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创意写作”成为文学界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五四青年节之际，《青年文学》杂志策划推出“现在出发·小说专号”，汇集了国内十所高校的15篇优秀青年小说佳作，并附有各高校专攻创意写作的教师们的精彩点评。专号集中展现了在校青年写作群体的最新创作成果，同时也是高校学生作品在文学期刊上的首次集体亮相，“现在出发·小说专号”集中以青年视角关注和思考时代生活，展现新表达。最终入选的15位作者涵盖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年龄跨度从“80后”到“00后”，他们的作品散发着强烈的青春气息，共同构成了当下最鲜活的青春书写，集中展现了年轻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折射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是一次难得的青年文学汇演。因此，我们特邀《青年文学》主编张菁与编辑耿鸿飞对专号中的三位作者，即“80后”高翔、“90后”焦典和“00后”刘东明进行采访，请他们就本期专号中的作品展开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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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张 菁 耿鸿飞：请谈一谈自己的作品，为什么要创作这个作品？

高 翔：《入于幽谷》写于2022年春。那段时间，我多次重看张爱玲的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找她与宋淇夫妇的书信集《纸短情长》来读。于是自己写起来，难免有暮年感。我另外喜欢一篇张爱玲的散文《谈看书》，这可算作她晚期文学观念的一次集中表达。她在里面写，事实是“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想文学求真的困难正在于此。所谓真实，千头万绪，而自我的理解总倾向找到一条便捷、清晰，却极易窄化的路，进而失去复杂性。唯恐窄化简化，写作时便更犹豫。有时候弄巧成拙，也是因为矫枉过正。

说回《入于幽谷》。之所以写作这篇小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对某种潮流或者既定表达心存顾虑。这样说不是反对它，我大体上站在与其一致的方向，但似乎无法满足。人的处境、心绪以及人际间种种关系，难以梳理为一条明确的线索。这也是言语的困境。我欣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但冰山之下并非无话可说，试图以躲避来凸显，有时会模糊其重要性。人的经验与记忆，并非总一成不变，石黑一雄一向致力于写作记忆的狡诈，而破除这一迷障的唯一方式，便是不断省思。这有堕入房思琪式的危险境地，但保持写作的真诚，唯有如此。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写了一个看起来近于偏执的女性，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步入“密林”，并打算用一生处理“密林”的秘密。我相信自有意义。这样“小家子气”的题材，难免被斥为“苦咖啡文学”，不过败坏的口味已养成，近两年我每天喝两杯黑咖啡打底，却还嫌不够多。

焦 典：我喜欢山。小时候，又或者一直以来，我常有与周围格格不入之感。山脚下的亲人们喜欢热闹，喜欢香烟和烈酒，我插不进话，对那些展现人情机锋的谈天也不感兴趣。我就带着一瓶鲜橙多、一包薯片，上山，假装自己是一个走到了世界边境的探险家，脚下正踏着无人涉足过的新鲜土壤。有时候，一阵风过来，把额头上的汗吹干，凉凉的，还有点紧绷绷，我会突然想哭。于是我就坐在地上，没来由地哭一阵，那些躲起来的鸟啊虫啊就会笑我，叫得更响。但我其实没什么伤心的，我肚子饱饱，衣服也暖和，我应该没有什么伤心的，对吧？哭一阵我就站起来继续走，摸一摸屁股，草叶子上的露水把裤子浸湿了。

当然会迷路。回头一看，哪里还有外婆家那个白色的四方屋顶。再走到高处看看呢？还是没有，山的那头，还是山。我只能大声呼喊，带着哭腔，向我的人类同胞传递信息。但我心里其实并不害怕，山里总会发生一些奇妙的故事吧。比如晋朝的王质进山砍柴，看两人下棋，一看就看了百年；比如阳羡的许彦，在山中遇到了一个书生，说着话就进到了他的鹅笼里，和鹅安然并坐；山里时间和空间会膨胀，会卷曲，会滋长，会一下子伸得很细很长，人走在上面，一天就跟过了一年似的；也会晒着晒着就缩成一个松果，几百年的光阴回头一看，也就是“吧嗒”地一声松果落地。当然，我最终没有遇到神仙或者狐妖，只是遇到了两个放牛的小孩，把我沿着大路送回了外婆的村子。

但我还是爱山。我爱山上格格不入的丑陋动物，我爱毒蘑菇和失踪的人，我爱冰雹，还有野火，我爱一切陡峭的事物。我时常会有一种感觉，我一直席地坐在那里，在那个午后，在那个无人的山中。之后的时光只是在表面涂上了一层又一层的巧克力，太阳一晒，就化了，露出里面的核，一个别扭的，皱皱巴巴的我。所以我写下了《山中有虎》。

刘东明：《寄生》最初是一篇课程作业，王威廉老师把它变成无数个问题，“逼”着我用不断修改来给出答案。我的护士朋友总会拿课上学到的护理知识在我身上“实验”：她按住血管的两端，同时向我解释要如何观察血液的流动方向，一丝不苟的样子让人肃然起敬。她至今没有认出我小臂静脉的近心端到底在哪儿。我想，《寄生》的写作与此别无二样。

