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女性写作，总是会追溯到19世纪，追溯到奥斯汀、勃朗特三姐妹等。顺着脉络数下来，伍尔夫、莱辛、门罗、阿特伍德的名字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最近，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诺奖，又让人看到女作家的风采。在国内，从“五四”一代女作家开始，也能数出无数名字——庐隐、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宗璞、张洁、王安忆、铁凝等。这势必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而在这名单之后，我想谈的是，无论以世界视野看，或聚焦中国，女性写作都已经积攒了足够丰富的实践和成果。我的说法隐藏了这样一条朴素的线索：在历史长河中，女性不断写作，建构了自己的文学谱系。她们既向男性写作者学习，尝试经典化、规范化自己的作品，也在写作中逐渐摸索，寻找放置和表述女性经验的方式。那么，在女性已经写作了几个世纪的今天，女性写作，尤其是国内的女性写作有什么样的建设性成果？

关注2022年的女性小说创作会发现，女性写作者们已经建立起一个较为自足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有足够的主体性，能自觉地以女性为表述主体，能清晰、顺畅地书写女性的经验，能展现女性写作的特点和优点。可以说，女性写作已经摆脱草创之期，摆脱“压抑-反抗”的二元对立思维，进入到了宽阔的发展期。在此，我不是说女性写作者只能表述女性经验，或者“本质上”女性写作必须有何种特点，只是强调，在由女性写作者组成的文学共同体中，女性写作具有了充分的性别自觉，可以坦率地交代女性经验，可以完成具有主体性的叙述，同时为我们时代的文学注入女性的独特色彩。

一、性别自觉的写作

(相关资料图)

统观今年的女性小说写作，第一个鲜明的感受就是，女作家们大都进行了性别自觉的写作。我所说的“性别自觉”是指，女性写作者自觉选择女性叙述者进入文本，书写女性眼中的世界。这一现象背后的含义不言而喻，既代表了女作家的自我认同，也反映了女性视角参与文学建构的过程。那么，透过女性叙述者的视角，作家们看到了什么，又写了什么？

我想以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野望》[1]为例讨论。《野望》是付秀莹继《陌上》后又一本回归乡土、再写“芳村”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付秀莹以乡村妇女翠台为主要叙述者，展开对其一家及邻家的日常生活叙事，勾勒“芳村”一年四季的生活图景。我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女性作者以性别自觉创作小说所能赋予文学共同体的力量：一方面，它写出了乡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完成了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书写。另一方面，它观照了乡村妇女眼中的风景和她们的主体想象。

具体来说，《野望》自觉以主人公翠台之眼，聚焦于芳村人的交往细节，呈现中国乡村的人情和抵牾。而这些人情与抵牾，正是现实生活中乡村妇女所在的“阵地”，《野望》告诉你，这些也值得被书写。比如，小说写翠台请妯娌香罗帮忙办事，去时香罗自掏腰包准备了一堆礼物。事后，翠台要还人情，便一大早跑去香罗家，送亲蒸的面皮儿给香罗吃。她说：“我紧赶慢赶，算是赶上了。”香罗回复：“真是贴心的嫂子，受累呀你。”翠台又掏出两百块钱，说：“我也不知道昨儿那些东西花了多少钱，就给你二百，多少都是它了。你要是不拿着，就是嫌少。”香罗回：“你这是骂我哩，跟我还算这么清楚？”翠台又说：“亲兄弟，明算账么。”（第71页）对话之间，翠台细心、香罗爽利的性格，妯娌之间的交往分寸都体现出来。

小说也写人之间的抵牾。喜针家有两子，大儿子立辉早早结婚，妻子叫梅。二儿子立伟在城里找到工作，预备结婚，但女方要求一套城里的房子。为了让老二顺利结婚，喜针拿出三十万给立伟，引起梅的不满。她质问喜针为何偏心，甚至无理要求家里的全部宅基地都留给她和立辉。争吵之中，婆媳不似婆媳，倒像仇人一样。翠台和素台这对亲姐妹也时有争执。二人或怪自己的父亲偏心，或怪对方不念姐妹之情。小鸾和春米这对好友也经历了关系亲密、互相算计，又一起共事的波折过程。

