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别样文字写历史之重 ——阅读赵园先生著述的几则笔记

知识分子的自省自觉在赵园那一代学人是融入生命的习性，尽管这以反噬自我作为代价。他们对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亲近，犹如植物之于广袤大地的情感，生命之于学术的热爱，你可以听到滋滋生长的爆裂的声音。

(资料图片)

——题记

赵园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其实没有资质来评述其学术成就。这并非循师生之礼的谦恭，而是老师兴趣广泛、会通古今，三十年前即已践行“跨学科”研究。无论眼力，还是学识，都非我可以企及。以下仅为我个人粗浅的阅读体验。

在2022年酷热的夏季，重读老师的著作令人清朗愉悦。眼前这日趋凝滞重浊的雾色，在时光的回转与文字的叠印中透出一丝光亮。仿佛重返20世纪80年代大陆学术现场的原点，经由先生的著述抚触了整个时代迁移、学术流衍的经纬脉络。先生的著述有三套笔墨：一套留给随笔独语，感怀世事人生；一套留给学术论述，读人读史读文学；还有一套留给山水人物，怀古寻踪。她超额完成了其师王瑶先生要求两套笔墨写作的期待。虽然三类文体各不相同，但处处可见一个知识分子对于苍生社稷、世风人伦的最细微的体察与最朴素的体贴。在日益技术化与精细化的“可复制”的学术生产时代，这种体贴入微的温度已成为稀有存在。

就学术而言，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向明清之际，再折回至当代史，每本书犹如一格窗口，每格窗口都打开了历史一瞬、世间一角。标题即可见出先生的关怀所至：人，与土地、与城市、与政治、与伦理、与革命、与言说。而每个窗格的筋骨构建，都有赖于中国知识人经世致用的不懈追求。

一格一格读过来，每一扇窗前你都可以体验到先生不断自我质疑与自我否定的自省自律。在思辨的扭结与论说的曲折中，那些浑然不可分析的审美感受与不可名状的文字感觉犹如音乐般流淌出来。你在开头听到的旋律，会不断地重现，令人有前世今生的苍茫感。比如，知识人的激亢与忧惧、道德人伦的秩序与失序、制度规约的布新与守旧。先生著书立说犹如谱曲写歌，走到一个极致就得跃起或沉潜，有周而复始的历史回转，就有缜密清晰的自我破茧。但无论字里行间是20世纪80年代的盎然生机，还是世纪末的苍劲寥廓，新千年的五味杂陈，你都能听到一个一个或激亢或沉郁的音符（字符）结结实实地蹦出来，那是力量的形塑、是广阔的渴望。所谓“跨界”研究之于先生，不妨说是文学与史学、学术与创作间的彼此启发、互相定义，是学术范式与专业才禀间的互相渗透、互通有无。理想的学术职业生涯不正是这种碰撞之后的彼此丰富与自我延展吗？

一、探索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的编辑在前言写道：“最近几年，我国的文艺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从题材内容到表现手段，从文艺观念到研究方法，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气和活力[……]这是时代的改革浪潮，在文艺领域中激起的回响。”取名“探索”，意在“选择一些探索色彩更为浓厚而又确实在某些方面实现了突破和超越的作品”，“以造成一种宽松的、和谐的‘精神气候’和文化环境”；取名“书系”，“则是为了突出在整套书的选题结构和每一本书的逻辑结构方面对体系性的追求”。

只有回望历史，才可见出“书系”编者的担当与气魄。尤其是那些决绝的措辞与浪漫的激情（“前所未有”“全方位”等），对于宏大的渴望与先锋的追求（“体系性”“超越”等），跃然纸上的是走向世界、认知世界的时代自信！今日读来，依然激动人心。该书系共收入二十余本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电影的探索集，也包括新锐的文学批评与理论著作。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赵园的《艰难的选择》等都列入其中。所选作者不论资排辈，令人耳目一新。对于钱理群和赵园等来说，他们崭露头角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即由此出发，汇入一个生机勃发、恣肆淋漓的学术花季。

