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的地方与总体的风景

文学的真实感往往生成于文学的地方性，它充当着典型人物的历史环境，以及叙事逻辑的生活装置，诸多现实主义文学均可视为直接或间接的地方性文学。文学的地方叙事“差异性”，通常承载着异质文化与审美渊薮的空间修辞功能，在参差化的美学镜像当中，地方性转化为一种包含了异质、鲜活而真实的历史、生活、景观、人生、哲学的文学立场和价值视阈，“是对于自我文化的一种确认”[1]。首先，诸多地方（如都市、乡村、边疆、自然等）已经演变为明晰的带有隐喻的文明空间，由此承担着“反视他者文化”的“远景”功能。其次，现代性以其强势而倔强的蔓延，形塑出深隐、坚固而森严的地方等级秩序，但地方性叙事又常以“前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反叛和价值解放姿态，对现代性的实践话语及其后果进行解构、批判、对话或修葺，展示出具有“高度主体性”的地方叙事逻辑和文化空间形态，由此承担着“反思-超越现代性”的“个体”功能。再次，文学的地方性叙事普遍秉持着对“历史共名”和“时代流变”的强势规训、深度消解、一体改造的高度警惕，它们以地方性的“恒常”迎应历史性的“变迁”，以地方性的“自足”对峙历史性的“离散”，以地方性的“传承”赈济历史性的“断裂”，构建出与宏大历史共名的“大传统”所偏离的地方性“小传统”，由此承担着“反叛历史共名”的“自为”功能。中国文学地方叙事的版图谱系当中，“西部边疆”/“边地空间”承载着“远景”“个体”与“自为”的文学地方性修辞法，这一总体性的认知、想象、修辞、叙事，既是西部边地的“本土真实”，也是西部边地的“文化象征”。然而，当“文化西部”逐渐演变为公共叙事圭臬之时，诸多作家也陷入了深刻的“叙事分裂”当中：或者沉湎于对西部边地微观地方历史的不断开掘，精微的文学式考古掩盖了对历史面向所包涵的人性、文化、美学的“深度发明”和“当代发现”；或者陷入对西部边地所一贯承载的异域文化想象的抽象演绎，直至将西部、边地、聚落等转化为一种“地方的抒情”。这成为西部写作在文学经典化构建过程当中的叙事症候，不仅制约着西部文学在“总体性”“当代性”“典型性”等维度的深度拓延，也愈加使文学锁定于美学固化的囚牢之中。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正是在当代地方性文学普遍面临“叙事分裂”与“自我囚禁”的文学困厄当中，叶舟的《凉州十八拍》展示出叙事弥合与开放拓展的“文学典型”价值。小说创造性地借助于诗性、方言和古词夹杂相生的语言系统，将“赵氏孤儿”的套中套模式、“凉州十八拍”的长歌体结构、古典戏曲诗文的语汇系统、民间说书人的叙述腔调、藏传佛教的方志传说等进行了艺术融通，展示出西部边地的“在地性”与“超越性”互为一体的“复调美学”，完成了以“凉州”地方性叙事通达“中国”总体性、历史性、当代性、人文性的“典型叙事”。这赋予作品以历史的纵深、时代的开阔、文明的浩渺、生活的热望、精神的博大、人性的幽深的总体经验深度，彰显出地方秘史、民族秘史、心灵秘史、文明秘史的整体寓言气质。《凉州十八拍》的“复调美学”，一方面有效嫁接了地方性叙事所普遍面临的“本土真实”与“文化象征”之间罅隙分裂的艺术症候，构建出兼具“地方实指”与“文化象征”双重意涵的“圆形”文本世界，这赋予《凉州十八拍》历史日常的真实性和文化传统的象征性，达到高超而卓越的艺术和谐与叙事平衡。另一方面，叶舟在《凉州十八拍》当中彰显出一种以传统、古典、现实为叙事外壳，实则充盈着前卫、现代和革新内里的创新叙事，从而完成了立体而多维的叙事图谱拓展和叙事经验增殖。首先，小说中的河西凉州不仅是具有塞上美学风格的“边地远景”，而且还是具有内聚纹理的“地方近景”，这里深嵌着多元的文明、历史的拮抗、集体的伦理、幽冥的传说、宗教的神性等，凉州及其文化空间因而展示出超越西部文化想象的本土真实和历史图景。其次，叶舟借助这一“个体”地方叙事，作为中国叙事“自上而下”的微观下沉，以此透视地方迎应、拒斥、接纳、融合、改造的姿态。同时，叶舟还将河西凉州作为中国叙事的内容结构，演绎其“自下而上”的文化融汇机制，赋予其“中心性”“镜像性”和“主体性”的内涵，完成了由地方叙事的“个体性”通达中国叙事的“公共域”“典型域”“象征域”的空间景观构建。再次，叶舟在小说中一方面捕捉、触摸和演绎着地方性的“自为”小传统及其生活化运行，鲜活、饱满而异质的地理、方志、风俗、伦理、宗教、信仰、民情等，构成了河西凉州充实而稳定的“自为”模式；另一方面，这种“自为”更有着“流动”“开放”“包容”的品质，它能打破地方封闭，持续内生增殖，不断接纳融合，展示出超越地方性的“总体性品格”。因此，《凉州十八拍》在远景镜像的基础上完成了近景的雕刻与扫视，在地方个体叙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总体中国叙事的通达与延展，在地方自为叙事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其流动、开放、兼容的可能性的审视与演绎，“既不以局外人自况，又不自视为当地人；而是勉力搜求和析验当地的语言、想象、社会制度、人的行为等这类有象征意味的形式”[2]，从而赋予小说以博大深广的文明性、荡气回肠的史诗性、壮烈悲情的时代性和阔大高远的民族性。

