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棠（1911年－1985年）

一

天津与北平曹禺的南开、清华同学

(相关资料图)

曹禺与郑秀的故事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郑秀说：“曹禺翻译了一个多幕剧《罪》。我那时是一年级，曹禺是四年级。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就通过孙浩然来找我，请我参加《罪》的演出。”戏排好后，在清华校内的同方部演了七八场，反响不错。戏中只有三个人物，曹禺、郑秀占其二，另一位，是孙毓棠。

这一年的暑假，曹禺这一级同学（一九三三级，清华人俗称“五级”）毕业了。曹禺入清华研究院，继续在校图书馆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埋头写《雷雨》，一九三二年才入校的郑秀也没回南京的家，说是温习功课，其实是陪伴曹禺。曹的每一页的《雷雨》手稿，都经过郑秀抄录。孙毓棠也在这一年毕业，去了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教书。

孙毓棠、孙浩然都是曹禺在南开时的同学，孙浩然说：“曹禺和孙毓棠是很要好的同学，他在中学时代，差不多一直在孙毓棠家里玩，《雷雨》中的许多人事和孙毓棠家颇有关系。”另一个在中学曾与曹禺同屋的同学陆以循回忆：“孙毓棠有钱，他上学时总是有汽车来接送，曹禺是人力车接送的。孙毓棠家后来就破产了。”一九三零年夏天，孙毓棠与曹禺相约从已入学一年的南开大学转考清华大学。在北京应考复习时，他们一起住在孙的外祖父家里。曹禺曾对研究者说：“考清华之前，我在徐家住了很久，毓棠的外祖父对我很器重，是个清朝遗老。”

另一次说：“《北京人》主要取自孙毓棠的外祖父的家，这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

据孙浩然回忆，在“九一八”事变后，曹禺、孙毓棠，还有蒋恩钿加上他，曾在清华校内办了个《救亡日报》，八开大小，内容有社论、消息、杂文。女同学蒋恩钿还每天写一段小说，“颇有才气”（孙浩然语）。

话剧《祖国》主创人员。右起闻一多、孙毓棠、凤子、陈铨（1939年，昆明）

二

抗战中的桂林，新建小家并教书生涯

孙毓棠毕业后的踪迹，快进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先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曹禺也至该校任教（曹禺回忆自一九三四年始，郑秀回忆是一九三五年始去）。一九三五年孙氏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认识了已在上海成功饰演了《雷雨》四凤一角的凤子（封季壬）。关于话剧、关于曹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甫一爆发，孙毓棠中断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的学业。归国后与凤子结婚。凤子是广西人，所以他们第一个落脚处是省城桂林。凤子父亲时在省通志馆任职。

罗孚回忆：“孙毓棠在桂中（桂林中学）教的是历史，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只是见他在校园中来去匆匆，风度翩翩，很令人仰慕。他虽然没有教过我，我却总是记得他，因为他在桂林城中的下榻之处，是我姐夫的住所。那是大姐夫妇所买下的房子，楼上有空，就租了给他，位置在王城边上的中华路。虽是木楼，但在当时已是不错的房子了。”文中还忆及孙的妻子，自然就是“因舞台结缘而结为夫妇”的凤子。但此文有明显讹误，即称孙氏夫妇是在日军进攻，湘桂大撤退时去了昆明。湘桂大撤退在一九四四年，而事实是，一九三八年孙氏夫妇即已至昆明。朱自清一九三八年二月经过桂林，其在二十日的日记中记：“孙毓棠与夫人封禾子来。谈话甚有趣。”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记：“访孙毓棠夫妇。”此时，孙氏夫妇已到了昆明。按凤子回忆，她第一次在桂林驻足，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秋。”

闻一多为孙毓棠所治名章边款（1945年，昆明）

三

昆明西南联大：日记与友人回忆中的行迹

施蛰存在《悼念凤子》中说：“一九三八年，凤子也和他的新婚夫婿孙毓棠来到昆明。他俩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三间民房。中间是客厅，东西二间作卧室。凤子和孙毓棠住东间，西间让给独身的王以中……”王以中者，即学人王庸，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谢国桢晚年以文言文写过《记清华四同学》，王庸是其一也。