在《野望》里，类似上面的人际书写还有很多，它们共同呈现出中国乡村清晰、绵密的肌理。我想，正是由于付秀莹坦然以女性视角透视中国乡村，她写出了乡村生活最本色的烦冗质地——一个注重亲缘关系、交情往来的中国乡村跃然纸上，作者完成了令人信服的现实主义书写。

《野望》的另一个特点是有许多风景描写，笔意舒展，别具乡土风情。这些风景不仅仅是风景，也是小说主人公翠台情感的外化。关于这点，我们看看小说开篇和结尾的风景描写就知道。同样是写冬天的风景，开头写“小寒”，结尾写“冬至”，翠台眼中的风景却截然不同。在第一章中，翠台正遭遇困境，心情郁闷，于是眼前所见是：

日头挺好，风却是又硬又冷，刀子似的。天蓝得清澈，没有一丝云彩。树木干瘦的枝杈微微摇晃着，发出嚓嚓嚓嚓的声音。地都上冻了，踩上去硬邦邦的，有人家门前泼了水，上头结了一层薄冰，不知道谁家的鸡拉了鸡屎，也冻上头了。（第11页）

而到了最后一章，翠台人逢喜事，感到生活充满希望，所见风景就发生变化：

晌午的阳光金箔一般，薄薄铺了满院子。天是湛蓝的，云彩东一块西一块，缓缓浮动着浮动着，乍一看像鱼鳞，再一看又像是棉絮，一眨眼，却变成了一个仙女的袖子，飘飘摇摇飞远了。院墙底下的砖缝里，有一丛野蒿子，早已经枯败了，经了秋冬的风雪，变作黑褐色，乍一看跟土地颜色分不清你我。翠台伸出脚尖碰了碰，那野蒿子就碎了，穗子上的种子却纷纷落下来，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第386页）

明显的，第一段风景描写使用了大量阴冷的意素，“硬”“冷”“干瘦”“硬邦邦”“薄”“冻”，也用了“刀子似的”这样的比喻。这些意素组合起来，使这段风景描写冷冽阴郁，显示出主人公翠台的郁郁寡欢。第二段风景则不同，“金箔一般”的比喻定下基调，把冬日写得暖洋洋。云彩也丰富多彩，富于变换，意味着翠台的欢愉。最精彩的莫过于对野蒿子的描写。野蒿子虽然枯败，一碰就碎，但种子却落下来，“落到大地上，落到泥土里”。“大地”和“泥土”意味着辽阔，也意味着生机，这就让野蒿子这个意象也变成生活的象征，寓示人类的生生不息。

也就是说，翠台的心情决定了其所见风景的质地，同时，风景照映人物，反衬小说人物的心灵状态。我想，这意味着《野望》发现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乡村妇女能依据自我心情，想象和塑造其眼中的风景。这些是文学的发现，却不是文学的发明。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一书中谈到“风景的发现”时指出，风景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在特定的时期被作家发现，写入文本，以抒发人物的情感。[2]从这个意义上说，《野望》中的风景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乡土文学的传统，发现并书写了乡村的风景；另一方面，《野望》写的是乡村妇女翠台眼中的经过主体塑造的风景，发现了乡村妇女的“内面”和主体性。这是性别自觉的写作做出的可能性探索。

二、在何处停留：女性的主体性

艾晓明讨论萧红的时候曾有这样一个观点，我深以为然。她说萧红的创作，是在男性加以升华的地方停留，并加以质疑[3]。我想，当我们谈论当下的“女性写作”的时候，我们想指出的“女性写作的特点”也在于此，即女作家的笔墨在何处停留，由是扩展了何处被忽略或被想象的部分。