《艰难的选择》封面题词取了书中的一段文字，“歌德说：‘如果我们能按照英国人的模子来改造一下德国人，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拯救，用不着等到第二个基督出现了。’那么，该按照何种‘模子’来改造一下中国人？”扉页附有先生的照片与手迹。照片中是一个清瘦的年轻女子倚立在书架的前方。题词：“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中体验自我的生命。”这份郑重带着淡淡的忧思，弥散在她肃穆的神情中。那一代人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频繁起落后，有幸迎头赶上了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转捩点。中国知识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似乎近在咫尺；他们怀着改造世界的抱负，蓄势待发。这本书亦折射着1985年前后文艺变革的蓬勃氛围与青年学人的精神动向。这种心怀世界、改造民族的热望大约也带着补偿式的心理，有时不我待的焦灼与奋起直追的决然。

闻一多由作诗转向治中国文学史，有“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的抱负。“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钻十余年的故纸堆，“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就是“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黄子平在《艰难的选择》序言中引用了朱自清评价闻一多的话——“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来表明文学史的研究者“最难得的，莫过于这一颗热烈跳动的‘诗心’了”。无论是“开方”，还是“诗心”，都指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热切而沉重的社会理想。先生在现代作家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研究中，透过不同时代人物的生存状态与小说家的思想演进轨迹来探索现代中国的艰辛进程，并映照出她作为知识分子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社会责任意识与理想追求。

知识分子的社会意识与中国现实的激荡，在不同的世代继续；激荡的诗心大约也孕育着变革以救时弊的希望吧。《财主底儿女们》中，汪卓伦痛苦追索并寄托生命的大问题就是“究竟有谁担负中国底将来”。先生以为，同样的追求点燃了几代作家的心中之火，也连缀并赋予作品以“内在的庄严”与“悲壮性质”。“每一个把目光注在‘改造中国’的大问题上，倾全力于‘认识中国’的现代作家、知识者，到头来都会发现，在他们的前头或者身边，巍然站着那个前驱者；他们的思想不知怎么一来，和他的碰在了一起。”相遇的又何止书中人物？无论是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思想文化，先生研究的因缘与动力都来自于邂逅的美好：“能感动，被光明俊伟的人格所吸引”。“光明俊伟”，有知识者人格思想的辐射，也有研究者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艰难的选择》上篇依照时代分章（五四、大革命前后、三四十年代），对其时知识分子迷惘、孤独、动摇、奋斗、狂躁等形形色色精神症状进行广泛扫描。下编则依照人物类型进行分章，分别讨论倪焕之、大革命后的“新女性”、“高觉新型”、“市民知识分子”（老舍）、蒋纯祖。这种篇章分类上的交叉可能源自研究者对于宏大问题的追问与整体性叙述的追求。“我们的兴趣更在于把握那一整个时代，把握构成‘现代文学’造就‘现代作家’的全部关系，这些关系在审美创造——由作者、读者共同实现——中的具体形态和动态过程。”

上述整体性关系的追问，在今日看来或许蕴含了本质化的陷阱和浩瀚文献的压力，但其所讨论的问题，仍然关乎中国研究反复考量的根本命题。比如，知识分子与政治及道德的关系。由文学世界看这一关系，其实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线索。《艰难的选择》即由此切入。在她看来，“强烈的政治意识”是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的“共同性格”。《地之子》写到知识者对于乡民社会的暴力的观察。在械斗、杀戮、骚乱、造反等乡民的群体行为中，先生看到了隐秘的毁灭意志和暴虐的原始冲动。“酷刑（或其他方式的施暴）永远是大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观赏内容。”《明清际士大夫》开篇的话题就是明代政治文化的“戾气”，即“相争相激的时代风气”。12她认为，明代的政治暴虐培养了明遗民的坚忍，也鼓励了他们以苦行自虐为道德的自我完成。从士人普遍的嗜酷到鲁迅笔下“看客”的痴迷，都有观看者与受虐者“相互激发”的快感。又如，“清议”话题。“清议应指其时被认为公正的议论政治、评骘人物的言论”。它“强调的是言论的合道德性”，表达的是“士集团的意志与愿望”。这种学术旨趣的贯穿性可见先生对于具体命题力图穷尽，也可见命题本身的根深蒂固。无论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先生都揭示了知识者在参与其时现实政治与道德形塑中界定自我、实现自我的努力。

