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敞开的诗歌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接续了被新诗革命所中断的中国古典美学传统，再度联通诗歌与生活、自我与他者、审美与社会之间的罅隙。《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所选取的作品，并未由于作者身份背景的相似性而形成整一风格，因此，北大女诗人不能视作艺术史惯常叙事中的某种风格或流派的命名。同样地，我们也很难将其与新诗传统牵强附会，即使人们看到“北大”和“诗人”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诗歌史上诸多“光荣传统”。北大女诗人既外在于经典叙事，又难以有效整合为新的风格或流派叙事，这是其命名的尴尬之处。然而当我们进入到这些诗歌的内部，仔细体会女诗人们建构的意象世界，便能感受到一种审美共通性——敞开的诗歌美学。

不懈的语言实验和形式创新是检验诗歌先锋性的重要尺度，也一度成为新诗之所以为“新”的本体论维度，其诗歌史意义毋庸置疑，弊端也显而易见。对于诗歌来说，是否有一种可能，既不丧失自主性，又不丢失生命力，在自律和他律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北大女诗人作品当中呈现出的敞开性美学让我看到这种可能性。周瓒的《关于量词的一次诗歌实验》（节选）无疑是一场成功的语言实验，对量词诸多有意误用给人新奇与震惊之感，比如“一肌书”“一剂书”“一晨房子”“一隐眼”“一卷剑”“一隔皮囊”等等十分符合新诗调性的陌生化手法，使读者迅速从日常状态抽离出来，进入作者建构的诗歌世界。在周瓒的诗歌当中，量词实验以“感性的陌生化”形式呈现。量词的陌生化实验的最终指向，不是诗歌内部的形式结构，而是朝着当下女性的生命状态和生存语境敞开，因此是面朝生活的语言实验，这是周瓒诗歌浓厚当下感和现场感之所在。

当语言向生活敞开，新诗王国里常见的大写的我走向更广阔的语境，在天地与众生之间，重新生成小写的我和大写的我们，于是，主体间性取代了主体性，这是北大女诗人关于自我、关于主体的诗歌实验。虽然当代诗歌当中从不缺乏对自然、他者和人群的书写，但《燕南园的星空》选取的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连贯感、融合感是十分少见的，仿佛毫不费力，而是自然而然的发生。在这些作品当中，我们看到自我常常和周遭世界连接在一起，形成张世英先生所说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之境。

这种间性主要在两种空间中展开。首先是城市。当我们谈起日常生活，通常所指的是城市生活。人们生长于其中，早已与城市血肉相连，因习惯而丧失反思和感知的能力。女诗人超于常人的敏感让她们的精神摆脱肉身而飘扬在城市上空，冷静而又温柔地注视着孤独的人群。身处繁琐的日常生活，人们彼此隔绝，仿佛丧失了建构“我们”的可能性，而那是抵御孤独、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康宇辰精准地捕捉到这一现代征候，并用一种悲悯的诗意发出呼唤。《在烟云笼罩的世上》当中，她写到：“人间小小的关联，是那样紧密、确信，谁说烟云中没有一座房屋，命名为‘我们’？/‘我们’是多么充实的光耀，如果能信赖/……”在这些诗句中，我本身就内在于人们之中，我和他、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正如张石然《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里写到“我们的生命，亦是他者的一部分/一只黑色的狗迈开它修长的腿/一群人从我面前经过，又走回”。既抽离于日常生活对其进行反思，又将自我融入到人群当中，我与人群不是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是呈现水乳交融的共在状态。其次是自然空间，一种与现代的城市空间相对立的、传统的、淳朴的桃花源式存在。杨碧薇的西北、苏晗的云南、顾春芳的江南，原始的空间虽然风格各异，但总能令人流连其间。“开花的时节只是开花”“我们应当像早晨一样去生活”，治愈城市中被遗忘、被异化的自我，进而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共同生成天人合一的世界。

自我走向人群、走向自然，试图打破隔离、重建连接，我不再是不可一世的、人定胜天的绝对主体，而是以小写的我谦卑地、温柔地，同时又笃定地、有力地融入世界之中，建构大写的我们，以去救赎化的形式实现救赎，这是女诗人的力量所在。

我们常常说，面对灾难，诗歌是最后的避难所。女性诗歌的力量，也许不仅仅是在动荡世界筑一座避难所，更是以诗意的形式呈现关爱伦理，进而让人走出避难所，有勇气面对、甚至改变真实世界。因此我期待我们的女诗人，能够有越来越丰盛的创作，源源不断地为世界贡献爱的力量，我想那应当是女性诗歌的意义所在，也是当今世界的生机所在。

女性诗歌通往关爱伦理，是动荡世界的治愈时刻，或许我们可以模仿周瓒的口吻，称之为：“一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