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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现在遍布环太湖和钱塘江流域的一百多处古迹遗存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施昕更著《良渚》开始，以良渚为对象的著述频现于世——当然以大量的史学著作为主，但进入21世纪以来，良渚也成为文学审美的对象，由此诞生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良渚三部曲》（赵言）、《良渚》（虞敏华）等；甚至出现了《良渚神鸟》（八爪鱼博士）、《良渚之水天上来》（火东先生）等网络小说。最近，作家兼学者马季推出长篇新作《良渚记》（载《中国作家》2023年第6期），作品融合了“虚构+非虚构”的写法，围绕考古发掘所见的器物和符号等建立故事，在艺术想象的基础上沟通神话、历史和现实，完成了对中华史前文明的一次实验性叙事，在关于良渚的审美书写中独树一帜。

以文学叙事建构关于良渚的历史想象，是《良渚记》最直接的写作目标。尽管经过了近百年的考古探索，后人通过遗迹和遗物对良渚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权力结构和生活场景等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加之无任何同期的文字传世，良渚文明扑朔迷离，其真相可能永远都无法用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因此，除了能从文物本身捕捉相对于丰沛的历史只是一鳞半爪的信息外，如何从整体上想象良渚显然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特别是关于良渚先民的情感心理结构和社会道德伦理，更无法依赖考古来发现和完善。《良渚记》从历史的空白处进入早已被时间遗忘的人类生活现场，用虚实结合的方式通过人物形象建立起关于良渚文化的整体想象，既是对历史可能性的发现，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创造。一方面，作者对文明的起源做了合情合理的想象、追溯与推演，从刀耕火种到走出丛林，从海上求生到寄居良渚，从巫王合一到人神分野，这些情节描摹出人类在蒙昧初开时的生存现场。作者在安排故事、设计角色时没有囿于历史叙事的严谨规范，不拘于客观逻辑规律的桎梏，而是对历史展开大胆的审美虚构，例如关于巫师开天眼和关于四不像神兽等情节，都通过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将史前文化史给予了具象化的呈现。

另一方面，作者的想象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考古现场和文化史中寻找可以利用的资源，使虚构有所根据，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一是选取在考古中发现的有代表性的、为大众所熟悉的良渚器物、神秘符号和建筑遗迹作为锚点，以故事的形式对其生产过程和设计动因进行创造性阐释，既为它们注入了新的文化含义，也使叙述有了实体之物的支撑。作者详写了玉琮王、在多种器物上出现的良渚神徽的制作以及良渚新城的建设过程，以此形成贯穿全书的主线和巫师家族等角色的行动任务，用叙事的方式将良渚文化标识串联在一起，从而型构出早期人类生活的可能性图景。二是将故事与神话相衔接，从古老的原型叙事中发现文明起源时的秘密。从酋长肩上振翅而去的海鸟化用的是青鸟的神话，舜帝重瞳、玉皇大帝在浙江的传说以及文字的创造等都脱胎于神话传说，这些内容的汇入增加了良渚的文化内涵，为存在于想象和言说中的神话和传说赋形。三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基本观念作为创设故事的精神基底，以此将器物、符号与神话传说粘合为一个系统的整体。例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天授神权等早期中华哲学和政治思想，由巫师家族代代相传的《连山》《归藏》二经演绎出《易经》这一中华文化原典的经过，大巫师珣对小巫师琪的教导则是后来儒家中庸思想的萌芽等，这些内容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缘起与良渚的历史合并叙述，以文学的方式再次确认了良渚的文化史地位。

《良渚记》完成叙事并非完全依赖虚构的故事，同时结合了“非虚构”文体的表现手法，在“古文明的种子”“大地散落的册页”和“良渚文明启示录”三个章节中，作者运用“文化散文”的笔法追述良渚文明的发现过程、良渚社会的性质和运作模式、现今良渚遗址的保护和展陈情况以及良渚历史给现实带来的启迪，在形象化的描摹之后给予了全景式描述，对读者了解良渚文化及其历史价值不无裨益。在这些内容中，不仅大量采用史实资料，还将良渚引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序列中进行研究、比较和定位，显示出了作者在飞腾的想象之外又极具科学性的严谨态度和宏阔的文化视野。这种写法不仅使文学获得了历史的支撑，也使历史得到了更加丰盈和温暖的细节呈现，为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处理历史题材探索了一条新路径——但也因为加入了“非虚构”的写法，使得《良渚记》很难归入现有的文体类别中，其实验性色彩浓厚，堪称一次文体意义上的创新性尝试。

我们能够将《良渚记》看做一个文学文本而非历史叙事文本，原因在于作品主要通过塑造形象的方法来完成叙事。良渚先民从王到民的个体，都已淹没在莽莽的历史洪流中，作者从文明史、器物和符号中受到启发，塑造了第一代酋长、大巫师珣、小巫师琪、良渚王琮、陪伴小巫师的神兽四不像和九黎族长等角色形象，并赋予了他们人格化的鲜明性格。他们带领或襄助人类的初民从蒙昧的混沌中走向文明，最终建成良渚王国，其中多有感人至深之处。在对形象的塑造中，对人通过发现作为主体的自我从而将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是重要的着力点，例如通过梦境对巫师的启示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从中感受人与兽、自主意识与天命之间的区隔，凸显了作者的现代性视角。

作为世界上仅有的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资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任务，也是文学的特殊使命。在这个意义上，马季的《良渚记》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切入历史现场，以文学书写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形态画像，是文学彰显历史记忆和文化生产功能的一次有效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