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导演、编剧、作家万玛才旦因病抢救无效，于5月8日凌晨在西藏逝世，终年53岁。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中国导演、编剧、作家、制作人。先后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北京电影学院。2002年，万玛才旦编导个人第一部短片《静静的嘛呢石》，开始其电影导演生涯。2006年，凭借《静静的嘛呢石》获得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2009年，凭借《寻找智美更登》获得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大奖。2018年，凭借《撞死了一只羊》获得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同时，万玛才旦还是双语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他的汉语小说集有《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藏语小说集有《诱惑》《城市生活》《岗》。主要翻译作品集有《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德本加小说集》等。其文学作品获得青海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花城文学奖、章恰尔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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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而言，文学与电影之间既有通途，也似天堑，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向另一种的跨越，无不是创作者在时间与经验道路上不断磨砺的成果。

在《中华读书报》记者丁杨此前对万玛才旦的采访中，万玛才旦曾提到：小说创作对自己而言更加纯粹。我们特重发这篇访谈，纪念小说家、导演万玛才旦。

2005年，万玛才旦的首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问世，这部电影先后赢得国内外多个（导演）奖项。此后至今，这位来自青海的藏族导演执导了《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以藏地为背景，反映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影片，这些电影多由他自己编剧，文学性浓厚，极富少数民族特质和地域特色。而早于他步入影坛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万玛才旦已开始发表小说，先是用藏文，后来用汉语，创作了一系列聚焦藏族文化、讲述藏地故事的小说，这些小说笔触淳朴、诗意，情感真挚、得体，是国内少数民族题材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收获。

在最近出版的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万玛才旦继续他熟悉的现实题材（除了《尸说新语：枪》这篇），十个短篇，讲述着关乎情感、信仰、生死等永恒命题的故事，藉此塑造出若干生动、平静、立体的人物形象。贯穿这些短篇的题材、写法等共性之外，书中还是有些篇目显示出不同，比如《特邀演员》《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猜猜我在想什么》中的电影元素和镜头感，《尸说新语：枪》中的奇幻意味……这些小说创作于万玛才旦在电影拍摄之外的碎片时间，洋溢着与其电影作品异曲同工的从容节奏与人文气息，并且有着超出影像之外的想象空间。

接受采访时，万玛才旦正在青海。他说父母年事已高，近年来他的生活重心已从北京回到家乡，某种意义上，这对他的写作和电影项目亦有积极意义。他坦言电影工作占据了他很大一部分精力，所以没有太多整段的时间去写大部头。短篇小说是他目前精力能胜任的写作体量，写自己想写的，抛开功利牵绊，他享受这种创作上的纯粹。

记者：这本小说集的名字“故事只讲了一半”可以概括您的很多作品——那种不把故事结局说透，留些悬念的写法。比如书中的《故事只讲了一半》就是典型的开放式结尾，《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诗人之死》则在叙事中夹杂着另一重叙事。追求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或者戛然而止意味深长，在这两种写法中，您是否面临着某种取舍？

万玛才旦：是会有一些取舍。比如我在写《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时，叙事中又提到的另一个故事是民间非常普及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讲述一个故事，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不然就只复述纯粹的民间故事。《故事只讲了一半》中提到的那个没讲完的故事，全貌我是知道的，但我觉得讲到一半突然停下，可能更加有意思。我写作的时候，除了考虑故事本身的主题，会更加关注讲述的方法。对我来说，一部小说除了内容之外，形式也特别重要。我的一些电影也是如此，比如《塔洛》，为什么要用黑白影像？为什么要采用那样的画幅？《撞死一只羊》为什么要用四比三的画幅？现实和回忆为什么要有色彩上的区别？这些都是我在电影表现形式上的探索。

记者：一直以来，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您的作品基本都是反映藏族人生活的藏地题材，毕竟您是藏族，生长在青海藏区。这些作品中很多人物和故事都取材自真人真事，同时又有虚构成分，您如何平衡写实和虚构的关系？

万玛才旦：我写小说是以虚构为主。这本小说集中很多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展开，可能读者读起来更有真实感、亲历感吧。故事是虚构的，细节、情感必须真实，需要调动我的生命体验，这是我的一个写作原则。在小说集前面我写了一句话，“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我分不清。”大概我写小说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虽然短篇小说篇幅不长，但写着写着我可能就投入到作品中了，那个小说中的“我”可能就是真实的我。这就像电影演员，一旦进入一个角色，入戏太深的话，等到电影拍完，很长一段时间也很难从自己塑造的角色里走出来。我觉得写作也是这样。

