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所经历过的时光，自己有时未必都很清楚，所以记忆往往是不全面的，留下的仅仅是主观的几个侧面。比如1990年代，是一个特别时期，那十年的学界复苏了许多旧的历史余绪，也发出了过去没有的精神之芽。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期，受到了一些思潮的影响，开始与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其时已经感到，学术界处在一个转型期，对比过去，发生了诸多变化。我们知道，像鲁迅研究，曾经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自1930年代末延安的纪念活动，到1991年在怀仁堂召开的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大会，中央主要领导人作过多次报告。此后，纪念活动的规模和形式都发生变化，知识界自发的学术研讨成为常态。当鲁迅研究从泛政治话语中偏离出去之后，学术意味与审美意味增多，格局也悄悄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怀仁堂会议不久后，专业性的研究平台开始涌现，标志之一是《鲁迅研究动态》正式改刊为《鲁迅研究月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此外，《上海鲁迅研究》《绍兴鲁迅研究》《鲁迅年刊》《广东鲁迅研究》日趋活跃，这些园地一时学者云集，发出各类声音，我们现在回想彼时的人与文，可以看出时代风气的演进过程。

(相关资料图)

1992年开始，改革进一步推进，整个社会被新的潮流所带动，而知识界也出现分化的态势，新起的思想散落在许多领域。与1980年代不同的是，知识人多了职业的自觉，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多在一种学科脉络里加以讨论。在许多领域，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激进主义被实证精神所取代，自由主义一时吸引着青年一代，鲁迅研究者也面临着诸多的质疑与挑战。有学者就预测，未来的中国不再是鲁迅遗产一统天下，而是胡适的世界的延伸。是选择鲁迅还是胡适，也一时成为争论的话题之一。

以往的新文学研究，基本是在左翼传统下延伸出来的。在王瑶、李何林、唐弢的影响下，叙述逻辑呈现出大致的相似性。1988年李何林去世，1989年王瑶也离开了世人。到了1992年，唐弢病故，标志着那一代学人的时代的结束。这时候在鲁迅研究界，钱理群、王富仁、汪晖成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言行，基本上也是在左翼语境里变化出来的，不过细细察看，也可以感到渐渐揉进了其他的精神元素。

对于前辈学者思想的总结，是那时候研究者的认真对待的工作。《李何林先生纪念集》和《王瑶先生纪念集》，对于过去的鲁迅研究与五四新文化研究，作了初步的梳理。当时许多活跃的学者，都是几位前辈的学生。王得后对于李何林学术思想的阐释，孙玉石、钱理群笔下的王瑶思想描述，都是有思想史意味的言说。1992年5月，《鲁迅研究月刊》第五期推出纪念唐弢专刊，发表了林辰、姜德明、严家炎、孙玉石、陈漱渝、张恩和、周海婴、黄会林的文章，对于先生的业绩，作了不同的勾勒。从本期开始，杂志开始连载先生未完成的《鲁迅传》。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唐弢学术研讨会，冯至、樊骏、严家炎在发言中对于先生的学术贡献的体味，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前辈的行踪，考察鲁迅研究的核心性话题，也有专业的正当性的隐含。重新省视以往的旧迹，也是在体认自己身上的新文学的传统。

1994年，《鲁迅研究月刊》连续11期刊载了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既是对于前辈学人的感怀，也是对于五四以来的鲁迅研究史的梳理。这是带有学理性的一次思想总结，作者点评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流派，背景的阔大和思想的辨析，催生出以往很少见过的话题。王富仁不擅长于史料考证，常常借助文献作思想性的追问。他对于不同流派的划分显得别有深意，马克思主义学派，三四十年代的艺术派，自由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派，新时期启蒙派，新时期人生哲学派，新时期的先锋派的鲁迅研究，都收入眼底。与以往的仅仅聚焦于王瑶、李何林、唐弢个体化的学术总结不同，精神史复杂的逻辑很特殊地纠葛在一起。他说：

看历史可以倒着看，也可以顺着看。倒着看是以今观古，即用现在的观念观察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顺着看是沿着过去的人和过去的事的轨迹一步步走到现在来。这两种办法都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当一种办法多了起来，它的弊病也显豁了起来……我这本小册子就是力图顺着看历史的，亦即首先理解历史上的人为什么会那样想而不这样想，他们的想法反映了他们的什么意愿，以及我们从中可以受到什么启发。

