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李晁好，首先祝贺你的新书《雾中河》出版。这部小说集收入了你创作的《雾中河》《集美饭店》《风过处》等12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一个叫“雾水”的小镇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学地标，与雾有关的系列意象，则隐约地指向人物内在的基本情绪和外在的生存氛围。是什么样的原因使你进行这样的命名？通过“雾水”小镇的建构，你希望达到怎样的文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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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晁：德南好，很高兴做这次交流。“雾水”这一系列的写作，是这六七年来我小说写作的一个方向，实际上“雾水”这个地名出现得更早，十年以前就出现在小说里，只是逐渐确立它，是这几年来的事。“雾水”暗示了环境，西南一带的山涧与河谷，天然与雾与水相关联，是它的盘踞地带。它也是一种变化态，雾聚雾散，水涨水落，多么像人生状态。从这个寓意上，与书写方向暗合，这系列小说就是为了呈现不同的人生变化，以一个小地方为切入点，集中迸发。等一篇篇故事出来，地点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还是其间的人，他们如何存在，如何与更多的人相关联。

李德南：关于“雾水”小镇的建构，难免让人想起文学的“地方性”这一问题。在徐则臣看来：“有的作家会对某种地域性的东西比较着迷，有的作家可能根本不感兴趣，连碰都不愿意碰，天生就是个‘世界人’，不在作品中留下任何地域性的痕迹。对地域性感兴趣的作家也有两种：一种是的确在认真钻研自身的地域性，试图深入彻查自己的地域意识，这个地域跟自己的出身息息相关；另一种，地域性只是个幌子，叙事策略而已，他不过是要借助某些地域性的要素去建构自己的纸上世界，这个地域就是纯粹的文学意义上的地域了。”你觉得你的写作属于其中一种吗？

李 晁：我的写作没有地域上的困扰，我本来就是个“失乡人”，儿时随父母工作流动，早就错失认识一个比较确切的地方。之所以现在以“雾水”为书写阵地，还在于安顿人物，让他们在一个不那么大、不那么流动的场域里集中出现，实际上这和我少年时代稍稍稳定生活在一个地方也有关系，它多少留下了一些可以回顾的坐标，有了空间的印记，这为写作提供了便捷，而不是全部。难道我们可以断定，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天然具有了知晓它的能力吗？地方的确立，在我看来，不过是“幕布”，是舞台，重要的工作还是去呈现幕布之下的人，表现他们的生存样态，但最终反过来，幕布与舞台也成为一个可以映射、决定人物的暗因素。因为“地方”这个词，不仅仅指一个地理上的区位（在这方面我做了很多模糊与想象化的处理），还有“地方”之下的“地方人”，他们的特性是无法被遮掩的，他们也被“地方”所局限所影响，这是一种相互作用，也是社会意义层面不可去除的部分。但我以为，所有的书写都是文学上的，因地方或地域是复杂的，并不因一个作家书写纽约与巴黎，就代表了真正的纽约与巴黎，地域只提供一个背景（只不过有的地方天生闪耀，有的默默无闻，更有的是一种有来源的子虚乌有，而后者我以为更易激起人的创造欲望），没有人能把整体描述出来，我们做的都是部分的工作，是为了一次次的“何以存在”而书写，而不是为了“何以在这个地方存在”而书写，前者会天然包含后者。

李德南：最近几年，不少青年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如周恺的《苔》、林棹的《潮汐图》、颜歌的《我们家》。同时，地方性也始终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视角，如近期关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你如何看待写作的地方性问题？

李 晁：地方提供了我们熟悉的基因，这一切也是一个人何以成长为一个人的重要因素，比如我不可能在贵州说一口湖南话，这是环境使然。写作亦然，我们不可能在西南地方去书写地道的上海故事或者广东故事，并以此树立自我的写作高地，这和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和地方的人有很大关系。但这不是局限，因为所有人都在局限里，我们只能在这个无法更改的基础上，去把具体的人和由人激发出的人生写好。在这个层面，所有写作都是平等的，不论你身处曼哈顿的中心还是活在中国西南的一个角落。地方性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为什么我们要提出地方性问题，是它开始遭受当代潮流与人口流动的冲击，使地方基因开始变得日渐稀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如果是前者，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文学是一条可以回溯并不断巩固的道路，上面提到的三部作品正是其中的优秀之作，可以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努力。

李德南：从地方性的角度理解文学，在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在以往，构成这个问题的视域或语境的，是国家，即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理解文学的一个重要坐标。如今重申地方性的问题，还与全球化的进程所带来的冲击有关。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不同地域的特征被抹平，某些特定的地域景观、文化等在这个进程中消失了。由此，与地方相关的文化或景观的去与留，就构成一个问题。你所说的人口的流动等造成人的地方性变得难以界定，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或者说，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方面。另外，能否谈谈你对“新南方写作”的看法？