将人心置于危机时刻中予以考量，道德与政治可能仍然是把握人性动荡的最为显著的凭依。一面是道德自律的严酷，一面是信义伦常的崩坏。这是否也构成了她如此集中地讨论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与政治、道德的关系的原因？对于家庭制度与日用伦常的关注在《艰难的选择》中即现出端倪。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中政治对于家庭关系的渗透，表现在知识者首先作为“新思想者”，然后感到“家”的压迫。夫妻、父子关系的变动与断裂，都关乎新旧时代、政治思想的对立。一方面，“新思想”的觉醒、革命斗争等，都赋予子辈对于断裂有前所未有的“道德勇气和道德的自信”；另一方面，知识者对于古旧家庭的眷恋，依然时时浮现。

先生关于知青去留之际的道德问题的分析，亦相当出彩。她认为，知青文学的怀念乡土往往包含着对于离去（返城）的负疚感，这使得怀念本身也需要自我辩护。最典型的是张承志。在去留之际的道德审判中，他表现出对于道德纯洁性近乎偏执的坚守。他“对背弃的过分辩解也会使人感到某种虚伪，尽管作者追求真诚到了痛苦的境地”。这种道德威压，“是在‘革命年代’中生长与聚集起来的，它铸造了又无情地压迫着这一代人的心灵”。这种以乡土为启示、为拯救，可以追溯到中国知识阶层的历史与农业文明相关的价值情感传统。先生将知识者对于乡村的亏负感上溯到士大夫的耕学分离、以仕为事的时期。她认为，中国知识人兼具“文化骄傲”与“涤罪意识”的传统。从士大夫作品的悯农伤农，到新文学以漂泊城市为放逐，再到知青文学的怀念乡土，都隐约可见中国知识者对于乡土的负罪与救赎的精神遗传。而以乡土为净土、为力量，也表现出了知识者的道德自信的缺乏和精神心性的孱弱。

因为有了现实政治与日用伦常的关怀，先生对于现当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偏向于五四精神与左翼传统。比如，她对于萧红的亲近与对张爱玲的疏离构成对照。又如，沈从文人性观与妇女观引发她的不适感。她以为，“纯净完整到无可挑剔如《边城》者”，反而有“少了一点泼辣辣的生气”；沈从文对于翠翠、萧萧们自然生存状态的欣赏和对“吊脚楼风味”的一往情深，缺乏“彻底的现代民主思想”以及对“女性作为现代意义上‘人’的命运”与价值的认识。她在文学湘西中看出了残酷，“连同‘蒙昧’一起颂扬着原始性，让和谐宁静与清静无为抱雌守虚联系在一起，把奴性的驯良与淳朴忠厚一并作为美德”。这自然与五四追求的启蒙思想与人性解放相抵牾。但她似乎不忍将沈从文从五四与三十年代的普遍思潮中剥离开来，于是从湘西世界中发掘出他“改造民族性格”、输入“健康雄强的人生观”的文学寄寓。至此，先生又将沈从文复位于她所认同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现代”的所在。

也因为依然珍视文学本身的审美感受，先生关于知识分子心灵史的论述多了一份融汇曲折与清明贯通。比如，“十七年”文学流行的情节模式之一是落后的知识者与先进的劳动者间有冲突，并以前者被后者吸引或“征服”而告终。先生将这一结构模式追溯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人物关系演进中予以讨论。她认为，五四文学中知识者与劳动者的对照关系，旨在表现先觉的知识者在道德精神上的自我完善；而20世纪40年代文学中着意设置人物对照关系，旨在“较为全面地批判知识者”与表现作为阶级力量的劳动者。而先生欣赏的是尚未被格式化的人物关系书写。比如，萧军的《八月乡村》将“农民的落后性”与“知识分子的脆弱”一并写出，“它们有的是生动的直觉和丰富的感性，少了一点精心的布置与理性的控制。这也许不是一种成熟的文学。但正是上述特点使它们有可能逼近生活的原色[……]与五六十年代某些公式化的作品比较时，现代文学的上述‘不成熟’，才更显出是一种值得珍视的特点以至‘优点’！”