王富仁对于鲁迅研究史的回顾，可以看成知识人自我意识的一次反顾。对于学界不同思路的反思，就看到了时代语境对于文论的影响，在不同的知识群落里，发现面对鲁迅遗产时的各种尺度。他的历史感受力和文本感受力，汇入了某些思辨性元素。这些系列文章，其实并不都是就历史而谈历史，而是回答某些知识人的疑问。我猜想，以回望研究史的方式应对变化的时代风潮里不同的质疑，才是王富仁的根本之意。

当马克思主义政治派隐退，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和新儒家思想走红的时候，王富仁发现，这些流行的思想并不都能够切入社会问题的深层领域。而鲁迅当年在与不同思潮的争论中，揭示了存在的隐秘，并对于社会形态做出了与任何人都不太一样的阐释。“只有鲁迅研究者真正进入了同鲁迅一样的思想追求过程，我们才会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不断变动着的社会体验、思考、研究他的作品，用现实社会思想发展的需要照亮他的作品。”王富仁对于1990年代思潮的浅薄之点做的批评，是重新确立鲁迅研究路径的一种尝试。只是由于表述的内容不在热点中，影响也自然不及他当年的博士论文那么深远。

变化的时代里，当如何面对“五四”以来的遗产，人们看法不一。王富仁等人已经意识到，仅仅是保卫鲁迅的姿态面对世界，似乎不能说服那些质疑新文化运动的人们，这自然需要研究者从思想史与文学史层面回答各种疑问。价值态度代替不了认识论，而认识论与知识论间的复杂联系也有待人们重新审视。在解释前辈的精神选择的时候，倘看不到学理层面的导因，未必能够给与青年一代一个合理的说明，所以，那时候在学术史层面探讨问题的来龙去脉，成为许多人努力为之的工作重点。

二

青年人是善于反叛的，他们似乎疲倦于以往的言说逻辑，挑战鲁迅思想，在1990年代是一种特别的现象。鲁迅研究者的某些姿态感，被一些青年人看成一种政治正确的表露，连带出对于研究对象的不满。在学术生态出现变化的时候，此种感受已不再是孤立现象。在《九十年代学界时风之我见》一文，朱学勤曾说：“至90年代，在泛文化史观的余绪作用下，又将一部中国近代史归咎于某一种思潮的演变史，群起而攻之；随着现实环境巨变引起的心理变化，保守主义思潮又成为时尚，孔学从众矢之的急变为众星拱月。”1990年代的学界一直存在各类的争论，人文精神的讨论，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批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再认识，将许多知识人卷入辩论的大潮里。重新认识自由主义，批评左翼传统的声音一时在学界回荡。

我还记得1992年在曲阜召开的“鲁迅与孔子”学术会议，一位古代文学专家对于鲁迅的质疑，言外之意孔子的价值可能高于鲁迅。面对新儒学的出现，许多话题刺激了鲁迅研究者。张恩和《远去的鲁迅》一文，面对旧思想的出现，不乏忧患之感，重提1980年代关注的主题，警惕“政治化、实用化”。孙玉石在《反思自己，走近真实的鲁迅》的文章中，于回望学术史中，强调了“不为各种思潮所左右，保持坚持鲁迅的一颗静心”。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综合的思路，袁良骏《五四·新儒学·道德重建》，认为，“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新文学研究者回答新的挑战，准备工作并不充分，多年后王得后《鲁迅与孔子》一书，也是久久酝酿后才得以问世的。

但真正对鲁迅研究带来冲击的自然是自由主义的思潮。1997年，在北京三联举办的林贤治《人间鲁迅》座谈会上，谢泳就明确提出，“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会议现场，朱正、邵燕祥、王得后、钱理群、林贤治对此都有回复，却并没有展开。这是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对于鲁迅研究界的一次提问，如何回答它，与其说是学理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话题的另类表达。