在昆明期间，孙毓棠曾与沈从文为邻，是因为他与沈一样，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聘请的教师。西南联大校史载：一九三九年师范学院史地系聘孙毓棠为教员，次年升为讲师，一九四二年升为副教授。又：“史地系于一九三九年春创办史地研究室，后改为史地工作室，一直由孙毓棠负责，有历史、地理藏书近千卷。聘有绘图员2人，绘制中学史地教学用图并曾修编过部分中学史地教材。”

孙毓棠虽然是联大师范学院所聘教师，但他担任的讲课并不局限于本院。他所教课程甚多，如断代史中的“魏晋南北朝史”（两学分），专门史中的“两汉社会”（四学分）、“汉魏六朝风俗史”（两学分）、“中国社会经济史”（六学分，与吴晗合讲）、史籍名著选读的《晋书》（三学分）。另外，他还承担过“中国通史”（六学分），此为文学院与法商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一九四一年后，分甲、乙、丙三组，由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开课讲授，颇有些“打擂台”的意味。西南联大校史称：“（中国通史）这门课程没有统一教材，最能展示任课者的特殊风范与治学特色。”

除了学生偶尔的叙述外，孙毓棠当年在联大的行迹，还能在同人日记中觑见。如郑天挺的日记中，孙毓棠出现频率较高且有规律，一是携伴之人多是陈雪屏，到郑家，主要是做游戏，或作诗句填空，或玩“升官图”，此是学人的苦中作乐。坊间曾有一说，称陈雪屏让孙毓棠拿着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去找闻一多，但被闻拒绝，并为了远离孙而因此搬走。此说貌似既符合陈的立场与身份，让孙毓棠出面，也正好说明陈与孙、孙与闻的关系不错。闻一多当时家在司家营，每星期进城上课，必住联大师院教师宿舍，与孙毓棠在同一个房间。但说孙毓棠曾劝进闻一多并无实据，说闻氏因此而疏离孙氏则更是妄猜。因为直到孙毓棠抗战胜利后出国，两人的关系指数是正常、良好，甚至是很好的。两个证明，一是孙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举荐人正是闻一多；另一是闻一多为孙送行所治名章并刻了长跋。

在朱自清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日记中，有关于加入国民党一事记载：“（闻）一多要我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我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莘田（罗常培）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在郑天挺日记中，有着为正史忽略或不屑记录的细节：孙毓棠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加入了国民党。据说，孙毓棠曾对闻一多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骂国民党不会被怀疑。

一九四五年九月，陈寅恪与邵循正、孙毓棠、沈有鼎将赴英伦讲学，闻一多应孙毓棠请，为之刻名章，名章自然极有纪念意义，更难得的，是闻氏刻了少见的长篇边款，其内容符合了历史六要素（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如何、何故）,内容既完整、又很有温度。其云：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胜利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章，是“欣慰”与“惜别”之情兼具。而同时的另一则轶事，亦可一窥孙氏剪影。其本事大约是，浦江清邀请朱自清一起看望或宴请即将出国的诸位，朱自清在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拒绝江清关于邀请邵、孙、沈及卡尔·陈的建议。此数人中，我只喜欢孙，拟往看望，与之话别。”朱自清“只喜欢”的孙者，当然是孙毓棠。邵、沈为谁，也一望可知，“卡尔·陈”者，陈寅恪也。

孙毓棠与郑天挺的关系不错，还可从一张一九四三级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合影中觑见一斑：在第一排坐着的，全是先生。孙毓棠紧挨着郑天挺，此外还有雷海宗、吴晗、邵循正等诸先生。站在孙毓棠身后的，是何兆武，他正是这一级的毕业生。

孙毓棠曾极简模式叙述自己经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任清华大学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结束后，1945至1948年，我应邀在英国牛津大学任研究员（visiting fellow)两年，又同样在美国哈佛大学任研究员一年。1948年秋回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1952年秋，我响应党的号召，转到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员。先在经济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和一部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史的资料。1959年起，又在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直到现在。”

鲜为人知的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孙毓棠曾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了联合国第二届常会，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第二为驻美大使顾维钧，第三为安理会代表蒋廷黻。