这里我想以乔叶今年的短篇小说《无疾而终》[4]为例，谈谈“停留”的问题。《无疾而终》发在《作品》杂志第七期上，写的是一对各有家室的中年男女偷偷幽会，又最终分手的故事。小说用独属乔叶的，简单、直接、口语化的语言展开叙事，时而以“她”为叙述者，写“她”的心理和声音，写“她”视角中的“他”，时而戏仿男性口吻，写“他”的想法和语言。男女叙述者交替出现，细腻展现了小说中两个人物各自的特点，同时让小说立体、复杂，有不同性别声音的交锋。

透过乔叶的叙事语言，我们看到了处理出轨题材时，女作家独特的“停留”方式。就《无疾而终》而言，这种方式体现在对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致展开上。小说开头，作者就不厌其烦，用两大段写女主人公即将去见出轨对象时的心理活动：

虽然是最后一次，但看起来也要和以往一样。所谓如常，就是如此吧。而之所以称为如常，恰是因为非常。而恰也因为非常，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更觉苍茫。

毕竟是最后一次。她给自己格外攒了些力气，决意哪怕做不到非常好，起码也要看起来挺好。这个她还是有数的。无论多么糟糕，都能看起来挺好，当里子都没有的时候，起码得撑着面子，不能让面子和里子一起塌掉。总不能白长这一把岁数，总得有这些必备的能力。

这话里有自我重复。反复强调“最后一次”，既是给自己打气，也是在不停地自我确认。这话里也有很多的自我安慰：“所谓如常，就是如此吧”“这个她还是有数的”“总不能白长这一把岁数”，显示出中年女性既有自我认同，又保持自我怀疑的矛盾心理。

不止写女性，乔叶写男主人公准备出门时，也用了大段的心理描写：

穿什么好呢？他对着镜子试了两件夹克，定了带着暗花的那件咖色。暗花，黑暗之花，暗地里花，他，她，他们之间，可不就是这样？

竟然还挑了一下衣服，他撇了撇嘴角。这么隆重，好像是什么新开始似的，其实也不过是个旧人，俗称老情人，或者老相好。相比而言，他更喜欢老相好这种称呼，和关系不错的哥儿们聊起私密话题时，也会互相称对方的红颜知己为老相好。这个词，既粗俗又生动，还有故事性和年代感，轻佻轻浮中又悠长地证明着自己的魅力。

和女性叙述者的心理活动相比，男性显示出了语词中的“不在意”：“他们之间，可不就是这样”，“其实也不过是个旧人”。同时，还带着隐约的骄傲和快慰：“既粗俗又生动”，“轻佻轻浮中又悠长地证明着自己的魅力”——这与恍惚不安的女性叙述者的语言形成对照。可以说，乔叶以作家的笔力还原、模拟了男女的心理活动，然后在男女的反差中，突出不同性别所有的矛盾和性别之间的交锋，为后来男女分手的情节做了铺垫。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男女主人公约在茶馆喝茶时，男人带她去了一个有自己熟人在的地方，还径自和熟人、茶馆老板进行暧昧的眼神交换。女人感到不开心，却不便发作。直到茶馆老板拿出手机拍他们两个人的合照时，女人终于表达了不满：她要求女老板停止拍照，并拿过她的手机，删掉已经拍到的模糊照片。但男人觉得尴尬，觉得“她有些过了”。这个场景说明，面对“出轨”，男女展现了非常不同的态度。男性是自得的，要和男性朋友炫耀的；女性是紧张尴尬的，是不愿意被人所知的。

我以为，乔叶交替使用男女叙述者，细致呈现他们不同的心理活动和行为选择的写法，让出轨叙事有了新鲜的“停留”之处。这“停留”就是女性的自尊与自卑。乔叶所力图呈现的，是“普通”生活里的“不普通”的女性，以及她们所采取的反抗的方式。