李 晁：关于“新南方写作”，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来源与消隐》，从一种理想的表达路径去谈，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对我仍很陌生。对我来说困扰首先来源于地域，什么样的范围属于“新南方”？评论家黄德海在《幻想、风情与切身的时代》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困惑与回答。我援引一段：“虽然关于‘新南方’的界定还没有公论，但相对来说，‘新南方’的‘新’是对于江南地区（旧南方）的‘旧’，指涉的主要是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这部分区域。扩展一点儿，还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的华文写作。”如果按照这一区划来说，新南方写作确实有着广泛的地域，每个地域又都可以分成不同的稍小的地域，那么在这些地域之上，有着共同的认知与内在的统一追求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从这样的划分来看，我们大抵可以看出一种“新南方写作”的面貌，它是蓬勃的，犹如南方树木，生长凶猛，带着热带季候与海洋文化的特征，是热的是升腾的，但书写起来，其中的表现依然有别。比如我读黎紫书、黄锦树的作品，就感觉不一样，有热的蓬勃的部分，也有冷意砭人、有着强烈的属于南洋的孤独的部分。这么看，风格与路径也是因作家而异的，而共同的、广泛的特点还需要更多的作品和样本去提取去分析。只是提出这个概念，本身是一种意识先行或者是一种基于目前创作的意识自觉，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知道带着地域标识的写作，不仅仅被地域所限制，它应该是开阔的。

李德南：在今天，作家们在关注地方性的同时，也关注写作的世界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李 晁：不仅写作，从社会生活层面来看，地方与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和人们关注的方向，并不因为地方的不同，而视而不见。人类发展的不均，也要求我们观看别的地方的人的存在。往大了说，我们都是人类，我们想要知道眼下的我们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又落到了什么地步，一旦确立这样的视野，就难免会回看自身，这就带来冲击，而冲击又是一种动力。文学也是，我们不仅要把眼光放在自己耕耘的地方，也要参照别的不同地方的表达，看不同地区的作家的聚焦所在，至于所有的印象能否形成一种“世界性”，其中又分既有的和具有前瞻性的吗？问题会变得复杂，不是我能谈论的。我只知道它肯定不是社会生活层面的意义，即为了显现距离。我所关心的是，在领略了这么多不同的表达之后，我的表达该如何进行，该如何更好地进行。这种不同的观看（平等的观看），正是力量来源，它提防我们“夜郎自大”，也消除我们过于自卑自艾。

李德南：我很认同你所说的，现在，不管写什么题材，世界都将是我们重要的认识框架。如果以文学史作为视野的话，会发现在以往的写作中，不管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是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然而在今天，空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了，新的生存经验已经撑破了以往的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图景，有着不同的“到世界去”或“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看地方”的冲动。在写作中如何具体地处理地方与世界的关系，不同的作家则有不同的方法。作家围绕某个地方建构的纸上世界也可以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从中也可以体现出一种普适性。举个例子，加拿大作家阿利斯泰尔·麦克劳德的《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当鸟儿带来太阳》等作品，都以布雷顿角这个“对加拿大人来说都颇为遥远的地方”（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语）作为叙事空间。麦克劳德的这些作品既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又传递着具有普世的情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你的：你如何看待小说在当今时代的位置，小说当下或未来还有未被充分开启的潜能吗？

李 晁：上面提到的小说，我也喜欢，这些作品依托地域变得迷人，有着天然的陌生感，但陌生感是第一感受，读完的感受，完全会推翻它。比如我读《静静的顿河》，哥萨克的生活对我而言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想象的起点也不存在，可读完的感受还是，这依然是人的故事，是属于全体人类的，想象中的陌生化消散了，它融入了人类整体的可以被理解的生活。文学的魅力，我以为就是让人理解或者说被感受，因为不论一个小说家讲述何时何地的故事，其中一定有着人类生活中无法形成壁垒也无法消除的一致性。关于潜能，我觉得和写作者个体相关，否则我们就不会为过去的作品感到惊讶，因为那样的环境似乎更恶劣，没有发表渠道没有传播路径，甚至没有广大的读者基础，但吊诡的是，正是那样的环境产生了较少的拘束，而那些作品也因为那样的隐秘的自由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我认为这来源于个体的内心需求，而不为外部条件所动。如此看，小说在时代的位置并不重要，哪怕暂时没有读者，无法形成热闹的文学景观，都不妨碍个体对写作的需求。我不知道往后的世纪，读者会如何看待我们这个世纪的作品，也会发出惊叹吗？像我们对《金瓶梅》《红楼梦》发出的感叹一样？在这个方面，我会保持谨慎的乐观。小说在于讲述，这是技艺，而它讲述与人息息相关的故事，就是人体察人的时刻。只要人类还没进化到我们不能接受的程度（比如全知全能，甚至在个体都全知全能的时代，小说会变得更加有趣，它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偏狭，一种浓烈的偏见，以反映人的来路或者仅仅作为讽刺与调侃），小说就有意义，它的潜能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也许以后面目全非，甚至用一种我们不知道的全新语言书写，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是怎样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存在的。至于它是否在那个时代起更多的作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我总是相信，在越不需要的地方，就越有人的顽强兴趣与致力空间。

李德南：能否谈谈你接下来的写作计划？

李 晁：没有大的写作计划，还是去具体地一篇篇写，这是惯性，惯性其实也是最大的推动力，写作的裂变，也来自它，我期待有更好的变化，不论接续写“雾水”故事，还是别的。

李晁，1986年生于湖南，现居贵阳。2007年开始发表小说，曾获《上海文学》新人奖、《作家》金短篇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短篇小说“双子星”奖等。

李德南，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