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一九八七年生，甘肃天水人，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丰子恺散文奖、长安散文奖等。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等。

内秀、务实、真诚……这些我定义的大众化标签，与其说是夸赞王选，毋宁说是在消解和稀释一个鲜活多变的青年作家。在微信尚未出现的年代，我与王选已是多年的QQ好友。尽管没有太多联系，可他却因那一本本优秀的作品，横亘在我的视野里。随着“80后”这一代作家的逐渐成熟和定性，王选却以广博而丰饶的写作，愈来愈成为那个不可被回避的多栖作家。也许，“多栖”这样的字眼都是对王选的怠慢；也许，在他心无旁骛的书写中，早已抛却了文本的束缚。他正携带着自己的兴趣、骨血、精魂，在文学中穿堂过室，拂袖而立。他的文字，也仿佛錾刻在陇原大地上的一枚枚朱红大印，让人肃然。

——张二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一个人应该拥有乡村经历，这样他的人生才会丰盈

张二棍：漫长的乡村乃至城中村生活，曾经的师范读书经历，其后的电视台记者生涯，这种种生活状态，必然滋养和影响着你的写作。在这样的生命经历里，你有没有觉得丢失了什么？而你从中获得的品质和经验又是什么？

王 选：我曾将我30余年的生活大概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5岁和30岁。15岁之前，我拥有完整的乡村生活，在乡下，我念书、放牛、戏耍，跟随父母务农，和任何一个乡村孩童无异。15岁之后，我来到城市上学，是一名师范生。在师范学校，我开始学习写作。那时候，我带着农村孩子进入城市后的自卑、内向，在作业本上写下自己的零散情绪和青春期的懵懂。毕业后，我到电视台当记者，很辛苦，但也因记者身份经见了很多，认识了社会的繁杂和冷暖，这些也成为了我写作的重要素材。

如今，回头再看这些经历，我从未觉得有何丢失，就像脚下的泥土，没有一粒是多余的，它们凝结在一起，成了一条可供行走的路。一个人应该拥有乡村经历，这样，他的人生才会丰盈。城市经历我们最终都会拥有，而乡村经历却难以弥补。此外，作为一个写作者，应该更多地去参与社会，丰富阅历。我喜欢和各种人打交道，喜欢和他们闲聊。在和不同人的交往中，能看见这个社会的辽阔和深邃之处。

这些经历，让我学会了低调、沉稳、独立、悲悯，如同一株草，结着籽种，站在秋天的地埂上，风吹，它动，风不吹，它不动。

张二棍：非虚构、小说、诗歌、散文……不得不说，无论写实还是写意，你都在用自己的作品昭告着读者，文体并非藩篱。而你也一直用跨文体的方式，在有形与无形之间构建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请问你如何看待自己这样魔术或实验般的写作？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是什么？

王 选：我一直觉得文体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即“怎么写”。相比于“写什么”，或许形式就是其次了。另外，我们写某个对象，用何种文体，是由写作对象本身决定的，哪一种文体更适合，我们就选择哪一种，而不是我们决定了形式，再去找写作对象。这是我的个人认识，未必准确。就像我的《最后一个村庄》一书，文本架构是采用小说的写法，而情感则是散文化的，所采用的素材是非虚构的。如果要定义的话，就叫跨文体。反正这个词也不新鲜了。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更能表达我，更适合这本书。写成以后，它似是而非，它模棱两可，甚至它难以界定，我觉得挺有意思。

张二棍：多大的时候，要立志于写作？有没有某个刻骨的时刻，某件铭心的事件，改变了你的写作？

王 选：我好像从未立过写作的志向。我不喜欢立志，它会让人紧迫，或者有徒劳感。我喜欢顺其自然。上师范时，写作是一种情绪表达。工作以后，写作是一种生活呈现。如今，写作于我，成了一种职责、状态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我要写，也能写，那就写吧。还是像那株草，自由地生长，它发芽，它开花，它结籽，是它的职责、状态和生活。

至于写作中刻骨铭心的事，好像也没有，毕竟人间事大都平淡。要说记忆深刻的，应是2013年前后，我开始写《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时候，我和一群朋友热衷于诗歌，并在QQ群里整天高谈阔论，到晚上依然喋喋不休。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到十点多，我会放下手机开始写作，到凌晨一点左右，写一千来字，关掉电脑，又开始到群里去闲扯。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很久，最后写成了18万字。如今，我应付于人事，出没于酒场，日渐油腻，写作也多是迟钝，倒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那些作品中的面孔、声音、故事，都来自低处，我用文字的火光将他们照亮

张二棍：《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最后一个村庄》，这些作品带给我们很多关乎平民生存的思考，大家都活在一个价值观急剧变化、更迭、混合的时空之中，有苦痛和欢愉，也有挣扎与救赎。而你作为描述者，笔下肯定有着艰难的取舍、裁剪、分割。如何看待你作品中的面孔、声音、故事？

王 选：这三部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用第一人称去叙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在讲述我们的故事。我是我们平凡者中的一个，只是我们所对待生活的方式，或者谋生的手段不同，我只是我们中的写字匠。我写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悲喜、爱恨、困顿和身不由己，还有坚韧。

那些作品中的面孔、声音、故事，都来自低处，来自被忽略、被遮蔽的部分，我用文字的火光将他们照亮，且呈现在这个世界面前。

张二棍：我们这一代人有很浓郁的乡愁，你在《最后一个村庄》一书中，写麦村的故人故事，也写麦场的风俗习惯，极为详尽，让人心生温暖。这么多年，对于故乡，你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王 选：对于乡村，或者说，对故乡的感情，我觉得是变化的。幼时，不知山外天地，故乡就是整个世界。后来，少年时分，立于山顶，远眺群山绵绵，总想着离开这大山，去开阔处闯荡。再后来，真是离开了，却又有几分不舍，而能回去的时日也不多，故乡就成了一根线，用亲人、乡情、节日和回忆牵扯着，而故乡的印象，也似乎只有春节期间的白雪皑皑和红对联，至于春花、麦浪、秋实，则没有了。而如今，故乡是一味药，苦涩，但能治疗乡愁。