在上面那个情节中，女主人公坚持删掉照片，就体现了女性的主体性——表达不满，并要求对方为此负责。而小说的主线情节，女人主动提出结束暧昧关系、提出分手也完成了对经典爱情叙事的反转（经典爱情叙事里，女性往往是不具有主动权的一方），展现了女性的主体性。在《无疾而终》里，女性意识到男性对自己的不重视，意识到自己的不舒适，于是自觉提出了分手。——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也是这篇小说最成功之处。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乔叶写出了一个曲折、幽微的女性主体形成，完成反抗的过程。在小说的第八部分，在滨河公园，女人提出分手，男人挽留她：“再聊一会儿吧乖？”女人心想“再聊一会儿，就有被他再度攻克的可能。她知道自己的软弱”。于是决定拒绝，说“算了吧”。男人这时说了句俏皮话，“蒜不辣，姜辣”，又把她逗笑了。于是，女人短暂地犹豫了——她记起了他的好，又逐渐怀疑自己的判断。作者如此形容这段心的旅程：“她的心，瞬间软了一下，只一下，便很快硬了起来。”于是最终，女人还是提出了分手。并且，她“彬彬有礼”“进退有度”地提出了分手，扭转了女性身上所附带的“歇斯底里”“情绪化”的认识符码。

这段入微的叙事写出了这样一种事实：虽然现实中的女性被社会塑造出柔软、共情力强的性别特点，但女性正在克服之。在这个故事里，女性克服了这些特征，转而完成了坚定的拒绝和反抗。这是多么动人的停留之处。这停留之处写出了属于当下女性的现实，也赋予了女性写作共同体以坚韧的力量，赋予文学世界以女性的坚决和反抗。

三、与理想的女性读者相遇

最后，我想说我对2022年女性小说最朴素，也最直观的感受是“共情”。一个文学作品好与不好有很多的标准，但作为普通读者，第一个标准恐怕就是能否“共情”，能否精确表述读者的经验和心情，让读者说“我也是这样觉得的”或者“我也经历过这个事情”。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发现我普遍能与女性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共情。同时，一旦我共情的阈值达到一定高度，我会认为这个作品起码有准确、生动的现实主义美学。

我的体验侧面说明，在“叙述-受述”的过程中，性别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不同的性别群体经由不同的性别教育和生活经历，形成了她/他们的阅读趣味，而阅读趣味建构评价体系——也就是说，随着女性读者的增多，评价体系趣味更加多元，那些更能引起女性读者共鸣的作品被赋予了“文学价值”。

这里我想起张惠雯的两篇短篇小说。张惠雯今年发表了两篇作品，《朱迪》[5]和《黑鸟》[6]。我和我的朋友们几乎同时读到这两篇，读后我们分享阅读体会，然后发现，我的男性朋友喜欢《朱迪》，而我及我的女性朋友们更喜欢《黑鸟》。实际上，这两篇小说就写法而言不相上下，都结构完整、有悬念，讲述了人情感的波折。那么，为什么在不同性别的读者那里，两篇小说收到了不同的评价？

我想这与小说的叙述方式有密切关系。《朱迪》，讲述了女性叙述者“我”被好友朱迪误解与她丈夫乔伊暧昧的故事。小说使用的几乎是“外聚焦”（热奈特语）的叙述方式，以冷静、节制的笔调交代故事情节，直到好友朱迪情绪爆发，指责“我”和乔伊互相来往，并拉着乔伊离去，小说进入尾声，作者才使用了短暂的“内聚焦”（热奈特语）方式述说“我”曾经也对乔伊动心的事实。

《黑鸟》的叙述方式正好相反。《黑鸟》讲了一个中国女人“她”和美国男友格利克同居并最终分手的故事。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格利克要求事事理性、公平，所有的花销都要“AA制”。女友原本可以忍受，但慢慢意识到格利克不愿意为了自己作任何让步的事实，于是提出分手。这个小说几乎以“内聚焦”的叙述方式写主人公“她”的情绪变动，由是突出被男性秩序要求的女性如何从“自我安慰”一步步走到“自我觉醒”，走到要求分手，最终获得新生的过程。