此后，许多鲁迅研究者开始以不同形态回应谢泳的疑问。比如，林贤治在《也谈鲁迅研究之谜》，认为“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其实谢泳的追问，背后的话语是，鲁迅的遗产带有专制性的元素，其斗争哲学导致对于他人的戕害。这是脱离具体语境，将鲁迅文本抽象化的一种理解。批评鲁迅的人没有意识到，鲁迅是站在弱者立场对于强权的一种反抗，乃为百姓寻得自由的苦斗，但有段时光里的鲁迅形象是在权力的话语里被引用的，那结果是颠倒了精神秩序。林贤治叹道：“鲁迅，一人而已，用他的话来说，其实亦不过惟有一支笔，能对一个“黑染缸”般的大社会负多大程度的责任？权力者的力量，知识者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教育的力量，实际运动的力量，社会的综合力量，不是要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得多么？”林贤治的回答，也并不能说服谢泳，因为没有在同一层面的逻辑里加以对应，交叉点不易见到。相当长的时间里，类似的争论还偶有出现。

为自由主义者辩护，指责鲁迅的瑕疵的人，那时候多迎合了社会的某些流行观点。1995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梁实秋传》，对于鲁迅与梁实秋当年的论战作了另一种梳理，认为鲁迅是错的，梁实秋更有道理。在作者看来，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总比左翼作家要更温暖。王彬彬在《客观之幌下的肆意歪曲——对于一本〈梁实秋传〉的几点订正》里，进行了反驳。王彬彬善作史料梳理，又有杂文笔法，对于学术研究的随意性和预设立场的可笑性的批驳，显得从容老到，且颇多神采。1990年代的王彬彬对于学术思潮的转向有着机敏的判断，发现正所谓自由主义学者围剿鲁迅，不过一种盲目的排他主义。他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也完全是一种政治思潮。当一些人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也是在政治理念的意义上说的。自己信奉了政治自由主义，于是便把政治自由主义作为评判人物的唯一尺度。鲁迅不是政治自由主义者，所以就毫无价值，所以就罪孽深重，所以就遗毒无穷。当他们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对鲁迅大批而特批，决意要将鲁迅批倒批臭从而彻底根除“鲁祸”时，他们就把自由主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他们就让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纸。

王彬彬的话在那时似乎还仅仅在学科内被人所注意，在社会上的反响自然有限，但他的表述是最为清楚和有力度的，从学理的层面解释了围攻鲁迅者的面目。不过，那时候的自由主义和所谓新左派，有些冲突还是属于功利主义层面的，远无鲁迅思想的明澈和深入。钱理群就认为自己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非新左派。这个态度与王彬彬很像。他们都是在时代风潮的另一面，延续着鲁迅的特立独行的精神。

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折衷的言论，在那时候也偶尔称鲁迅是属于自由主义者，依据是胡适晚年的一次评价。这种看法其实没有看到鲁迅与同时代文化人的区别，看待历史的目光是狭隘的。还有的自由主义者以鲁迅反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为名，质疑其思想的合理性。面对诸多混乱的意识，郜元宝在《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文就清理了历史中的蒙尘，指出了鲁迅与自由主义的区别。这个甄别十分重要，也将理解经典作家家的尺度说清了。文章辨明了自由主义与自由思想的区别，“鲁迅的思想没有凝成主义或学说，因为他是文学家”。文学家的表述，有时候是溢出学者的主义藩篱的，有着丰富的意蕴。他说：

实际上，不是胡适实验主义和专制体制的分分合合，而是鲁迅所阐释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最能体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性矛盾；在鲁迅的问题和对问题的阐释中，现代中国心灵自由与不自由的真切体验，最触目地映入眼帘。鲁迅的自由思想看上去似乎是非西方和反西方的，其实，他比那些以全盘西化为己任的自由主义者更接近西方自由思想的本质，即个人自由以及为争取个人自由所必需的“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的彻底的反抗和牺牲。

如此有力的回答和论述，看得出研究者的境界与内省的深度。鲁迅之为鲁迅的缘由也得以另一种注解。郜元宝在此后所写的系列文章，许多都有针对性。他的德国哲学背景和当代文学研究经验都丰富了对于鲁迅的认识。后来出版的《鲁迅六讲》等著述在体例与格局上都不同于前人，哲学感受与审美体味常从词语间巧妙流出，以至成为鲁迅研究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学者。