说到此，便会想起蒋捷的词：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如今，少年听歌已成往事，正值壮年之际，却客处他地，难以归乡，如水中不系舟，四处飘荡，唯有西风渐紧，鸿雁从故乡捎不来书信。

多在这辽阔的大地上走走，多去见识这世间不同群体的悲喜

张二棍：在你的创作生涯中，有哪几篇作品是希望被读者特别关注的？这些对你自己的写作乃至人生又有什么特殊意义？

王 选：这么说吧，应该是每一篇。写作者，应该对文字怀有敬畏之心。记得小时候，祖母不识字，但看到有字的纸片遗落在地，她总会捡起来，小心翼翼折叠好，压在席垫下。她不认识那些字，但她知道对文字敬畏。所以，我认真对待我的每一篇文章，它们都是我的用心之作，或许它们并不完美。但因为用心，所以值得被更多的人看到。

张二棍：你作品中历历可见的乡愁，呈堂证供般出现在你的写作中，你觉得身处甘肃这样一个地域，会给自己的写作带来怎样的困难和便利？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是在北京、上海、纽约……你会好奇什么，关注什么，写下什么？

王 选：甘肃远在西北，它离文学的“中心”是遥远的。遥远就容易被忽略和被遗忘，在文学的话语中被人鲜有谈及。而要到文学的“中心”去，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就要始终保持在场者的身份，否则，在这个易逝和速朽的时代，就会被轻而易举淹没掉。

好在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个人远离“中心”，且善于独处，他会安静下来，会剔掉喧哗和跟风，会思考得更为深沉。文学是安静的事情，任何喧嚣和热闹都会被时间的风吹掉。热闹仅是片刻的，那些欢愉在长久不息的文学之河中微不足道。

如果我在北京、上海或者纽约写作，我想我会写得更好，或者更烂，哈哈。以前，我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没有了。就如同我上了师范，而没有参加高考，我以前也想，我如果上了高中，上了大学，会是什么样的，现在不想了。想来毫无意义。或许，一个人要走某一条路，冥冥之中都是有哈数（方言，规律或定数的意思）的，如果我在别处写作，我想定然没有这些作品，因为没有了这样的生活和经历。

张二棍：如果让你用五个词汇，来概述自己理想中的写作，你会用哪几个？为什么？你会对已经写出来的作品感到惊讶、喜悦、困惑吗？

王 选：挚爱、时间、行走、未知、坦诚。这五个词，未必准确。

首先要爱，对文学，对文字，爱是根本，没有热爱，一切无从谈起。还有时间。一个写作者应该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去思考，去写作，当然，完全的自由会让人无措，再说，人都会陷入生活，养家糊口，生儿育女，没有绝对的自由。行走，应该多在这辽阔的大地上走走，多去见识这世间不同群体的悲喜。大地和世间生长的故事，远比我们闭门造车、苦思冥想来得真切、繁复和尖锐。还有未知，当然不是盲目。对下一部作品，或者下一篇作品始终怀有新意和好奇，是文学迷人的地方之一。最后是坦诚，在文字中与自己、与读者坦诚相见，而不是掩饰和做作，甚至故弄玄虚。

我对写过的作品，回看得少，就像母鸡下蛋，蛋已成型，无法改变，就让它那样吧。偶尔翻翻，也有惊讶，觉得自己写得挺好，有时也觉得稚嫩，有遗憾，如果重写，会不会更好呢？或许不会吧。

张二棍：你曾说过：“写出好作品，拥有读者，淘洗人的精神，并长久留存下去。这是一个写作者的理想吧，也可以说价值追求。”请谈谈自己理想中的作品是什么，也说说自己渴望怎样的读者。

王 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书稿的序言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也代表着我的态度，关于文学和生活的，录于此：

年轻时，喜欢大雪，就如同写文章，爱大块修辞，才觉显出自己才气。后来，就喜欢薄雪，多少随意，留有余地。写文章，也就收敛着了。到如今，立冬，倒是喜欢起了冷。雪，下不下都无所谓了。而冷，才是生活的根本。写文章，也如淡水了，水中捞月，水含薄冰，水流东去，都是随随便便的，这样多好。

每一个写作者，都希望拥有理想读者。作品写出来，读者在寻找它，它也在寻找读者。我的理想读者是什么样的呢？长久地阅读我的作品，且能感同身受。有人说：“在书籍铺成的永恒困惑之路，你必会遇见和你做同一种梦的人”。（网上发现的这几句，不知道出自谁，借用过来）理想读者，就是那些做同一种梦的人。

张二棍：写作是作家的天职，同时也是信仰，据我所知，你近期即将出版几本新作，有长篇小说，有短篇小说集，有非虚构……你是如何保持创作的专注与热情？

王 选：我不算一个创作量很大的写作者，一年也就写10万到15万字，集腋成裘，慢慢积攒而成。长篇小说《青山隐》是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题材的。小说集《彩虹预报员》复杂一些，有关未来和此刻，有关救赎和隐忍，有关城市深渊和故乡坟土。非虚构作品《风居住的麦村》（暂定名）写我近些年在时令节气回到故乡的见闻和思考，它和《最后一个村庄》一道，构成了我对故乡之情和认知的经纬线。这几本书，应该今年都能出版，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