记者：这是不是也意味着，你在创作一部小说，塑造一个人物的时候，虽然是旁观者，但对人物的命运也还是有感同身受的心态？

万玛才旦：要写好一个人物，就必须要理解他，必须进入这个人物的世界，但也要对此保持比较客观的态度和距离。你在作品中提出了问题，不一定要给出答案，呈现了那个状态，不一定要很明确地体现自己的观点。这些人物，也不会那么一清二白，就像“塔洛”那样，一开始就是个很简单的人，他的世界非黑即白，但是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他表现得没那么简单，是很立体的人，甚至是个多面体。我希望能够在写作中客观地呈现人的复杂性。

记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您就开始写作了，也发表了不少作品，后来是什么契机让您转向电影了呢？

万玛才旦：主要还是因为喜欢吧，我从小就喜欢电影，从小学、初中到中专、大学，从看露天电影到后来去影院。当然我也喜欢文学，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里，相对而言文学梦想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拍电影，绝对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要去北京、去北京电影学院系统地学习电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基本是不可能。后来，我有个到北京实习的机会，就去北京电影学院看了一下。正好当时有个基金会的项目，资助藏区学生去读书，特别是一些藏区比较缺乏的专业。我写了一份申请，没想到申请通过了，就进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学系的编导班。这个机会是我后来成为导演拍电影的直接因素。读书的时候试着拍短片，也没想着要做导演。慢慢地，拍短片有了一些反响，也获了奖，就有了把短片扩展成长片的机会，慢慢走上了电影之路。

记者：是小说家也是导演，自己执导的电影基本自己编剧，您这样的身份和状态让我在读这本小说集时不免联想，书中某个篇目是否适合改编成电影、在改编成电影时会做怎样的调整？

万玛才旦：其实我没有那么复杂的功利心。写小说对我来说要比拍电影更纯粹，是单纯的、可以一个人完成的创作，没有那么多顾虑，实现表达的愿望就可以。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不会去想这篇小说写完了，将来是不是要改编成剧本、拍电影。而且，我觉得小说和电影的表达方式完全不同，把小说改编成剧本，是在做电影化处理。不过，谈到文学和电影之间的影响，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有的。在塑造人物的方法上，文学和电影之间有互相借鉴之处。

记者：书中这些小说基本都是现实题材，反映藏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喜怒哀乐。但其中好几个短篇都不乏超现实元素。比如《特邀演员》中，老人的前妻患病，儿子出家为僧后前妻的病就好了，比如您更早之前那篇《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关于刻字老人托梦的情节。您出生在藏地，对这些日常中的魔幻元素有着更深切的理解吧？

万玛才旦：藏族的神话故事特别多，谱系很广，很多史书都有魔幻元素，我的小说中有这些内容，也是对藏族传统文学的继承吧。八十年代之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传入中国，在西藏也有像扎西达娃这样的作家，他的作品被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我在最初写作时写过类似风格的作品。相较于我的电影，我的小说中这种魔幻的、神话的、夸张的元素就比较多。但在我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气球》里有些超现实的、梦境的、潜意识的段落，这是跟我之前的小说创作一脉相承的。如果对我以前的小说不太了解，会觉得《撞死了一只羊》在风格上有很大转变，其实那样的东西很早就在我的小说中存在了。

记者：这也意味着，虽然您的小说、电影，在情节和表现形式上乍一看并不难懂，但其中关于藏地生活的细节和信仰、民俗等方面的元素，是需要受众有所准备才能领会的。

万玛才旦：是的，如果只是停留在故事层面，我的小说和电影都不难理解。但要是深入理解这些内容，对藏文化、藏传佛教有些基本了解就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储备，有些情节理解起来就稍微有点困难。电影创作和小说还是不一样的，电影要考虑面对不同文化语境的观众时怎么能把故事讲明白。如果在电影中要表现这方面的内容，我会停下来想想，怎么解决，做一些取舍。但写小说时我就没有这么多顾虑，只要完成自己的表达就好。

记者：反过来看，从创作者角度，写小说和拍电影带给您的创作成就感或者愉悦程度，哪个更大一些？

万玛才旦：单纯从创作层面讲，小说写作带给我的快感要更多，更纯粹。拍电影带来的兴奋感更多是在写剧本时就有了，等到拍摄、后期的阶段就进入焦虑、疲惫的状态。

记者：据说很多中国导演特别是男性导演都有个武侠梦，会想要拍一部武侠片，您是否考虑过在藏地题材之外也拍拍其他类型的片子？

万玛才旦：我希望尝试不同类型的电影，就像您刚刚提到的武侠片是很多男导演的梦想一样。我是有个西部片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拍出一部很好的西部片。这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

点击阅读万玛才旦小说《故事只讲了一半》（选自同名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