三

各种质疑的声音，与其说对着鲁迅本人而发，更多时候，不如说是对于一些研究者的揶揄。敏感的学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短板，告别1980年代，一些人开始总结过去十年的得失，对于鲁迅研究自身，也开始做不同的检讨。汪晖早在1980年代末所作《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就已经开启了自我批判的先河，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1990年代初的出版，一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文本，在精神哲学的层面作了别人一时难以做到的探索。汪氏著述一方面深化了一些话题的研究，也带来了学术风气的转向。我们从那时他与钱理群、王富仁的不多的对话里，可以看到研究者路径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大。

汪晖的批判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往本质主义的倾向，精神哲学的元素深含其间。而钱理群在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却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内心。他的鲁迅研究属于思想对话的一种，以鲁迅的资源不断与社会交流，在那时候显得格外耀眼。钱氏在1980年代思考的问题带有很强烈的拷问特点，对于1980年代形成的逻辑做了诸多调整。这典型地体现在他对于启蒙的反省上：

我知道我这个人，我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已经渗透到血液里了，我不可能根本放弃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但我不能不面对现实，面对启蒙主义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我要彻底打破“启蒙万能”的梦……只有首先质疑启蒙，然后才能坚持启蒙。质疑启蒙不仅要看到启蒙的危险性，它可能导致专制主义，而且还要看到启蒙的有限性，甚至是极端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自己的陷阱和局限的清醒的、理性的、低调的、有明确的边界意识，因而也是坚定的启蒙主义。后来我又把它概括为“既质疑启蒙主义，又坚持启蒙主义”。这也是我在九十年代初，经过一番反思后，一直坚持至今的一个基本立场。

在重新梳理鲁迅思想的同时，钱理群意识到如何将思想落地是一个重要的使命。便不断组织人开展讨论，协助话剧演出，介入民间知识人的活动。他后来回顾说，1990年代的自己，遇到了思想与行动的矛盾。1992年完成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是其鲁迅研究的深化，思考的是如何避免知识分子的两种极端，一个是哈姆雷特的偏于思而寡于行，一个乃堂吉诃德式的以冥想代替感觉的精神混沌。在他看来，鲁迅是克服了这种极端的少见的知识分子。而鲁迅所以做到了此点，因为内心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思想，那就是“立人”。他发现，最根本的是要深思鲁迅思想的根本点，从“立人”的思想中吸取资源。在口号与时髦的学术泡沫里，没有解决问题的可能，让鲁迅思想成为今天文化的一部分，才更有意义。大约1997年，钱理群领头召开了鲁迅“立人”思想研讨会，地点在城南的中土大厦。他邀请了一些北京以外的青年如王乾坤、徐麟等，北京则有王得后、张梦阳、高远东等人。还参与策划了裘沙、王伟君的绘画展览。记得那次活动内容颇为丰富，文章分别发表在《方法》杂志。“立人”的思想研究最早是王得后提出来的，钱理群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立人”的逻辑点在哪里，途径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办，成为那次民间回忆的主题。

那次讨论应当说是很充分和多样化的。王得后在《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发言中，不是把鲁迅的概念抽象化处理，而是放在传统文化的语境里来看“立人”的重要性，认为一是“发扬人的心智”，一是做到“人各有己”。他觉得鲁迅的思想对于“主奴”的文化结构，是一种颠覆。张梦阳在《悟己为奴与立人》一文中，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对于过去鲁迅研究史中的废话、空话、大话提出批评。高远东的题目《立“人”于东亚》则提出“相互主体性”的观念，鲁迅遗产的价值之一，是可以克服主奴关系的存在。徐麟《首在立人》中，指出中国有两种启蒙，一个是严复式的启蒙，“这是一种道德启蒙主义和政治改良主义混合物。迫于民族生存危机，政治改良被视为目的，而一旦他试图用政治来解决文化问题，那么启蒙主义便只能沦为手段，并只能以民族主义政治为基础和最后边界”。而鲁迅则是另一思路，“在一个没有个性主义人格准备基础的民族中，实行群体主义‘众数’政治改革是危险的”。这种对比性的思考，其实是提示人们，不要被席卷众人的思潮裹挟，精神自主才是重要的。与徐麟的一般性比较不同，王乾坤在《立人，请循其本》强调，鲁迅思想有一个超经验性的原则，那就是“宗”，立人就是精神上的“宗”。在对比梁启超、严复的思想时，他写道：