先生对于文学自身特质的尊重与感受文字的才能，平衡或丰富了其略显沉重的文学价值的裁定。由于域外文学资源的特别取舍与流通政策，20世纪50—60年代“世界文学”图景主要以俄苏文学为典范构成。还是中小学生的赵园已经浸染于契诃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的广袤的忧郁之中。这种沉醉，除了个人趣味的契合外，可能还与特别时代文学之于个人成长的特殊意义有关。巫鸿曾回忆，那时年轻一代不像老一辈“知道历史的重量，因此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或沉默无语或自投绝路。我们对现实的反应是更深地钻到书籍、美术和音乐的幻想世界中去”。当“破四旧”运动兴起时，他的朋友董沙贝（画家董希文之子）把喜爱的小说抄本和家传的敦煌写经藏在穿着的鞋子里，“这是和他身体最接近的私密空间”。莫名的恐惧变成贴着肌肤的感伤。这种与生命血肉相连的阅读体验可能形塑了他们一生的文学取向。

20世纪80年代前期，先生是以高尔基的文学表现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契诃夫的文学发现“民族性格”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现代文学的。比如，她不满于张天翼的小说缺乏“如契诃夫所有的富于个性的世界图景。他没有对于这‘千汇万状’的富于个性的总体认识——足以使每一个局部都闪耀出强烈的个人智慧的总体图像”。这个总体图像指向的是把握世界的整体性思考。但她亦能自察自省，“如果文学中竟然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成其为‘文学’”。同时，先生也看到文学作品为共同的理论背景和明确的创作意识所支付的代价。以乡村文学为例。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破产（茅盾的“乡村三部曲”等）、40年代的“一个人的成长”（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等）、五六十年代的“集体化”，这种小说主题的趋同可以视为文学演绎思想史主题的结果。它包括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的思想、40年代乡村民主改造的思想、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思想等。先生认为，理论的严整性带来了文学题材的庄严性与文学模式的精致化，但对于解剖分析的嗜好使得作者失去面对无穷丰富的经验世界的能力。

先生对知识分子话题的持续投入，也是循着历史回声溯源自我及其时代轨迹。她将知识者的精神特征视为“民族性格”的重要构成，透视危机时刻维系（崩毁）世道人心的制度与思想。转向明清之后，道德、政治与家庭伦常依然是她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否也与其早年的所见所思相关呢？1964年，她考入北大，时值“四清”运动，校园内已弥散着躁动与激情。此后她又经历了乡村里亲友的生死劫难与乡人的背弃缄默。多年后先生回望那段岁月，不讳言“革命想象”对于青春浪漫的知识者的吸引力，也不怀疑投入者当初道义凛然的真实性。但她还要追问，这种迷恋在当时情境中何以水到渠成？历史行进的情理动力为何？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著作，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中探究知识者，那么新千年前后的著作，则是在明清与当代知识者的言说中探究历史。不同于前者的思路铺陈、文采斐然，后者论述集中系统、文字简洁有力。从明清之际走来，再折回当代，行文已经举重若轻、克制而内敛。倒不是锋芒不再，而是大道至简。对于特别话题，在历史言说几乎让渡于文学虚构的时刻，回到历史现场与常情常理乃至常识的努力，才显得格外紧迫。它所回应的，是当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流行论调。

二、捕捉文字的感觉与声音的形象

体味并传递出作家别样的文字感觉是先生异乎寻常的才禀。《论小说十家》所收诸篇写于1980年至1985年。先生曾忆及20世纪80年代初自己力求文字新变之艰难。正是这种自觉的文体追求——“为所写内容寻找形式，努力使写作方式有助于向研究对象的趋近”，使得时隔近四十年后的重读，如清风拂面，依然本色动人。也许，素色的文字方经得起理论潮流的冲刷与时过境迁的淘洗。

