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描孙毓棠

2023-08-16 07:08:40 来源:北京晚报

孙毓棠(1911年-1985年)

天津与北平曹禺的南开、清华同学


(相关资料图)

曹禺与郑秀的故事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郑秀说:“曹禺翻译了一个多幕剧《罪》。我那时是一年级,曹禺是四年级。不知他怎么知道我,就通过孙浩然来找我,请我参加《罪》的演出。”戏排好后,在清华校内的同方部演了七八场,反响不错。戏中只有三个人物,曹禺、郑秀占其二,另一位,是孙毓棠。

这一年的暑假,曹禺这一级同学(一九三三级,清华人俗称“五级”)毕业了。曹禺入清华研究院,继续在校图书馆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埋头写《雷雨》,一九三二年才入校的郑秀也没回南京的家,说是温习功课,其实是陪伴曹禺。曹的每一页的《雷雨》手稿,都经过郑秀抄录。孙毓棠也在这一年毕业,去了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史地系教书。

孙毓棠、孙浩然都是曹禺在南开时的同学,孙浩然说:“曹禺和孙毓棠是很要好的同学,他在中学时代,差不多一直在孙毓棠家里玩,《雷雨》中的许多人事和孙毓棠家颇有关系。”另一个在中学曾与曹禺同屋的同学陆以循回忆:“孙毓棠有钱,他上学时总是有汽车来接送,曹禺是人力车接送的。孙毓棠家后来就破产了。”一九三零年夏天,孙毓棠与曹禺相约从已入学一年的南开大学转考清华大学。在北京应考复习时,他们一起住在孙的外祖父家里。曹禺曾对研究者说:“考清华之前,我在徐家住了很久,毓棠的外祖父对我很器重,是个清朝遗老。”

另一次说:“《北京人》主要取自孙毓棠的外祖父的家,这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

据孙浩然回忆,在“九一八”事变后,曹禺、孙毓棠,还有蒋恩钿加上他,曾在清华校内办了个《救亡日报》,八开大小,内容有社论、消息、杂文。女同学蒋恩钿还每天写一段小说,“颇有才气”(孙浩然语)。

话剧《祖国》主创人员。右起闻一多、孙毓棠、凤子、陈铨(1939年,昆明)

抗战中的桂林,新建小家并教书生涯

孙毓棠毕业后的踪迹,快进的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先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曹禺也至该校任教(曹禺回忆自一九三四年始,郑秀回忆是一九三五年始去)。一九三五年孙氏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认识了已在上海成功饰演了《雷雨》四凤一角的凤子(封季壬)。关于话剧、关于曹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甫一爆发,孙毓棠中断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的学业。归国后与凤子结婚。凤子是广西人,所以他们第一个落脚处是省城桂林。凤子父亲时在省通志馆任职。

罗孚回忆:“孙毓棠在桂中(桂林中学)教的是历史,但我没有上过他的课,只是见他在校园中来去匆匆,风度翩翩,很令人仰慕。他虽然没有教过我,我却总是记得他,因为他在桂林城中的下榻之处,是我姐夫的住所。那是大姐夫妇所买下的房子,楼上有空,就租了给他,位置在王城边上的中华路。虽是木楼,但在当时已是不错的房子了。”文中还忆及孙的妻子,自然就是“因舞台结缘而结为夫妇”的凤子。但此文有明显讹误,即称孙氏夫妇是在日军进攻,湘桂大撤退时去了昆明。湘桂大撤退在一九四四年,而事实是,一九三八年孙氏夫妇即已至昆明。朱自清一九三八年二月经过桂林,其在二十日的日记中记:“孙毓棠与夫人封禾子来。谈话甚有趣。”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记:“访孙毓棠夫妇。”此时,孙氏夫妇已到了昆明。按凤子回忆,她第一次在桂林驻足,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到一九三八年秋。”

闻一多为孙毓棠所治名章边款(1945年,昆明)

昆明西南联大:日记与友人回忆中的行迹

施蛰存在《悼念凤子》中说:“一九三八年,凤子也和他的新婚夫婿孙毓棠来到昆明。他俩在云南大学附近租了三间民房。中间是客厅,东西二间作卧室。凤子和孙毓棠住东间,西间让给独身的王以中……”王以中者,即学人王庸,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谢国桢晚年以文言文写过《记清华四同学》,王庸是其一也。