与同辈们的作品略有不同，《寄生》的叙事是比较封闭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事件和人物隔绝在极狭隘的时空距离内，在于对小小“现时”状态的反复建构和来回涂抹。在修改过程中，王老师始终对写作主题“穷追不舍”，后来我终于坚定了自己的答案，说这篇小说有意讨论人的被动性，描写人陷入依附性结构之中难以自拔的境地。现在看来，这与疫情时期的非常心态无不相关；也正如王老师指出，与我在成长过程中面对世界的基本态度的变化无不相关。

张 菁 耿鸿飞：在本期专号中是否读到了喜欢的作品？为什么喜欢它？

高 翔：我想谈谈同样出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另外两篇小说，韩欣桐的《迷宫山》和卢燨的《跳蚤之幻》。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迷宫山》的写作，也是为了处理和《入于幽谷》相似的难题。韩欣桐是一个真诚的怀疑者，也是心细如发的侦探家。实际上，她试图打捞的，正是闪回于各个时间刻度的记忆碎片，她自省的特质使她相信，每个碎片都是逻辑线索中的重要一环。也正因于此，《迷宫山》虽然构造了一个看似“罗生门”的小说装置，但在内里，她试图勘探的是每个人内心的真实，这一真实无关整体，只属于个人。

一个有趣的缘分是，我的小说与卢燨的《跳蚤之幻》或多或少与张爱玲有关。在《跳蚤之幻》中，卢燨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解读了“跳蚤”——这一张爱玲写作与生活中都非常重要的物象。这一物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提示了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而卢燨看来，这一界限本身就是一种幻觉，它也许并不存在。所谓艺术，以及对此的沉迷，就是一场中蛊，所有受蛊之人，都心甘情愿沦陷，并且毫无办法。

焦 典：写作《山中有虎》的时候，我觉得我依旧在山中，一遍遍地呼喊着应答。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给我同样的感觉、触动到我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姚偌姿的《无相佛》。也许是因为佛像和山很相似，它们一样沉默、庄严、辽阔。佛像从不说话，人们许愿的时候，也是无声的。可是在这安静之下，不知道有多少苦痛和泪水，百转千回，潮涨潮落。小说的情节，竟也意外地与此相符。

对了，还有气味。有的小说一闻就是一股油腻滑溜的味道；有的别别扭扭，但是其间有某种尖锐清新的东西；有的像太阳晒过的被子，很朴实，但是暖和。《无相佛》的气味是凛冽的，像山，表面朴厚、沉稳，但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滚落了它尖锐沉重的石头。

刘东明：如果说一篇小说成为了一面小镜子，“现在出发·小说专号”折射出的光芒无疑更加多彩。《寄生》只是我个人一次不甚成熟的针对“现时”的叙事实验，而专号中许多作品善于通过大跨度的回溯与推演，勾勒出世界流动性的、历史性的一面。比如《入于幽谷》讲述了人际关系跨越半生的复杂变幻；《屋里厢》的题义是上海话里的“家”，而“家”从女主角沛文过往时期隐而未现的家，到现在上海丈夫的家，再到未来澳洲土地上的“梦想”之家，随着生活状态的变与不变在世界各个角落飘移。

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我欣喜地发现同辈作者竟然能够提供如此多独特、多元而又共生的观点。焦典的《山中有虎》就是一篇十分迷人的作品。一方面，作者能够将时代的共同经验细化入微，小说主人公感受到的视力负担不仅是隐喻的载体，我相信与电子产品长期相伴的每一个人都对此深有体会；另一方面，她又对现代社会的生存境况进行深入而有力的探索。起笔就见十足古典意味，短句连缀，省略主语，却也通过一种无主语的、“无我”的叙述进入故事，与主体精神成长探寻的内在主题达成呼应。同时，在这种由“人”到“我”的叙述构思中，甚至能听见千年前《奥德赛》的隐约回响。

郭冰茹老师在谈及国内文学经验时，主张用“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代替“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在当代写作中的融合已愈发清晰。“山海经”的大胆幻想在《山中有虎》中闪现，《迷宫山》显露出浓厚欧陆哲学意味的思考，《入于幽谷》的连体姐妹故事里或许还藏着“罔两问景”的想象和普伊格的喃喃低语。与攫取“直接经验”的写作不同，这种交融在系统的培养之外大概较为难得，而视野、技巧与阅读的开阔正是创意写作训练的最主要内容。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了创意写作给文学带来的可能性。

出版商豪尔赫·埃拉尔德指出，波拉尼奥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常读和他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波拉尼奥的做法很有见地，他选择直接去面对那些或许隐秘或许活跃的新鲜目光，而当代文学的、哲学的、史学的研究都早已指出，无论选择面向何处，这些目光无一不以某种方式投向当下，即指向同时代。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正处于一个无比广阔又无比矛盾的共同体之中。而对此，我必须，也不得不坦诚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