这种文字的表现力也有赖于审美感受的穿透力与语言组织的别致感。先生关于萧红的分析，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彼此的文字禀赋。比如《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以下简称《论萧红》）中，对《呼兰河传》开头文字的论述：“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住转述的。”“几乎是无以复加的稚拙——单调而又重复使用的句型，同义反复、近于通常认为的废话，然而你惊讶地感到情调正在其中，任何别种‘文字组织’都足以破坏这情调。”然后经由文字的组织而论及小说的组织，“她通常不是依时序而是直接用场景结构小说，最基本的结构原则也即‘传达情调’”。先生仍嫌“情调”不足以传达萧红的文字感觉，转而用“味”“情味”来描述其灵气灌注、浑然一体的“稚拙”。并由此提炼出一个具有美学意义的“童心世界”，即感受世界的整体方式、体贴物情的审美态度，以及文字表达的朴素感性。先生将之归因为萧红本人天性单纯的自然流出。

捕捉住文字的感觉，尽管令人羡慕，但并非先生阅读的终点。贯穿于读人读史始终的，是她穿透自我思想内壁的冲动与叩问民族历史深处的反思。她捕捉到萧红文字在悲凉与悲剧之间的停顿：“由她反复描写着的‘生’和‘死’中，本来不难引出富于哲学意味的思想。但萧红却在感觉、直觉的层面停住了。”“天真无邪的生活情趣与饱经沧桑后的人生智慧，充满欢欣的生命感、生命意识与广漠的悲凉感——不只不同的人生体验，而且智慧发展的不同层次，都在这里碰面了。”先生也从《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四时流转、年复一年的时间意识中，读出萧红改造社会的热望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不妨同时看作关于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象征或者寓言？那是包含着深远的忧思和无尽的感慨的。”15在单纯生命的欢欣与无尽黑暗的悲悯之间，大约正是先生与萧红达到共情的根基所在。

这寥廓的荒凉感负载的，是五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社会的启蒙理想。近日读到史学家田余庆的自传遗稿，不禁动容：（抗战时期）“不知从哪里给了我一种启示，学医只能治一个一个病人，当前更迫切的是改造社会，……因此放弃学医，跟着青年人追求民主自由的潮流，去了昆明西南联大（旁注：读书不是为了个人职业，而是为了救民族救国家）。”时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救亡早已成为远去的背影。但在先生那一代学人，改造社会的启蒙理想仍然是融入呼吸、化入血液的存在。他们回望或古老或现代的中国，在各自心仪的文人志士那里，完成了一次次思想的滋养、精神的激发、情感的共振。

先生曾经提及《论萧红》一文投稿时被拒的遭遇。对照当时乃至当下刊物的论文范式，文章可能确属另类。但我仍然偏爱这一篇。好的论文应激发读者阅读的愉悦感与思维的冲击感。无论是传统的定意谋篇、意脉结构，还是西式的问题意识、观点创新，《论萧红》在某种意义上更能传达论文典范的真谛。文章首先分析萧红小说形式，由语言至结构再及叙述，铺叙次第、剖微析缕。其次对于融入形式之中的作者观念进行钩沉评析，并勾连讨论其小说散文特征的文学史意义。文章看似淡然，其实意若贯珠。这些都非抽象的理论操练可以抵达，也非史料的堆积缀集可以通透。而它们正以齐整的格式、似是而非的“创见”，占据着日趋面目模糊的学术阵地。学术论说的意义不正在于发微探幽、言人之所未言吗？文中核心概念，如“童心世界”“文字组织”“小说散文化”“‘生’与‘死’的大主题”“时间意识”“悲剧感”，隔着三十多年的时光，依然是活跃于萧红研究中的关键词。令人困惑的是，这种现象不知源自研究对象的高度个性化，还是研究成果的新瓶装旧酒？