鲁迅一生都处在与梁、严几乎一样的民族境况中，但他不曾在二人失足处含糊过。在启蒙学者由于大致相同的救国原因，纷纷关闭起启蒙闸门之时，年轻的鲁迅开始在文坛上发言。他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通过西方文化的介绍，对个性主义进行了这样的价值定位：“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惟此自性，即造物主”。这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定位。他把个性自由提到宗本的、终极的、超验的层次。

的确，鲁迅身上有一种释迦牟尼和耶稣式的精神，看到了这一点，也就能够体味他何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中国文化人缺少的，其实就是这类的精神。在那次讨论里，只有王乾坤将话题引向哲学的高度，可以说是一种深化。而他的基本思想，则都写在那本有名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一书里。

四

我个人一直认为，王乾坤在1990年代出版的《鲁迅的生命哲学》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他讨论精神现象时的眼光和境界，有着文学史研究者少见的气韵。

哲学专业出生的王乾坤进入鲁迅的世界很早，1980年代末，刘再复推荐过他的论文，但一直没有面世。1990年我在编辑部的稿件堆里发现了蒙着尘土的手稿，一下子被吸引了。1991年在怀仁堂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110年的会议上，我们终得见面。他的谈吐不卑不亢，但很有童心，内心里有睿智的热流。我发现，其鲁迅研究与中文专业的人完全不同，是从世界视野里，展开鲁迅思想的讨论。他从汪晖的研究中受到启发，对“中间物”意识作了形而上的解释。汪晖注释鲁迅思想，那时候在审美与思想史的层面居多，而王乾坤则在哲学史的空间展开自己的讨论，给鲁迅研究界带了一股新风。

《鲁迅的生命哲学》在解读文本的时候，对于鲁迅的特殊性作了深入研究，他撇开了学界用普遍性的思维和流行的概念认识对象世界，对于一些思想范畴作了小心翼翼的甄别。他认为鲁迅有哲学气质，但不是哲学家。但是那些文字都交织着缕缕哲思。“鲁迅不承认超时间的本质在场，或者说不承认人生过程之外的永恒实体”。他在书中一再引用海德格尔的观点，并且发现了这位德国哲学家与鲁迅的一丝相似性。这相似性在于，都认为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并从这有限性出发，打破有限性。这是理解鲁迅的一把钥匙，由此可以发现其精神气质与尼采和海德格尔接近的一面。他们都剪碎了罗格斯线条里的绝对性和永恒性的虚幻之影，给古老的文脉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1980年代的人们谈论鲁迅的时候，强调其反传统的一面的时候居多，反帝反封建的概念背后，带有启蒙的意味。但王乾坤觉得鲁迅对于启蒙的态度与一般学者理解的不同，他对于西方概念的思考是有保留的，所以，即便在猛烈反传统的时候，并非将旧的遗产一笔抹杀。王乾坤选择了“消解”而非“购销”，并从现象学那里找到一种解释的参照，感受到现象界像流逝的河流一样，思想也必须在转动和变化里对应实在。二元论在鲁迅那里是失效的，必须看到鲁迅与传统的复杂联系，在儒道释的遗产里，鲁迅获得的是另一种资源，一方面连接着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资源，另一方面，他将传统文化转化成一种鲜活的精神存在。王乾坤写道：

笔者在反驳新儒家时曾经说：从根本上看，鲁迅没有中断什么历史文化的“活水源头”，没有切断天人合一之血脉，而不过是往其中输进了两个概念，或钉入两个楔子（“中间物”与“个我主体性”），从而激活了这源头活水，这便是别一种“老树发新芽”。

