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本批评文集能做什么？在《拒绝想象》中，徐兆正几次呼应了批评家乔治·布莱论普鲁斯特的文章，每次引用，布莱的原文都会以不同形式服务于作者的陈述，但在将文本视为“作者意识的造物”这一核心观念上，徐兆正无疑与布莱投契。到此书下编《刘震云创作脉络辨》一文，在论述刘震云的创作如何发展为一种对于自我理解的明确追求时，徐兆正引用的那段布莱则正与他自己在这本新著中的观念息息相通——“通过批评，通过对文学、对各种文学的批判理解，未来的批评家达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普鲁斯特）希望文学的创造活动，不管是哪一种，从这种状态出发而变得更为准确，更为真实，更为深刻。写作行为的前提是对于文学的事先的发现。”

“让文学的创造活动变得更为准确、真实、深刻”，这是徐兆正选择评论的这些现当代作家的共同意图。从张新颖笔下漫漫行进于后半生的沈从文，到当代的刘震云、阿乙，都走在与时间抗衡、于艰难的自我理解中思考作品的使命、容纳失败并持续创作的道路上。这也是这本批评文集的意图——表面上看，《拒绝想象》围绕着先锋文学、侦探小说、日常生活、故乡情结等问题完成探索，勘察多位作家创作轨迹中千端万绪的地貌，开掘未受注意的细节。但同时，其批评本身又持续地召唤以自省推动批评与写作的创作路径，以此不断地叩响批评伦理，也因此得以创造出一种明晰、独特的批评风格。

(资料图)

二

对先锋文学按迹循踪，历来是当代文学批评家关心的问题。《拒绝想象》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现实主义语境中的先锋写作可能》一文认为，“新写实”小说以及当下偶涉志异的中短篇写作承继了先锋写作的开创性，这是现实主义语境下先锋精神的实现，它使文学得以继续成为“同代人的文学”。在《日常书写的六个面向》中，他又以王咸、阿丁、宋尾、鲁敏等六位作家的作品为例，指认当下文学切入日常生活的六种方式：以伪装为客观实则饱经锤炼的细节去营造“真”的幻觉，以主体性极强的立场去审视日常并暴露其荒诞，以侦探的目光去洞察深不可测的生活，以“失踪人口”的设计去撕开貌似坚固的关系……徐兆正对这些小说的评论不止于谈论作品，因为日常生活确已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所以他同样关心“日常生活的兴起”这一命题——当一个生活着的人在体会到“平稳”或“温馨”时，他究竟在体会什么，这种“温馨”又与理性或秩序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当一位生活在此时此刻中国的作家选择了日常书写或仅仅是在想象一种日常生活时，他希冀达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对应于那种“同代人的文学”，这些穿透力极强的观察，最终使得这本文集成为了“同代人的批评”。

上编中还有两篇极为有趣。《历史小说的共情和想象》通过分析作家房伟在小说《“杭州鲁迅”二三事》中对上世纪20年代杭州出现“假鲁迅”事件的重构，探索了小说如何超越历史——除了VR式地“复原”历史外，除了设想历史的别样可能外，除了徒劳地为历史增添细节外，作家还可以将历史中的褶皱与裂痕置于前厅，这种打开裂痕、朝深处去的虚构，也许能让读者产生更为深刻的共情。

《当代叙事与侦探小说的结构》则回溯了侦探小说的结构如何渗透到纯文学的历史。重理这条文学史脉络无疑是新颖的，它给出的结论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恰如侦探小说所暗示的，现实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疑问重重、需要通过冒险以救赎自身的世界。在我看来，吸收了侦探小说结构的，不仅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还有“新时期”以来生活中的潜意识。这正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身边其他多种文艺形式之所以流行并征服人心的原因：以伪装、扮演、揭穿为核心的剧本杀，侵入各种文艺的“烧脑”和“反转”情节，不断返回历史“悬案”的影视剧……把这篇文章与《日常书写的六个面向》并置，就更能看出批评家本人对于日常生活的态度。侦探、悬疑不仅仅关乎日常生活的暗面，它还关联着一种人性的冲动，去质问各种临时的变通、走样的伦理、费尽心机的装扮、不妥当的安置、模糊的创新、顺滑的大话——那正是“新生活”的样貌。

三

回到篇首提出的问题：《拒绝想象》做了什么？

在作家创作研究上，它标记出有意义的作品，召唤出此前不受注意但具有丰富潜能的篇章（如刘震云1986年的小说《都市的荒野》），进而指出了数种为前人所未见的隐藏阅读路径。

在文学史和文学问题的研究上，它直面文学创作的重要问题并提出新的观点。前文提到的侦探小说研究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他对刘震云的研究。《刘震云创作脉络辨》一文指出刘震云从关注农村青年身份中的悲剧性因素而书写，逐渐发展出沉郁忧愤的“故乡写作”，再到“说话系列”的转变，最末一项标志着刘震云已从“向上批判”转向了对民间自发、自主、自在的相互对话的关注。将这篇文章与下编最末一篇，考察阿乙作品中小镇青年形象、故乡经验、虚无感的《阿乙论》并列，也可看出作者对“什么是真正的民间价值？”问题的坚韧思考。第三个例子是徐兆正在多篇文章中都论及“非虚构”因素之于小说构造的影响。无疑，他曾长久地思考虚构、现实、真实三者的关系，他的结论是“非虚构”不等于历史，而小说（包括具有“非虚构”性质的小说）则可以达到“普遍性的真实”，那是虚构的正当性与不可替代性所在。文学所营造的美学秩序，以那种高过现实的真实为基础，也正是非虚构所不得不借助的诸种充满灰烬、遗忘、尘埃、欺瞒的直接观察和记忆所不可能达到的世界。我们的任务是紧握真实，这是“拒绝想象”的含义之一。

在批评文体上，《拒绝想象》同样有所贡献。如今，我们时常见到两种批评样式。一种是对文学的社会学批评，其“洞见”是高度可复制的，作品成为论述的工具，对文本的归类方式也以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性范畴为基础，例如地域、族裔、性别、代际等范畴。另一种批评是以作品证明某种批评理论的正确性，在群山之中定一座山为“客观”。这种批评在选择文本及文本内部因素时具有相当的随机性和灵活性，且作品同样服务于理论。

与前述的两种批评方式有别，《拒绝想象》创造了一种在理论、解释、批评文本三者之间不断折返行进、执着于发其隐微、体悟灵动、又具有强烈思辨性和笃定感的文体。它的风格有时缠绕，但从不黏稠，始终雄健。

徐兆正对这些小说的评论不止于谈论作品，他同样关心“日常生活的兴起”这一命题，对应于那种“同代人的文学”，这些穿透力极强的观察，最终使得这本文集成为了“同代人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