这种持久的学术生命力也与先生对待研究对象的身姿有关吧。她贴着作品本身，以平等而非凌驾的态度体感字纸的冷暖。她的文字是心头笔尖的自然流出，是灌浆饱满的生命力迸发。她评价萧红的笔触“处处见出作者对物情的体贴”，何尝不是自我写照？《论小说十家》中，作家作品的选择大约也缘于各家的笔触曾令她怦然心动。而先生有着捕捉碰撞感觉的异乎寻常的才能。比如，写吴组缃的文字“精于描写，一笔不苟”，“不做过甚的形容，遣词用语，力求传神而已”。例举的文字有（抢粮的农民）“每人都是一身干巴的肉，两条黑瘦的臂膊”。写张天翼的速写笔法，取其迅捷，“他从自己的世界上大步踏过去，急匆匆地摄取生活印象，目光闪闪四射，而不大愿意在哪一点上停下来，久久地凝神。于是，‘活跃’、‘敏捷’，在某种情况下，反而妨碍了深沉”。写张天翼笔下酷烈的真实，“再稍有一点儿‘过’，就有可能败坏美感”。比如，（饿死的农民）“身上只蒙了一层腊肉似的皮——还隐隐透着青色：紧紧地粘在骨头上，似乎连用小刀子都剔不起来”。列举的文字读来，毛骨悚然。此外，也有文学内容打动了先生的。她以为，郁达夫写得最美的主题是“漂泊人间此身如寄的孤独感”。而祥子的悲剧则在于“想以最大的代价和最低的条件求生存而不可能”，尤令人唏嘘。

这种持久的学术生命力还与先生由文学最基本的面向出发有关。这一面向不仅仅包括文字感觉，还包括声音形象。也因为后者，先生的研究无意间收获了前瞻性。声音研究在西方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主要聚焦声音再现技术的发展。尽管开创者来自科技与传播学领域，但该领域迅速吸引了其他学科学者的加入。2003年Jonathan Sterne的专著The Audible Past(Duke University Press）出版，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界也开始探索文学文本中声音的诸种意义。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先生即已关注到文学作品对于人物声音的呈现问题。它包括关于声音的记忆、人物身份的声音特征、声音背后的文化属性、文学的口语性特征等。《北京：城与人》就有章节从方言文化的角度解读京味小说的“京腔”。小说中的词汇，比如“蹦响溜脆”“甜亮脆生”“清脆快当”“清夜的小梆子”，都生动地描写出人物说话的听觉效果。先生由此发掘出声音所携带的文化属性与区域特征。她由北京话看出了北京人“有闲逸心境，有谦恭态度，有潇洒风度”，也看出了北京文化成熟理性、温雅世故。她认为，北京话既传达着又部分规定着北京人的生活与性格。此外，先生还发现了不同阶层和不同类型的声音特征。比如，北京胡同老人的关照，热络但有分寸。《离婚》中，房东马老太太对新房客老李家的叮嘱，“曲折生动、细密周至”。对于声音效果的追求，“使人物的啰嗦絮聒也自有味”。又如，北京街头的叫卖声，别具市井风情。《四世同堂》中，北京果贩的清脆的叫卖声，讲究韵味与音乐性。叫卖声成为北京人日常声音环境的构成部分。这种京话、京腔对于现当代文学有何意义呢？先生认为，京味小说给人以光滑明亮感，部分有赖于这种腔调。而口语的形象塑造力，不仅丰富了现代白话的表现力，还有助于文学脱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腔”。

三、发现“乡土中国”的城市形式

先生是国内城市文学的拓荒者。《北京：城与人》探究了知识者与城市、市民间的种种联系及其文学再现。该书稿完成于1988年。届时内地城市文化研究尚未兴起。2001年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1999年）由毛尖翻译，北大出版社推出。尽管上海学在海外早已成为显学，且不乏研究上海文化史的专著。但由于译笔轻快明爽，且适逢上海怀旧潮正盛，该书的出版迅速点爆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的热潮。关于都市的想象与叙述似乎总离不开现代性。现代性与现代化等概念逐渐成为分析城市的范式；城市也常常被本质化为现代性的表征。在文学与历史研究中，上海通常被作为理解中国现代化体验的标本。现代性成为上海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白吉尔就认为上海的本质是追求现代性。公共租界、市民社会、市政建设、印刷文化、电影娱乐、妓女与青帮等各类社会群体等都成为上海研究关注的重要对象。