与王乾坤同样关注传统资源的，还有高远东的系列文章。他的鲁迅研究思路成熟于1990年代，一些代表性的文章都发表在《方法》《鲁迅研究月刊》上。一是注意鲁迅思想根本性的存在，一是思考鲁迅与传统文化之关系。《故事新编》研究的系列文章讨论了诸多难题，是颇有思想和冲击力的。《鲁迅对于儒家的批判与承担》《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未完成的现代性》诸文，显示了作者对于鲁迅思想宏观把握的能力。论文不是从空泛的概念出发思考问题，而是从具体文本的深入探讨中，发掘精神深度的隐含。比如对于鲁迅的儒学观的研究，其实是回答新儒学的挑战，鲁迅的异端式思维颠覆了儒家的本质主义逻辑，从正襟危坐气里看出内在的矛盾性。小说《出关》《采薇》以反讽的手法道出儒家多面性，看得出是以复杂的方式处理复杂的遗存，对于儒者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作了感性的揭示。高远东对于新文学与儒道释的关系曾有过深入的论述，不是在固定的学科层面凝视文本，而是在现代性里上溯源流，考察新文学与旧遗产的时隐时现的关联，社会学与文艺学、历史学的元素也深藏其间。比如他对于鲁迅与墨家遗风的描述，就呈现出精神世界被遮蔽的一角，《非攻》《理水》里的“精神脊梁”的话题便跃然纸上。他对于鲁迅与传统的关系的描述，是超越了前人的思考的，一些见解今天看来，依然带有精神的分量：

如果把鲁迅在《采薇》、《出关》、《起死》中对儒道的批判与在《非攻》《理水》中对墨家的承担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他承担墨家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对儒道的接近与清理中，鲁迅肯定孔子的“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却”和“徒作大言”的空谈，更反对夷齐专事“立德”的“内圣”路线和庄子的道德教化，其思想视野或古或今，领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识、宗教，焦点却始终凝聚在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的连带整合上，而这一切又与其贯穿一生的兴趣——寻求“立人”乃至“立国”的方法直接相关。而所谓“中国的脊梁”和“夏道”，就成为鲁迅后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会的形象。

这不仅厘清了鲁迅与传统之关系，也描画了晚年鲁迅精神最为本质的一面。作者从泛政治话语中走出，在大的文脉里考其源流，述其走向，道所由来，是鲁迅研究史中很有分量的书写。如果说王乾坤是哲学的静思，在形而上的层面说清了在世界文化史里的诸多图景，那么高远东则在史学与思想史层面，打开了瞭望鲁迅的一扇窗户。在1990年代，两人以思想的探索，拓展了现代文学思考的空间。

五

回顾那十年的学术界的工作，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显然是深化了。重新发现史料和整理已有的文本，也是深化研究的努力。《新文学史料》杂志上的新材料的推出与北京出版社《鲁迅回忆录》丛书的陆续出版，对于青年学者提供了一手资料。那时候就看到了《胡风回忆录》等书，史料研究显得颇为活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鲁迅知识结构的梳理，吸引了许多人。1990年代初，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推出《鲁迅藏书研究》，陈漱渝、叶淑穗、李允经、赵英、姚锡佩、黄乔生、江小蕙等，都有重要的文章。内中主要集中在古籍研究与翻译研究中。古籍研究最有代表的是赵英，199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赵英《籍海探珍》一书。从鲁迅整理古籍、文学修养、佛学研究、金石学、唐宋类书、古籍收藏等方面，对于鲁迅国学修养作了深入研究。其中讨论《岭表录异》《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的文字，涉及到22部古籍的整理，有细节描述，有整体思考，看出用力甚勤。比如讨论周氏兄弟的国学态度，就呈现出差异来，其一是目的不同，其二是道路迥异，其三乃态度有别，其四贡献殊异。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就把二人的学识与精神走向勾勒出来了。她对于鲁迅与金石学的关系的论述，尤有功力，从收集、校勘、编制目录、印制等环节，看鲁迅的暗功夫，对于学界而言，是有亮度的思考。翻译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姚锡佩、黄乔生两位学者。其中姚锡佩《鲁迅藏书中的托洛茨基著作及影响》《滋养鲁迅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从藏书看鲁迅与屠格涅夫的文学渊源》《鲁迅眼里的高尔基》《从藏书看鲁迅海涅观的变化》，都是阅读西方文献的心得。而黄乔生《鲁迅、波德莱尔及世纪病》《鲁迅收藏的纪德著作简介》《鲁迅与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则有比较文学的视野，触摸到以往人们很少注意的领域。姚锡佩关于鲁迅与海涅的文章，直接影响了钱理群的研究的，钱氏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著作，就吸收了其间的观点，可谓是思路的源头之一。而黄乔生的中外文学对比中的思考，将鲁迅翻译及世界文学理念有力呈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了精神空间的广大性。