在昆明期间,孙毓棠曾与沈从文为邻,是因为他与沈一样,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聘请的教师。西南联大校史载:一九三九年师范学院史地系聘孙毓棠为教员,次年升为讲师,一九四二年升为副教授。又:“史地系于一九三九年春创办史地研究室,后改为史地工作室,一直由孙毓棠负责,有历史、地理藏书近千卷。聘有绘图员2人,绘制中学史地教学用图并曾修编过部分中学史地教材。”

孙毓棠虽然是联大师范学院所聘教师,但他担任的讲课并不局限于本院。他所教课程甚多,如断代史中的“魏晋南北朝史”(两学分),专门史中的“两汉社会”(四学分)、“汉魏六朝风俗史”(两学分)、“中国社会经济史”(六学分,与吴晗合讲)、史籍名著选读的《晋书》(三学分)。另外,他还承担过“中国通史”(六学分),此为文学院与法商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一九四一年后,分甲、乙、丙三组,由吴晗、孙毓棠、雷海宗分别开课讲授,颇有些“打擂台”的意味。西南联大校史称:“(中国通史)这门课程没有统一教材,最能展示任课者的特殊风范与治学特色。”

除了学生偶尔的叙述外,孙毓棠当年在联大的行迹,还能在同人日记中觑见。如郑天挺的日记中,孙毓棠出现频率较高且有规律,一是携伴之人多是陈雪屏,到郑家,主要是做游戏,或作诗句填空,或玩“升官图”,此是学人的苦中作乐。坊间曾有一说,称陈雪屏让孙毓棠拿着加入国民党的表格去找闻一多,但被闻拒绝,并为了远离孙而因此搬走。此说貌似既符合陈的立场与身份,让孙毓棠出面,也正好说明陈与孙、孙与闻的关系不错。闻一多当时家在司家营,每星期进城上课,必住联大师院教师宿舍,与孙毓棠在同一个房间。但说孙毓棠曾劝进闻一多并无实据,说闻氏因此而疏离孙氏则更是妄猜。因为直到孙毓棠抗战胜利后出国,两人的关系指数是正常、良好,甚至是很好的。两个证明,一是孙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举荐人正是闻一多;另一是闻一多为孙送行所治名章并刻了长跋。

在朱自清一九四三年五月九日日记中,有关于加入国民党一事记载:“(闻)一多要我与他同去登记参加国民党,我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莘田(罗常培)给他一份入党申请书。”在郑天挺日记中,有着为正史忽略或不屑记录的细节:孙毓棠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加入了国民党。据说,孙毓棠曾对闻一多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骂国民党不会被怀疑。

一九四五年九月,陈寅恪与邵循正、孙毓棠、沈有鼎将赴英伦讲学,闻一多应孙毓棠请,为之刻名章,名章自然极有纪念意义,更难得的,是闻氏刻了少见的长篇边款,其内容符合了历史六要素(何人、何时、何地、何事、如何、何故),内容既完整、又很有温度。其云:

“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胜利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

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章,是“欣慰”与“惜别”之情兼具。而同时的另一则轶事,亦可一窥孙氏剪影。其本事大约是,浦江清邀请朱自清一起看望或宴请即将出国的诸位,朱自清在九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记:“……拒绝江清关于邀请邵、孙、沈及卡尔·陈的建议。此数人中,我只喜欢孙,拟往看望,与之话别。”朱自清“只喜欢”的孙者,当然是孙毓棠。邵、沈为谁,也一望可知,“卡尔·陈”者,陈寅恪也。

孙毓棠与郑天挺的关系不错,还可从一张一九四三级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合影中觑见一斑:在第一排坐着的,全是先生。孙毓棠紧挨着郑天挺,此外还有雷海宗、吴晗、邵循正等诸先生。站在孙毓棠身后的,是何兆武,他正是这一级的毕业生。

孙毓棠曾极简模式叙述自己经历:“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任清华大学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结束后,1945至1948年,我应邀在英国牛津大学任研究员(visiting fellow)两年,又同样在美国哈佛大学任研究员一年。1948年秋回北平继续在清华任教……1952年秋,我响应党的号召,转到当时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员。先在经济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出版过两本书和一部有关中国近代工业史的资料。1959年起,又在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直到现在。”

鲜为人知的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孙毓棠曾作为当时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顾问,出席了联合国第二届常会,代表团首席代表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第二为驻美大使顾维钧,第三为安理会代表蒋廷黻。