约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季，孙毓棠回到中国，从曹禺致方瑞的一封信中，可知曹禺与孙毓棠在上海曾有过会面，在场人另有名“科巴”者，即两人南开、清华的双料老同学、共同的好友孙浩然。前妻凤子此时也在上海，但已在本年五月十六日，与美国人沙博理结婚。

《清史稿》标点人员合影，后排左五为孙毓棠。名字由启功手写。

四

北京岁月：时代大潮中的沉浮及余响

进入新中国后，曹禺的形象愈见高大。约定俗成的“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使曹禺成为革命文学望之俨然的一座高峰。而孙毓棠的形象，则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模糊。

在一九四八年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三首诗之后，孙毓棠与新诗似乎告别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回顾：“1951年在清华大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时，我第一条即自己主动批了‘写新诗’，批后当晚我把自己留的最后一册《宝马》(巴金1937年春给我印过的‘诗集’)和所有已发表未发表的乱诗稿，全部向我书房中大火炉里一丢，从此不仅自己再不写了，而且所有别人写的新诗我也一篇都不读了。这因缘断得很干脆，单向转航，专读我本行历史书了。”

即便如此小心，但时至丁酉，孙毓棠终因言获罪。至于孙氏究竟说了些什么，光阴忽忽，当事人（斗人的和被斗的）俱已成为古人，想具体考证估计不易。不过在同辈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文字回忆中曾提及一句,或可参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追究起他们的问题，不是曲解就是诬陷。例如，孙毓棠只在鸣放时说‘科学院像个大衙门’……”

郑天挺哲嗣郑克晟子承父业，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有《回忆孙毓棠先生》一文，极短。但亦有可记者，一谓曹禺在南开时曾与孙毓棠同屋。南开有中学、有大学，此处当为大学。另一谓他与孙氏相识于一九六零年，“当时他（孙毓棠）刚调至历史所，认识人少，且因‘右派’关系，状极不快。”

一九七九年，孙毓棠在给失联多年的老友萧乾回信中写道：“十几年来，其实是二十年来，不大敢和老朋友们联系，因为怕给人家添麻烦。我当初的问题在于说了几句话，而那几句话恰好早说了二十年……诗、文学，我已埋葬三十年了。”萧乾，是孙毓棠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大公报·文 艺》版发 表八 百行 长诗《宝马》的责任编辑。此信缘起，是萧乾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发表了《鱼饵·论坛·阵 地——记<大 公 报·文 艺>1935—1939》一文，文中提及当年发表《宝马》事。萧乾由此给孙毓棠写信并附寄了杂志，这时，他们应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暌违很多年了。萧乾，亦是丁酉榜人。

虽然“诗、文学”已被埋葬多年，但孙毓棠的内心似乎却是不甘心的，即便他带着历史学家的“帽子”即将走向人生的最后。他对跟他学习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学生表示，怀疑自己旧日的史学论文并无重新发表的价值，而对自己的诗歌，则希望这个不是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妨收集一下”，并特意交代自己当年曾以“毓棠”谐音颠倒，有个“唐鱼”的笔名。

“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孙毓棠曾下放至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关于此干校，知情人回忆：当时，“整个学部约4800多人，全部军事编制，一个所编为一个连。”外文所的杨绛曾有极薄（仅三万二千字、六十七页）、但估计不会被史家遗忘的一册《干校六记》可资参看。与孙毓棠在同一连队的“五·七战士”朱大渭的回忆则更直接：孙毓棠“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搞他。他开煤气想自杀，结果没死成，被抢救过来，落下支气管炎。下到干校时，他的支气管炎常发，没法干重活。他已60多岁了！就派他养鸡，100多只鸡，关在鸡房里。每天要铲鸡屎。还要拌食，运水倒在水槽里，并不轻松。”卞之琳对干校时期的孙氏也有回忆：“一九七零年，我们又相处在一起……他有病体弱，只为他们‘连队’（所）看管农具、工具。”倘若赘说一句，孙毓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与他早已一别两宽的凤子也曾有“干校”岁月，并司职过与他一样的工作——养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孙毓棠在北京去世。

