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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有报纸，就有副刊，甚至一份报纸受欢迎的程度，往往也跟副刊办得如何，有很大关系。1897年，上海《字林沪报》为适应读者要求和社会变化，创办了副刊。随之，各地报纸纷纷仿效，很快发展到几乎无报无副刊。

“五四”时期，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等是公认的“四大名副刊”。李大钊、陈独秀与鲁迅等，都曾是副刊的“铁杆”撰稿人。胡适曾说：“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其实，他主要关注的是《时报》的副刊《余兴》。

一百多年过去，报纸的面孔大变，副刊却依旧保持着文化的气韵。文学原本就是社会的镜子，副刊既灵活明达，又文笔粹美，能适应读者思想情感需求及社会变化。有气度把副刊办好、办大，这份报纸自身，也必定是从容自信的。

改革开放后，风格不同的副刊渐渐兴盛起来。凡影响大的报纸，都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副刊，甚至连专业报纸，如中国海洋报、中国国土资源报等，乃至企业小报，也都有自己的副刊，刊发杂感、随笔与多种样式的文艺作品。正是这些副刊，使专业性很强的报纸面容灿烂起来，投以文学之光便显得大气疏朗、扎实凝重，以独有的气韵、风骨，赢得了更广泛读者的信赖和喜爱，成为报纸的一大亮点。

副刊要大，不可路窄。因副刊的品质是文学性，而文学的本质是社会性。不丰富多彩，如何包容得了当今社会？我与副刊结缘，纯属偶然，而且，颇有些戏剧性。

1992年，《文汇报》副刊的肖关鸿约我开专栏，一周一篇，两千字以内。当时，我的精力都放在小说上，无暇他顾。但关鸿是我的老编辑，主编《文汇月刊》时发过我的小说，编辑过我的专著，经不住他的滔滔说辞，就答应了。第一篇《小人效应》，编辑怕惹争议，放在副刊最不起眼的角落。不想，很快接到《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的来信，他说，将此文复印16份，办公室挨个儿散发。后来，在北京碰到了李国文先生，他甩出一句：“你有经典。”我一愣，忙问：“什么经典？”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小人效应》。”他们大约都是吃过小人的亏，那篇短文尽管很肤浅，根本没有篇幅展开，却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还有一篇《寻找悍妇》，竟收到几十封读者来信，有几封信中还夹着照片，希望与我文章中提到的副教授谈恋爱。最令我想不到的是老领导孙友余，亲笔来信“走后门”，让我那位副教授朋友先跟他介绍的姑娘见几面……

这给我很大的激励，一篇信笔由心的短文，竟不比一篇须精心构思、躲别人还要躲自己的小说影响小。再加上关鸿催稿有方，他不打电话，下班后发一封加急电报。当时的加急电报要求在六小时内送达，正是子夜时分，邮递员的摩托车“嘟嘟嘟”地冲进我住的大杂院，然后，高叫一声：“蒋子龙电报，拿戳儿！”随即，大杂院里人醒狗叫，没人往好处想，肯定是认为出什么大事了……第二天，邻居们纷纷打听，我说是编辑催稿，人家都不理解，也不相信，好像我不敢说实话。越是不说实话，就愈加证明不是好事。有这么一两回，我再不敢拖拖拉拉，都是如期甚至提前交卷。于是，就开辟了第二副笔墨，大量写起散文、随笔来了，一写就是三十多年，曾给许多报纸的副刊写过稿子，甚至开过专栏。

副刊体现了报纸的一种文化形态，协调着媒体与生活、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副刊的文字因承载现实而真诚，因坚守着文化品格而精美，因能兼容、能担待、能凝聚而丰富有趣。因此，给副刊的文章要有一点思想，还要有点真情趣，这锻炼了我思考与锤炼文字的能力。

我为副刊写的文章，有些得了奖，有的被指点。开专栏，短的几周或一两个月，长的十几年，这无疑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由衷地感谢报纸有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