约在一九四八年夏秋之季,孙毓棠回到中国,从曹禺致方瑞的一封信中,可知曹禺与孙毓棠在上海曾有过会面,在场人另有名“科巴”者,即两人南开、清华的双料老同学、共同的好友孙浩然。前妻凤子此时也在上海,但已在本年五月十六日,与美国人沙博理结婚。

《清史稿》标点人员合影,后排左五为孙毓棠。名字由启功手写。

北京岁月:时代大潮中的沉浮及余响

进入新中国后,曹禺的形象愈见高大。约定俗成的“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使曹禺成为革命文学望之俨然的一座高峰。而孙毓棠的形象,则越来越边缘化、越来越模糊。

在一九四八年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三首诗之后,孙毓棠与新诗似乎告别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回顾:“1951年在清华大学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时,我第一条即自己主动批了‘写新诗’,批后当晚我把自己留的最后一册《宝马》(巴金1937年春给我印过的‘诗集’)和所有已发表未发表的乱诗稿,全部向我书房中大火炉里一丢,从此不仅自己再不写了,而且所有别人写的新诗我也一篇都不读了。这因缘断得很干脆,单向转航,专读我本行历史书了。”

即便如此小心,但时至丁酉,孙毓棠终因言获罪。至于孙氏究竟说了些什么,光阴忽忽,当事人(斗人的和被斗的)俱已成为古人,想具体考证估计不易。不过在同辈历史学家周一良的文字回忆中曾提及一句,或可参考:“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追究起他们的问题,不是曲解就是诬陷。例如,孙毓棠只在鸣放时说‘科学院像个大衙门’……”

郑天挺哲嗣郑克晟子承父业,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有《回忆孙毓棠先生》一文,极短。但亦有可记者,一谓曹禺在南开时曾与孙毓棠同屋。南开有中学、有大学,此处当为大学。另一谓他与孙氏相识于一九六零年,“当时他(孙毓棠)刚调至历史所,认识人少,且因‘右派’关系,状极不快。”

一九七九年,孙毓棠在给失联多年的老友萧乾回信中写道:“十几年来,其实是二十年来,不大敢和老朋友们联系,因为怕给人家添麻烦。我当初的问题在于说了几句话,而那几句话恰好早说了二十年……诗、文学,我已埋葬三十年了。”萧乾,是孙毓棠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大公报·文 艺》版发 表八 百行 长诗《宝马》的责任编辑。此信缘起,是萧乾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发表了《鱼饵·论坛·阵 地——记<大 公 报·文 艺>1935—1939》一文,文中提及当年发表《宝马》事。萧乾由此给孙毓棠写信并附寄了杂志,这时,他们应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暌违很多年了。萧乾,亦是丁酉榜人。

虽然“诗、文学”已被埋葬多年,但孙毓棠的内心似乎却是不甘心的,即便他带着历史学家的“帽子”即将走向人生的最后。他对跟他学习中亚史和中外关系史的学生表示,怀疑自己旧日的史学论文并无重新发表的价值,而对自己的诗歌,则希望这个不是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妨收集一下”,并特意交代自己当年曾以“毓棠”谐音颠倒,有个“唐鱼”的笔名。

“史无前例”的十年中,孙毓棠曾下放至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在河南的“五·七”干校。关于此干校,知情人回忆:当时,“整个学部约4800多人,全部军事编制,一个所编为一个连。”外文所的杨绛曾有极薄(仅三万二千字、六十七页)、但估计不会被史家遗忘的一册《干校六记》可资参看。与孙毓棠在同一连队的“五·七战士”朱大渭的回忆则更直接:孙毓棠“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又搞他。他开煤气想自杀,结果没死成,被抢救过来,落下支气管炎。下到干校时,他的支气管炎常发,没法干重活。他已60多岁了!就派他养鸡,100多只鸡,关在鸡房里。每天要铲鸡屎。还要拌食,运水倒在水槽里,并不轻松。”卞之琳对干校时期的孙氏也有回忆:“一九七零年,我们又相处在一起……他有病体弱,只为他们‘连队’(所)看管农具、工具。”倘若赘说一句,孙毓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与他早已一别两宽的凤子也曾有“干校”岁月,并司职过与他一样的工作——养鸡。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日,孙毓棠在北京去世。