先生的创见在于更早、更另类地发现了北京，并由此钩沉出一个“乡土中国”的文化存在。先生认为，“北京甚至可能比之乡土更像乡土，在‘精神故乡’的意义上。它对于标志‘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形态的完备性，和作为文化概念无可比拟的语义丰富性”。北京集中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使处于不同文化境遇、怀有不同文化理想的人们，由它而得到性质不同的满足”。由于中国漫长的农耕历史，现代知识分子大多承继着“地之子”的精神血脉与感怀乡土的文学传统。虽然先生本人并不来自乡村，但“乡村那片土地是我时时怀念的”。《北京：城与人》可以视为先生作为城中人的一次“乡土中国”的精神漂流。该书由“城与人”“话说‘京味’”“京味小说与北京文化”“‘北京人’种种”“城与文学”五章构成。城与人以及文学的关系是其讨论的核心所在。

那么，什么是“乡土中国”呢？它与“现代中国”构成怎样的关系呢？综观全书，所谓“乡土中国”，或可视为文学或艺术层面关于“现代中国”的一种特别表达形式。这种“乡土中国”的形式，在书中属于城市生活经验与文化形态的文学再现。它代表着与现代相对立的一种过去的时间意识，与本土关于现代性概念的若干含义——五四启蒙、科学民主、新文化理想等相对照的传统的眷恋。它既包括知识者对于乡土的生活体验与记忆，也包括现代化及其结果所唤起的城中人的精神返乡与传统固守。如同传统流衍生长于现代，“乡土中国”也是“现代中国”的有机构成部分。

先生抓取了“乡土中国”充分肉身化、感性化的美学形式——“乡土感”与“京味”，来分析文学北京。“乡土感”，被用来描述中国现代史上非京籍的作家对于北京的情感接纳与精神认同。比如，郁达夫、师陀等以北京为乡土，为故乡。这种接纳来自知识分子性情与城市文化品格的相洽相谐，也来自乡土社会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乡愁基因。“京味”，则指向一种地方的语言文字的趣味。

无论是“乡土中国”，还是“京味”“乡土感”，先生都未予以清晰界定。在她看来，诸如“京派”一类的概念，以流派或题材性质为界限，难以涵盖现象本身的丰富性。相反，她使用模糊的概念“京味”来指称一种风格现象，用感性直观的方式探索人与城之间的互动关系。关于“京味”，先生是铺开来写的。它不仅包括“京味”风格的诸多面向，如理性态度、自足心态、笔墨情趣、平民趣味、幽默调侃等；也包括“京味”文化的诸多形态，如生活的艺术、方言的艺术、文化的眷恋与批判等。

先生关于“京味”的精彩论述多集中于老舍的小说。老舍之于先生正如北京之于老舍，是自觉选择，也是彼此成就。在她看来，老舍是使“京味”成为有价值的风格现象的第一人。尽管老舍与其时代主流有些游离，但先生仍然把他视为五四启蒙思想的继承者。在社会改造、政治革命之外，老舍另辟蹊径，以文化改造为要务，思考中国大问题。先生把老舍对于北京的文化展示与文化批判的混杂作为其作品成熟的标志。在她看来，老舍的北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老舍从文化改造着眼，透视北京文化传统的消极意义与北京人的精神弱点，同时他又将乡土中国置于世界资本主义、殖民地文化的冲击中，发掘出北京文化的诗意与优雅。这种文化批判与情感态度的矛盾混合，使得老舍的作品未沦于风俗陈列。先生还将这种矛盾解读为启蒙与救亡两大历史主题的冲突在具体作家身上的显现。

先生所看重的京味小说，应有平实而能及于深刻的描写。这种平实来自创作者的平民精神。在作品中，它表现为作者对世俗人生的认同感，以俗为雅的趣味性，与凡庸小民的平等感。比如，她写老舍，“从头到脚都是现世的、人世的，几无任何形而上的玄思，无郁达夫式的遁世倾向，极少浪漫情绪，难有超越追求”。就连他的幽默也是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但这种幽默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有时温和化了道德感情，模糊了文化判断”；“有时罪恶像是仅仅缘于无聊，丑行则只令人感到滑稽”。京味小说区别于市民通俗文学，它所传达的仍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由人情世态而及市民社会、由人伦日常而及民族文化的思考。它在平凡世俗中见出地方风情，日常生活中发现社会文化。

