小说叙事的骨，而阴谋史观叙事则是其肉。马伯庸在《风起陇西》的后记里如此描述了阴谋史观叙事：“至于丹·布朗，则完全是因为他的阴谋史观和我臭味相投。身为一个阴谋论者，我的信条是：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内幕，如果没有，那么就制造一个出来。”《风起陇西》用阴谋史观叙事的手法重构了“诸葛亮流徙李平案”，即《风起陇西》中所发生的种种谍战，其实是诸葛亮为扳倒李严而层层布下的政治阴谋局。如此一来，由魏蜀两国的间谍与反间谍所构成的二元对抗的故事主线之中，渗入了一条贯穿始终的政治权谋斗争的暗线。主故事线起到增强小说的娱乐性、消遣性、曲折性和传奇性等通俗文学审美特征的作用，而暗线又能较深地挖掘社会思想内蕴，以阴谋史观的方式为读者解构出隐伏于故事之外的残酷政治斗争与人性的复杂。相比于传统的谍战叙事，阴谋史观叙事则以隐性的方式浸入故事深处。既能丰富明暗相交的故事情节，也能在最后拔高故事立意，起到画龙点睛的叙事妙旨。这种创作手法明显受到丹·布朗把部分史实与虚构想象结合起来解读历史事件，从而营造出虚构的历史真实的手法影响。毫无疑问，历史解密叙事与阴谋史观叙事互为表里是马伯庸所创作的历史悬疑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特征，也是西方类型小说优秀的创作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成功范例。

二、微观叙事策略。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微观史学研究理论的兴起，历史悬疑小说的创作迎来了另一种书写的可能——以小说叙事的笔法解构散碎于民间档案、古籍文献和历史研究著作里的民事案件，以此勾画出被宏大叙事所掩埋的基层政治生态图景。这虽是基于爬梳民间档案史料的再创作，但整体叙述脉络依然延续了微观史学的研究路径，只不过将其小说化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转型而导致个体历史叙事的兴起，致力于反传统、聚焦民间视角、关注边缘人物等创作变革的新历史小说出现，迅速在中国精英文学圈开启了民间史叙事的潮流。这种精英文学所带来的从宏大历史叙事落地于民间叙事的新尝试，现在也推及到中国通俗文学的创作中，马伯庸的历史悬疑小说具有代表性。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小人物为主角，续写小人物在大时代背景之下与身不由己的命运抗争，从而实现小我精神到大我精神的升华，这无疑是私人叙事在冲破宏大叙事的桎梏后而结出的丰硕果实。比如《长安十二时辰》中的主角是当过10年陇右兵和9年不良帅的张小敬，因为杀害万年县县尉被判死刑，从此埋下了对腐败官僚和“吃人”世道的憎恶，俨然处于愤世嫉俗的颓废状态。后来，他被迫卷入追踪突厥狼卫袭击长安城的刑侦任务，并在一次次的冒险和破案过程中找到被恶吏和黑暗世道所蒙蔽的信仰——一人死，千万人生。这是作为小人物的个体信仰被裹挟进大历史洪流中的典型化呈现，也是个人利益愿为集体利益而献身的伟大精神。这样的形态同样出现在《风起陇西》里的陈恭、《两京十五日》里的吴定缘等小人物身上。

除此之外，如果说以粗枝大叶的笼统式笔触所创作的小说是宏大叙事，那着力于刻画纤毫毕现细节的小说则可视为微观叙事。马伯庸在《风起陇西》的后记里表示，他的小说还学习了弗雷德里克·福赛思的微观叙事手法，“即便是一件小事也要巨细靡遗地详细写其细节，甚至具体到飞机的航班号以及购买物品的商店名称”。在马伯庸看来，福赛思的写法让小说“显示出无比真实的现实质感”。所以在《长安十二时辰》里，我们看到书中无处不弥漫着菊瓣金盏、鎏金仙人驾鹤纹的茶罗子等关于唐朝器物的细节考证与文学化描写，此外还有银鱼袋、金鱼袋等表示不同官衔的掌故来历的分析，甚至是衣食住行的考据式还原。书中尤其对爆炸、追凶、动作打斗，关键场景的细节勾画，主角团应对危机的策略等都有详细地展示，无不彰显着微观叙事的魅力。

三、好莱坞类型电影叙事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里的成功实践。好莱坞有着成熟的类型片拍摄经验，诞生了诸如喜剧片、西部片、强盗片、音乐歌舞片等突出的片种。随着好莱坞电影制作工业化臻于成熟，以情节叙事为主，故事发展脉络与人物设置具有特定的程式性，电影叙事形式和电影语言也形成了完备的体系。马伯庸近5年创作的作品，明显加入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叙事技巧，热衷于追逐快节奏、强情节和高概念等创作模式，这在《长安十二时辰》和《两京十五日》两部作品中表现最为明显。其中《长安十二时辰》叙事框架脱胎于美剧《24小时》，是把成熟的叙事类型以巧妙的文笔化用进中国古代的历史情景之中，从而实现了好莱坞类型叙事在中国古代历史语境里的另类诠释。

不仅借鉴了许多美剧设定和叙事，马伯庸还以此为基准化用了许多现代流行的街头文化、电影文化，以及信息时代的技术文化等元素，实现了故事叙事的创新与突破。还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小说中李泌所用的大案牍术是当下大数据元素在古代的运用，这明显是信息时代的技术文化在古代的映照。小说中出现的跑酷是20世纪8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极限运动跑酷，这是街头文化的印记。小说重点刻画的灯楼修筑与最后的爆破，实际上与徐克在2010年拍摄的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的通天浮屠的建造与毁灭有着相类之处，这又是电影文化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将现代流行文化渗入历史悬疑小说，一直是马伯庸热衷追求的创作观。正如他所言，“在不改变历史的前提下，以一个全新的现代视角去诠释。戴着镣铐跳舞，而且是戴着老式镣铐跳现代舞。”其实，这种以现代文化元素去诠释古代故事，尤其把跑酷、大数据、GPS定位、反恐局、警犬、信号弹等现代世界的元素，实现在盛唐历史背景下的颠覆性运用，具有很强烈的互文性特征，也颇具后现代主义色彩。

新媒体时代是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的文化多元性、IP孵化商业性、影视改编对文学创作反噬、现代故事审美的类型化等特征都对历史悬疑小说叙事类型的变革有所影响。而马伯庸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悬疑小说，无疑为其他同类型作者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成熟的参考机制，同时也为丰富历史小说和悬疑小说的叙事类型作出了贡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点项目“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与大事记整理研究”（批准号：20AZW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