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先生,是在现代文学馆的图书大库,那时我正参与筹备文学馆C座的文学史展览,为搜集图片、内文、图书封面等资料经常进出大库,库管员时为大门口王师傅的女儿贤英。犹记得大库的窗子很大,透进来和煦明媚的阳光,阳光里一位精气勃发的老者正在桌上翻书,王贤英虽比我年纪小,却是“前辈”,比我早工作很多年,老者称她“小王”,小王称老者为“吴馆长”,二人如祖孙般,亲切地说些话。偶尔,“吴馆长”也会来食堂吃午饭,他个子真高,背个大单肩包,自己端着饭盘,盛好后坐在饭桌前大嚼,很洒脱的样子。问过“小王”才知道,此人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福辉。孤陋的我之前只知道他是《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还不知他半辈子都在文学馆工作。吴馆长那时是为了写作《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查找资料和搜集图片,在大库伏案有好一段时间,向小王了解了很多情况,后来,听说他捐的书都要求不进入文库,而是放在大库,为了方便更多读者能接触到。我猜就是那时跟小王交谈后采取的行动。他身上扑面而来的是大学者气,没有什么“官味儿”,这是当时最深刻的感受。
第二次见到先生,是梁海春副馆长主政文学馆的时候。当时举办文学展览开始苦于没有专业人员指导,梁馆长出面请吴馆长出山。吴馆长就真的来了,带着那厚厚的一叠展览脚本。开宗明义表示自己只提出这一遍意见,其后怎么修改、设计、布置,他不再发言。然后开始一页一页过,一条一条提意见,我一项一项记录,心里的敬佩就甭提了!一上午的改稿会结束,吴老师拿出了几本《石斋语痕》题字送给在座的几位,我也有幸得到一本,时间是二零一五年三月卅一日,上面还钤了“石斋语痕”的印章。怀着崇敬的心情请求和吴馆合影,他爽快答应。这天中午大家一起在食堂用餐,问起他带博士研究生论文选题的情形,他说“反正跟我读,写什么都自由,但写海派就容易成功”,然后爽朗地大笑。
2015年3月31日与吴福辉老师在现代文学馆B座301合影,桌上放的是打印的展览脚本,笔者手里拿的是吴馆长签名赠送的《石斋语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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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见先生是有一年的春节,我跟计蕾主任去华威北里小区看望老作家,出来后在院子里竟然一头撞上了吴馆长。呼呼的北风里吴馆长一个人显得有点落寞,并且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跟计主任说自己正在整理藏书,挑出一批文学馆馆藏里已经有的,捐给辽宁鞍山的母校,同时还在整理书信。书信太多了,他要一一甄选,将没有价值的、不适合公开的都挑出去,这个工作量真正大。计主任说您别这么忙活了,这也不是着急的事,慢慢干,不行我派个人帮您整理。吴老师未置可否。最后看来,吴馆长还是自己亲力亲为地做完了所有甄选工作。
第四次见先生就是和同事一起去他家里拉书了。我们装备整齐,穿上工作服、带上帽子、手套、口罩,拉着无数的纸箱,挥舞着裁纸刀割胶带,在吴老师家里大干起来,把他几个屋子里、书架上的图书“扫荡”一空。这天是2019年4月15日,我还在朋友圈里记述:“今天到吴福辉老师家打包他捐赠的第二批书。共37箱。吴老师再见仍是那样高大、洪亮,气色不错,只是清减了许多。他就要远赴加拿大一享天伦了,石斋会想念它的主人吗?”想来这是吴老师做完肠梗阻手术后不久。我们在屋里里搬书时,他就和计主任在书房里一一交代那些宝贝——书信,吴老师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目录,还有一些情况说明,都写在一张白白的纸上,他跟计主任逐封核对,直到我们装箱完毕。
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全新的《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这本由吴馆长副主编的辞典出版于1992年,早就绝版了,其内容非常准确、编排极其合理,当时征集部所有同事共用一本计主任珍藏的那本,都快翻烂了。见我面露想要之色,吴老师立即从最顶层取出一本,签好题词赠送。我还在他的书桌上看到很多小石头和非常多的兔子,问起来,吴老师谈兴很浓,说自己受李凖的影响看石,后来就自己访石、问石,把卧室和书房摆了很多石头,于是就叫石斋了。至于兔子,那是因为自己属兔,晚辈们就送他一些兔子,他很喜欢。吴馆长说着高兴,又送了我一本新版的《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这天我的收获太多了,后经征求计主任同意,回送了吴馆长一只老北京的兔儿爷,聊表寸心。