鲁迅博物馆的学者充分运用自己史料，给以往空泛的研究空气带来实证性的成果。陈漱渝、李允经在史料方面多有发现，前者打捞了许多历史遗存，《五四文坛鳞爪》在甄别史料方面，多有佳作；后者的美术研究独树一帜，《中国现代版画史》许多观点一直被同行所称道。1999年，叶淑穗、杨燕丽出版《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给读者不少惊喜。书中收集的文章虽然都是枝枝叶叶的小话题，但对于认识鲁迅思想，参考性很大。作者从手稿、碑记、书信、著作、藏书、藏画、金石、照片等多个角度，展示鲁迅文物的特点，以及背后的故事。比如，鲁迅抄录的植物学古籍，就道出来龙去脉，从《花镜》《野菜谱》《茶经》《园林草木疏》《笋谱》《何首乌录》《彰明附子记》《竹谱》中，看出其广泛的趣味。再如，鲁迅收藏的明版书，对于认知收藏者的知识结构，也很有价值。从经书、音韵训诂、史部，到子部、集部等，林林总总。其中释家类的，就有《阿育王经》8卷，《阿育王譬喻经》1卷，《付法藏因缘经》5卷，《入阿毗达磨论》2卷，《佛般泥洹经》2卷，《出三藏记集》5卷……我们从这里看出鲁迅摄取域外资源的努力。

此外，上海鲁迅纪念馆的工作颇值得一提，在王锡荣主持下，建立了“朝华文库”，出版了《上海鲁迅纪念馆藏珍品集》《赵家璧先生纪念集》《许广平先生纪念集》等，鲁迅同代人的史料不断被呈现出来。这些工作，对于认识鲁迅与国学的关系，都有一定的帮助。而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一些资料整理和田野调查，也给人留下深深的印象。裘世雄之于风俗的考察，徐东波之于版本目录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素材。博物馆行业的学术路径，受传统治学影响较大，也吸引了许多学院派的学者加入他们的行列。实际上，1990年代重要的学术会议，多由博物馆学者与中国鲁迅研究会联合举办。比如曲阜会议、张家界会议、镜泊湖会议、广东会议、上海会议，都有不同的收获，为这些会议默默组织工作的人我们都不该忘记：林非、陈漱渝、袁良骏、刘中树、王锡荣、郑欣伶、颜雄、魏绍馨……

六

上述的几点只是印象中的一部分，可重读的文章与著述其实还有许多。1990年代的学者在细部深化了相关的研究，在学科内部处理各类遗产，学理性显然加大。还有几位学者的论文给我的启示很大，比如陈平原的《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薛毅《无词的言语》，日本与英美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也纷纷有了汉译本，像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李欧梵《铁屋子里的呐喊》等，他们的研究对于我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思路，都有矫正的意义。这些使我们触及了鲁迅世界的方方面面，1990年代以后，像竹内好、木山英雄、丸山昇学术文章的翻译，以及赵京华、董炳月、孙歌的东亚视角的学术表达，都刺激了国内学界，那已经是后话了。

鲁迅的精神哲学、知识谱系与同时代人的研究，在1990年代蔚然成风。李福田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就推出诸多有分量的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鲁迅研究书系”，收入郑欣淼《鲁迅与宗教文化》，阎庆生《鲁迅创作心理论》等专著15部，河北人民出版社就先后推出孙郁《鲁迅与周作人》，董大中《鲁迅与高长虹》等著作（此后黄乔生《鲁迅与胡风》，阎晶明的《鲁迅与陈源》，李继凯《鲁迅与茅盾》等也陆续问世）。许多出版社在那时候都推出了有分量的著作，林非《鲁迅与中国文化》，张梦阳《阿Q新论》，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朱晓进《历史转换期文化启示录——文化视角与鲁迅研究》，刘玉凯《鲁迅钱钟书平行论》，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高旭东《鲁迅与英国文学》，张福贵《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徐麟《鲁迅中期思想研究》等，各自行进在精神的路上，众作者都以不同的笔调，写出自己心中要表达的真实的思想。