十二月，程应鏐（流金）从上海去北京开会，在他日记中记下：“乘一一O公共汽车去看从文先生。说到毓棠时，他目中饱含着眼泪，四十多年前的日子也蓦然出现在我心中。”程应鏐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一九四零年毕业生，当年与沈从文、孙毓棠、凤子均有交谊。回到上海后，程应鏐给友人写信，再提此事，可见沈从文为孙毓棠所“饱含”的那一掬泪也确实感动了老学生。

启功平生鲜少作悼亡诗，孙氏殁后，他感叹曾“时历七载”一起标点《清史稿》，其虽“喜拙书而不肯见索，痛何可逭”（启功语），因作《悼孙毓棠先生》一首：“精深学养路崎岖，并几丹铅谊最殊。阮氏焚车我焚砚，短章痛代秣陵书。”二十八字，用字、用典，无不情深义重。

曹禺与孙毓棠，这一对从中学到大学都有焦孟之称的朋友，是从何时起渐行渐远的呢？孙浩然认为，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当然，这只是旁人的一家之言，虽然这个“旁人”，与曹、孙两人一样，有着从少年到青年的友谊。

关于孙毓棠的形象及为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自己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描绘：“孙毓棠身高5英呎9英吋左右，眉清目秀、皮肤细腻、白里透红，正西人所谓‘peach and cream’(桃与奶油）理想皮肤。浪漫性格之中深藏忠厚，为人彬彬有礼，治学从容不迫而能持之以恒。”卞之琳在孙毓棠身后的一九八六年也回忆：“毓棠为人，如大家所见，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既有西方所谓古典诗派的节制，又有中国所谓蕴藉诗派的涵养，不急不躁，冷静、稳重。”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晚上，为了纪念“五四”，在昆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由罗常培、闻一多主持，请诸先生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为总体，共分十小题，演讲者有李广田、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杨振声、闻家驷，另有孙毓棠讲“戏剧的收获”、卞之琳讲“新文学与西洋文学”。校内外参加者有两千人之多。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西南联大解散后不久，由该校《除夕副刊》主编出版了一本《联大八年》的书，其中有一篇《教授介绍》，以速写的方式共介绍了该校一百零二位教授，其中有对孙毓棠一节介绍，言简意赅，略可得见在当年联大学生心目中的孙氏：

孙毓棠先生，清华新起教授，是标准的风流书生，一口漂亮的官话，终年穿一件绸长袍，手提手杖一支。孙先生以前是名演员凤子的外子，当初孙先生也是话剧界的名流，也写过新诗，后来才专心研究历史，对魏晋南北朝一段最有成就。此外孙先生对中国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有深刻见解，他说要中国上轨道，还是要寄希望在士大夫身上。

凤子在晚年一篇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初婚，但未提孙毓棠其名：“我结过婚，已离婚。离婚的丈夫是位学者，也喜好文艺，甚至上台演过戏。但性格上我们差距很大。他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也同意我演戏，但只是‘玩票’，绝不可以‘下海’。他为了要做研究工作，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希望我最好一天不回家。”

对这一段婚姻，孙毓棠什么都没写，但却可能向自己信任、亲近的朋友吐露过自己的幽怨。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章《师友丛忆》，共写了十个人，孙毓棠为其一。其中讲到一九八零年代孙毓棠在芝加哥何家曾对何的“一再激动”（何炳棣语）说过一席话，涉及凤子，也涉及曹禺。内容略显无状，此处不录。何在书中评价道：“历史主要任务在求真；这个故事有助于加深了解人性和人生，并有力地说明孙毓棠浪漫而永存忠厚的高尚质量。”（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6月版，第179页。）这，大概就是何氏在为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只为十位师友保存专享的回忆空间，而孙毓棠能占其中之一的原因吧。

曹禺在晚年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爱永远照着人/虽然（我们成了萤火）做了一场梦。”这一年（一九八九年），曹禺虚岁八十。

孙毓棠早年曾发表四行短诗《别》：

干这么一杯，就此分手，

你奔向大海，我攀高峰，

好在我喜欢深林虎豹，

你爱波涛和暴风罡风。

这一年是一九三八年，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孙毓棠，时二十七岁，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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