分析完两篇小说不同的叙述方式，我想《朱迪》和《黑鸟》在不同性别处阅读感受不同的原因已经显现。就叙述处理来看，《黑鸟》比《朱迪》更能让女性读者共情，它跟踪了女性的视角，让女性读者更容易进入和共情。

此外，从题材方面看，《黑鸟》比之《朱迪》更突出了女性互助的情谊。在《朱迪》中，朱迪是“如此爱乔伊”的女人，而“我”也隐约喜欢乔伊，两个女人于是因为男性瓦解了原有的坚固友谊，走上了互相试探，甚至互相争吵的道路，最终分手再也不见。而《黑鸟》正好相反。《黑鸟》中的于淼，作为主人公“她”的好友，充当了提示、助推“她”破除男性迷信，走向觉醒的角色。二人的互助情谊是“她”的坚固支撑。这样说来，我们一众女性读者的选择有迹可循——当下的女性读者钟爱一类“不执迷于男性”的女性角色，认同女性互助的力量，倾向否认女性之间的相互嫉妒和争执。

《黑鸟》的结局也令人感动。在一片孤寂的风景中，“她”独自一人离开了他们同居的岛。但是，“她”想起这样一个坚韧又轻盈的意象：“黑鸟”，她想起这样一句充满希望的话：“它总会再找到一个家的。”可以说，在故事最后，《黑鸟》冷峻而轻盈地鼓舞了勇敢走出男性神话（以及其背后附属的异国神话）的女性主人公。

当下女性文学共同体的建构也和女性读者有密切关系，女性作者预设理想的女性读者，写出女性经验，让女性经验进入文学叙述，也就参与建设了属于女性的文学记忆和文学史。这别具意义，既能促进女性写作的不断孕育出直面自身、袒露诚实的作品，也能更加丰富女性写作的面相，与不同境遇、别具差异性的女性读者相遇。同时，随着女性读者越来越多——在当下，不论是图书市场还是期刊，都意识到了女性写作的魅力所在，于是愿意肯定、支持和宣传女性写作。这使得女性文学迎来了较好的生产环境。

四、余论

除了上述提到的作品外，2022年的其他女性小说创作也硕果累累。几部女性长篇小说都各有特色，体现出了女性写作的探索。如鲁敏的《金色河流》[7]变换叙述视角，写出了不同代际不同人直面生活的困难和勇气；林白的《北流》[8]创新文体，以多变的形式和语言创制文学世界，完成了个人关涉宏大的写作；叶弥的《不老》[9]塑造了一个新鲜的女性形象，写出了女性源自生命的爱与激情；等等。这些作品不一而足，从不同维度显示出了女性写作共同体的丰富和可能。

中短篇女性写作以细致取胜，突出了女性写作还原生活的能力。如潘向黎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10]状写现实生活，生动又鲜活；又如“90后”写作者杨知寒小说集《一团坚冰》[11]处理了不同题材的故事，但大都扎实、可信，且有一定的美学氛围营造。

总之，令人惊喜的是，女性小说稳步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形成了不同代际的、有机生长的写作共同体。当然，强调这个女性的写作共同体，并不是要故步自封，为女性写作下一个定义，而是要力图发现女性写作的灵魂和脉动，从而给予更多女性写作者以信心，鼓励她们不断用作品参与建筑文学的世界。

注释：

［1］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版。

［2］[日]柄古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国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3］艾晓明:《女性的洞察——论萧红的〈马伯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4］乔叶：《无疾而终》，《作品》2022年第7期。

［5］张惠雯：《朱迪》，《收获》2022年第1期。

［6］张惠雯：《黑鸟》，《上海文学》2022年第2期。

［7］鲁敏：《金色河流》，译林出版社，2022年。

［8］林白：《北流》，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

［9］叶弥：《不老》，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2年。

［10］ 潘向黎：《上海爱情浮世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11］ 杨知寒：《一团坚冰》，译林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