这些著作的显著特点在于，对于鲁迅的文化学的研究，覆盖了以往的单一政治意识的研究，是一种纠正性的思考，先前人们遗漏的世界被一一聚焦于笔下，知识的盲区被一些智性之光照亮了。鲁迅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话题，而是获得了与孔子一样的文化坐标意义的存在。而被许多人所概括的“鲁迅学”，在众人的努力下已经得到一种轮廓性的描述。刘中树、刘柏青、彭定安、叶德浴、支克坚、潘旭澜、陈子善、倪墨炎、陈福康、杨剑龙、阎愈新、张华、刘家鸣、张铁荣、张杰、王国绶、顾农、朱寿桐、黄健、谭桂林、何锡章、王本朝等人对具体话题的思考，如今想来都是颇有眼光的。而冯光廉、刘增人1990年代末酝酿和策划的《多维世界中的鲁迅》一书，集中了国内重要学者的论文，颇有系统性，对于后来的研究的深化，都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在学者鲁迅、思想者鲁迅被不断强调的时候，战士鲁迅的传统也一直被一些人所坚守。鲁迅研究者有许多是杂文家，朱正、王荆（王景山）、王得后、袁良骏等，在写作中不忘现实的凝视。这与象牙塔外的诗人与杂感家形成呼应，坚持着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理念。1990年代的杂文创作极为活跃，涌现出不少有思想与批判意识的作家。邵燕祥的随笔，何满子的杂感，鄢烈山的短章，都渗透着《热风》《南腔北调》式的风格。虽然他们都希望在写作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但却难以迈出鲁夫子的门槛。

我曾经就邵燕祥的杂文写作发过一点感慨，对于当代作家的鲁迅传统进行过尝试性的描述。我觉得在当代文学里，无论小说还是杂文，最有分量的作品，精神主题是在鲁迅精神的延长线上的。邵先生在1997年6月给我的信中写下如下的文字：

当我回过头看我的一些诗时，我是感到一派苍凉的。你用苍凉二字，大约可以说是切中要害了。我也总是像鲁迅之于《药》结尾处坟上点缀花环的用意，力求装点些亮色的，但尽管如此，似亦难掩刻骨的悲观，我怕这种悲观感染读者尤其是对世界、对人生充满翘望的青少年，所以我还是把自己的悲观从消沉退后拉扯到积极方面来——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然后继之以“知其不可而为之”，亦即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对自己可以唱些狂接舆之歌，对年轻的来者，仍愿奉献我由衷的祝福。

……

兄文中对我多所肯定之处，令人深深不安。本世纪末的中国，即杂文界亦还是阵容颇壮的，老辈如冯英子、何满子、曾彦修，同辈的如朱正、四益、得后、蓝翎、牧惠，更年轻的鄢烈山、刘洪波、赵牧、丁东、谢泳，近年崭露头角，峥嵘远过于我，正因如此，才使我们胆气两壮，有异于鲁迅“两间余一卒”的彷徨了。

上述的话，道出彼时的特殊生态，即思想解放之后的知识界，有意地在继承着“五四”的精神。因为怀着同样的梦想，同路人现象开始出现，且彼此呼应着。他们在时代的风潮里，坚守了现实批判的理念，或讥讽陋习，或抨击腐败，直面社会问题的时候，词语之间不乏智性。鲁迅之后，1990年代的杂文是最为活跃的，许多文本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绝响。他们其实也受到了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社会思想的修补，可惜这支队伍没有引起文学史研究者的充分注意。杂文家对于鲁迅文本的理解并不亚于学院派的研究者，他们意识到了要拒绝什么，和坚持什么。只是话题的维度，还不及于鲁迅的旧文丰富。像学界一样，杂文家们的文体略显单调，天马行空的作者毕竟寥寥无几，只能在鲁迅的背影里奔走着。鲁迅之后，人们走不出其精神话题，似乎不断在重复着旧调。这种感觉胡风有过，聂绀弩有过，邵燕祥也有过。我们今天回望那个时候的学界与文坛，其感受也大抵相似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