因为自身的性别身份，先生对于两性关系的书写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敏感。她发觉，尽管京味小说长于表现家庭伦常，但鲜有成功的两性关系描写。这阻碍了作品对于家庭伦理的现代认知与人性人心的深度切入。比如，老舍写的有神采的女性都是被传统家庭关系所界定的妇人；他所欣赏的也是富有传统女性美德的女性。他观察女性的眼光，“显然是男性社会通用的、爷们儿的[……]他很少由女性方面思考婚姻伦理问题”。对于这种保守的男性趣味的文化后果，先生给予了一个较为公允的评价。她从韵梅的身上看到了老舍的文化意识的矛盾性——对“家”的批判与对传统家庭伦理秩序的尊重。她认为，老舍在伦理思考上的薄弱处源自现代眼光的缺失，但他亦为现代文学的女性形象贡献了新文学所疏于描写的人物——旧派女子。老舍的小说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乡土中国”的另一种情感态度。

除了传统的家庭伦理关系，“乡土中国”的形式还有传统的商业文化与乡土人情。在先生看来，北京市民社会属于“乡土中国”，但不同于乡村社会；胡同人情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群体性特征，但不同于乡村关系。乡村关系主要基于血缘亲族关系展开，而缔结胡同街坊间情感的是抽象的文化认同，是有分寸有风度的礼仪文明。此外，经济水准与生活方式的趋同也造成了街坊间的平等感。马老太太的关照，让老李顿时体会到心眼里的熨帖。这种舒服感，缘自“乡土人情”。这是现代公寓生活所匮乏的。除了胡同人情，还有传统商业的情调。先生认为，北京的旧式商业及其经营方式与商业道德，带有宗法社会的印记。传统的商业伦理，反映着中产市民的保守的道德要求。老字号的经营者多是胡同里的买卖人。茶馆的老板王利发可以视为旧式商业传统的化身：“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合于礼仪规范。”就连老字号的招牌，也令人油然而生“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古老的商行成为北京日常消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城与人》的贡献还在于展示了中国城市文化品格的多元性与可能性。如果说上海的摩登开拓动人心魄，那么北京的田园气质令人慰藉。在城市文学中发现“乡土中国”的形式，先生一方面提供了区别于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也给予京味小说以多维度的定位。该书通过梳理京味小说从现代到当代的演进，将京味小说与海派小说以及乡村文学相对照，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展示了北京城市经验的文学化进程。

结语

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谈到，儿童、死亡、心态、区域等研究范畴或领域，是一个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创造出来的。比如，菲利浦·阿利埃斯的成就“就在于将儿童置于历史地图之上，从而启发了数以百计的对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儿童史的研究，并将心理学家与儿科学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新史学”。这些范畴已经化入人类日常思维，如空气般存在，成为我们认知世界的自然单位。但它们并非从来就有。今日学界关于都市文学、乡土文学、知识分子思想史、士大夫文化史，早已有诸多成果推进，对话的学术对象和参照的理论资源甚至让研究者有琳琅满目的选择的烦恼。过去的时代早已在感知和叙述的惯性中被内化，言说时常不能摆脱陈词滥调。但开风气之先的研究终究需要眼光与能力，不应成为“理所当然”的透明背景。重读先生的著作，也是重新拷问那些习以为常的观念与表达，拆卸历史与现实间隐秘的铰链。

最后以《艰难的选择》书末的一段话结束本篇。“我何尝不知道，这部书稿清楚地显示了我个人，以及我所属的一代人的认识局限。我寄大的希望于青年，与我们的思维方式鲜明地区别开来的一代人。但是我也同样知道，也许只有我自己所属的这一代人，才能以这样的眼光看取文学史，以这样的方式描述文学史的过程。这种眼光和方式不仅出于训练，而且由于特殊的人生道路。我们只能在不可克服的局限中思考。”哪个世代没有认知的局限呢？但无论理论潮流与时势动向如何变幻更迭，依然动人心魄的还是那一种眼光与诗心。

是的，是那一种。先生将历史关怀、文学敏感和知识分子的严苛进行了近乎完美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