2019年4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同志在吴福辉先生家打包捐赠图书的现场。
吴福辉先生在《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新世界出版社1992年版)上的签名
第五次见先生则是四个月后,吴馆长去加拿大前终于和我们商定了拍摄传记片的时间。那是8月底、9月初的一个周末,正是炎炎夏日,吴馆长没让我们跑到他家,而是自己来到文学馆参加拍摄,访谈人是他的女弟子尹诗。访谈共拍摄了两天,从头听到尾,仿佛享受了两场高端学术讲座。吴馆长逻辑清晰、声音洪亮、话语极有感染力,充满感情。我深深记得他说的两点,一是人群中总会有一小撮人喜欢文学,要做文艺青年、文艺中年和文艺老年,文学是边缘了,但不会消失,这个时候正适合坐冷板凳,静待文学热起来。二是现代文学馆一直存在搞行政和搞研究两支队伍,这不是一天两天了,做领导的应当一碗水端平,用心调和。
第二天访谈间隙,吴老师摘下眼镜休息一会儿,我坐在旁边突然发现他眼镜的一条镜腿翘起来了。常戴眼镜的人多少会知道,这样不平很容易导致眼睛疼和头疼,一时手痒难耐,拿起来左右掰弄,希望能调整好。谁知吴老师的眼镜年久,材质也和我们戴的不同,刚一用力镜腿就“啪”的一声,断了!当时我就傻眼了,瞅向吴馆长。他没有丝毫愠色,叮嘱快找胶布缠上,糊弄完拍摄再说。倒是计主任给我打圆场:“硕士、博士都不算什么,现在正式授予你大力士学位。”吴老师也笑得很开心。
2019年9月1日,吴福辉先生在现代文学馆C座贵宾室与“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名家资料片”部分摄制组成员合影。右起:计蕾、尹诗、吴福辉、王雪。
那天我一直过意不去,拍摄完成后,借着送吴老师回家的便当,拉着他去了潘家园眼镜城,在一家相熟档口给吴老师重新配了一副他们那最好的眼镜。吴老师非常配合地坐在那里验光、测瞳距,一瞬间,有种亲切情意涌上心头。吴老师告诉我因为朱珩青老师还在睡午觉,他就不招呼我上楼喝茶了,然后坚持把我送到天桥旁挥手告别。这个样子就一直留在记忆中,仿佛还在昨天。
后来为了辅助完成《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我走过的路——吴福辉先生访谈录》的编辑,我将文学馆所有吴老师写作的书都借出来拍摄,借此机会,遍读了这些书,其中《带着着枷锁的笑》《京派小说选》和《沙汀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吴老师的学问是带着深情的、带着人间烟火气的,风格是爽快、明朗的、津津有味的,尤其那篇京派小说选的序言《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实在精彩。
中国现代文学馆出品的文学名家资料片:“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我走过的路——吴福辉先生访谈录”
就在吴馆长去世前一天,我们开组织生活会,小组里很多是来馆工作二十多年的同事们,不知为什么突然就聊起了吴馆长,大家回想着他的音容笑貌,谈论起他退休那一段时间的事情。第二天,唁电就如雪片般飞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说吴馆“风清气正、机智有情,流而有节,惠学及人”;清华大学中文系挽联称吴馆生活有趣味、人情真练达,“学术无偏至,京海雅俗齐物论;鉴赏最中肯,名著岂止‘三十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唁电中写吴馆“精神通达,笔趣温润,文通京海血脉,书解南人北人。其文美,其思广,其人真。超然中看文坛风雨,独思里觅人间诗魂。”这些中肯的言语,再加上宫立老师的敦促鼓励,使我不揣浅陋,记录下自己有幸跟吴馆长的五次接触。
笔者与吴馆长的合影,2019年8月31日摄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转载自“中国现代文学馆”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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