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语境中，因为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所以一切与文字有关的事都包含形而上的意义：对文明传承的尊重以及意与古会的浪漫。由此，写了字的纸不能坐在屁股底下，更不能上厕所用，也不能随意撕毁。那些收废纸的都有一个类似招牌的题记，叫“敬惜字纸”。

连带字的纸都要尊敬、爱惜，那写字的过程也需肃然以对；与写字有关的研墨、洗砚等简单的事务性行为，也变成了自带文化光环的风流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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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张伯英是著名书法家，古书上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可见他下了多大工夫。虽然这里没有直接提到砚台，但东汉时期，制墨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学书法要用砚台研墨，“临池”的过程中去洗砚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到西晋，王羲之出现了，他在琅琊临沂度过幼年的时光。据民国的《临沂县志》，“永嘉之变”时，王羲之随宗族南迁，把自己的住宅舍为寺庙。这座寺庙一直存在（当然不是西晋时期的建筑），而且保存得很“全面”，东有晒书台，南有洗砚池。

王羲之是“书圣”，幼年时一定会刻苦练字，练字就要洗砚，肯定得“池水尽黑”，要不怎能表明他的用功呢？对这种劝学的历史遗迹，后人都“宁可信其有”，而不会计较池水是不是活水、池里有多少藻类、池水有没有自我净化功能等。所以历代地方官，但凡是有点文化追求的，都愿意整修治下的历史遗迹，已经毁灭的，就复建一个。

再往后，陶渊明出世了，他为官一任的安徽枞阳县城，有陶渊明的洗墨池。四川江油的青莲镇，相传为李白的故乡，那里有李白的洗墨池。曾巩写过《墨池记》，《墨池记》中说的墨池也是王羲之的遗迹，却在王羲之做官的抚州临川郡；从文章来看，曾巩未必相信这个“晋王右军墨池”是真的。眉山三苏祠，也有苏轼的洗墨池。

总之，对古人而言，洗砚不单单是一种行为，其中带有学习前辈用功精神、敬仰名家文化成就、感悟圣贤道德风范等内涵。加之古人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积极入世，又有道家遵从天性、合乎自然的“逸世”思想，所以洗砚这个行为也寄托了他们归隐山林，乐天自在，追求宁静闲适、物我合一的理想，抑或不求当世功名，退归林下，安心著述，传承文化的节操。

宋代的魏野给一位“逸人”题诗，说他不重荣华富贵，独处林泉之下，不惧老之将至。这首诗的颈联非常有名：“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明代的秦坊也写过“鱼喷墨华溅”，明显是化用自“洗砚鱼吞墨”。元代王冕的《墨梅》更是人尽皆知：“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借梅花的高洁来反衬自己的志向，用洗砚池来表明自己的儒家文化身份。

不仅是诗人，画家也爱表现“洗砚”这个主题，无论是明清的陈祼、萧云从还是近现代的张大千、傅抱石，都创作过多幅《洗砚图》。诗人写洗砚不易看出问题，画家一画，问题就显现了——无论是云山、飞瀑还是茅舍、竹篱，无论是草亭、老桥还是溪流、石案，感悟天道、妙合自然的，都是高士；抱砚而出、弯腰干活的，都是小童子。这么个神会古人、培养性灵、融入妙境的事情，居然不是自己干的！别人干活，自己边看边写些赞美的诗文，自我感动一下，这有点“网络圣母”或“键盘侠”的意思。

当然，这只是画家为画面构图营造的意象，多数人还是自己洗砚的。至于怎么洗砚，也有一定的说法。

古人说洗砚“最忌滚水”，也就是开水，要用新打上来的井水；先用皂角水洗，再用清水洗。除污时要用丝瓜瓤、莲房等植物纤维，不能用硬纸，更不能用刻刀。总之，说得都很严肃。但在清代的《卫济余编》里，我看到了这样的表述：“砚要多洗，忌讳热水，最好用凉水。水不必新汲，只用每天晨起的洗脸水浸泡清洗最为简便，且砚得人精气，益润泽光彩。”每天洗完脸的水别倒，把砚台往里一放，泡一泡，洗一洗，既干净又润泽，没准还能出些“人油”盘的包浆……这才是大部分文人的日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