十二月,程应鏐(流金)从上海去北京开会,在他日记中记下:“乘一一O公共汽车去看从文先生。说到毓棠时,他目中饱含着眼泪,四十多年前的日子也蓦然出现在我心中。”程应鏐为西南联大历史系一九四零年毕业生,当年与沈从文、孙毓棠、凤子均有交谊。回到上海后,程应鏐给友人写信,再提此事,可见沈从文为孙毓棠所“饱含”的那一掬泪也确实感动了老学生。

启功平生鲜少作悼亡诗,孙氏殁后,他感叹曾“时历七载”一起标点《清史稿》,其虽“喜拙书而不肯见索,痛何可逭”(启功语),因作《悼孙毓棠先生》一首:“精深学养路崎岖,并几丹铅谊最殊。阮氏焚车我焚砚,短章痛代秣陵书。”二十八字,用字、用典,无不情深义重。

曹禺与孙毓棠,这一对从中学到大学都有焦孟之称的朋友,是从何时起渐行渐远的呢?孙浩然认为,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当然,这只是旁人的一家之言,虽然这个“旁人”,与曹、孙两人一样,有着从少年到青年的友谊。

关于孙毓棠的形象及为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自己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描绘:“孙毓棠身高5英呎9英吋左右,眉清目秀、皮肤细腻、白里透红,正西人所谓‘peach and cream’(桃与奶油)理想皮肤。浪漫性格之中深藏忠厚,为人彬彬有礼,治学从容不迫而能持之以恒。”卞之琳在孙毓棠身后的一九八六年也回忆:“毓棠为人,如大家所见,温文尔雅,平易近人,既有西方所谓古典诗派的节制,又有中国所谓蕴藉诗派的涵养,不急不躁,冷静、稳重。”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晚上,为了纪念“五四”,在昆明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由罗常培、闻一多主持,请诸先生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为总体,共分十小题,演讲者有李广田、罗常培、冯至、朱自清、沈从文、闻一多、杨振声、闻家驷,另有孙毓棠讲“戏剧的收获”、卞之琳讲“新文学与西洋文学”。校内外参加者有两千人之多。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西南联大解散后不久,由该校《除夕副刊》主编出版了一本《联大八年》的书,其中有一篇《教授介绍》,以速写的方式共介绍了该校一百零二位教授,其中有对孙毓棠一节介绍,言简意赅,略可得见在当年联大学生心目中的孙氏:

孙毓棠先生,清华新起教授,是标准的风流书生,一口漂亮的官话,终年穿一件绸长袍,手提手杖一支。孙先生以前是名演员凤子的外子,当初孙先生也是话剧界的名流,也写过新诗,后来才专心研究历史,对魏晋南北朝一段最有成就。此外孙先生对中国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也有深刻见解,他说要中国上轨道,还是要寄希望在士大夫身上。

凤子在晚年一篇文章中提及自己的初婚,但未提孙毓棠其名:“我结过婚,已离婚。离婚的丈夫是位学者,也喜好文艺,甚至上台演过戏。但性格上我们差距很大。他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家,他也同意我演戏,但只是‘玩票’,绝不可以‘下海’。他为了要做研究工作,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希望我最好一天不回家。”

对这一段婚姻,孙毓棠什么都没写,但却可能向自己信任、亲近的朋友吐露过自己的幽怨。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有一章《师友丛忆》,共写了十个人,孙毓棠为其一。其中讲到一九八零年代孙毓棠在芝加哥何家曾对何的“一再激动”(何炳棣语)说过一席话,涉及凤子,也涉及曹禺。内容略显无状,此处不录。何在书中评价道:“历史主要任务在求真;这个故事有助于加深了解人性和人生,并有力地说明孙毓棠浪漫而永存忠厚的高尚质量。”(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6月版,第179页。)这,大概就是何氏在为自己漫长的一生做总结时,只为十位师友保存专享的回忆空间,而孙毓棠能占其中之一的原因吧。

曹禺在晚年写过一首诗,最后两句是:“爱永远照着人/虽然(我们成了萤火)做了一场梦。”这一年(一九八九年),曹禺虚岁八十。

孙毓棠早年曾发表四行短诗《别》:

干这么一杯,就此分手,

你奔向大海,我攀高峰,

好在我喜欢深林虎豹,

你爱波涛和暴风罡风。

这一年是一九三八年,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孙毓棠,时二十七岁,风华正茂。

2023.6.22端午节,于七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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