二、边地的纹理与历史的本相

叶舟在《凉州十八拍》当中，将西域凉州放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这一超级能指的聚焦视阈，他将地方的历时传承与时代的现世史事进行“共时性”的历史并置，审视历时的稳定与历史的流动二者之间的碰撞、胶着、抵牾、融通，演绎凉州的民间秩序、地方传统，与大时代中国的新生历史、新起力量之间的彼此改造、媾和、妥协与重构，开掘出河西凉州所内蕴的文化能量、集体面向、人性肌理与历史欲望，而这种彼此交织又错综斗争的“山河板荡”的历史，既是凉州地方的历史劫难，也是激发其涅槃重生的历史契机。它形构出一个巨大的历史选择装置，静谧、悠远与浩莽的河西凉州，成为一个充盈着动荡、斗争与倾轧的历史战场，进而转换为近现代“中国”的一个典型化隐喻。

首先，作者重绘了河西凉州的空间版图、权力主体与历史纹理。叶舟虽然将西域凉州当作一个具有“河西走廊”远景性质的异域，对其自然物象、民俗风情、神话传说，以及经济形式、贸易实业、军事斗争等地方景观进行了捕捉、抒写和演绎；但叶舟更青睐于穿透西域边地的远景迷障与遥望想象，对其内在鲜活的地方肌理给予总体性描述，重构出以河西凉州为地方性隐喻的近代中国社会版图与历史权力现场。一是地方传统的宗族力量及其民间化运行。续可荪及其家族、权爱棠及其家族、顾山农和地方郡老、乡绅士子尹先生和朱锈等，复现出的是作为地方传统的权力阶层、话语结构、观念范式，扮演着地方治理、民间师表、智慧生成、伦理维系、秩序构建、道德高标等角色，他们与民众之间以教主与信徒般的宗教关系模式，构建起庞大、持久、稳固、有序而高效的社会运行图景和话语实施机制，表征出中国民间地方稳定而坚固的等级、权力和礼制秩序。二是乡野大地的草莽力量及其游牧化运行。无论是黑喇嘛集团抑或盘龙爷队伍，所彰显的都是源自民间却驰骋于大地的黑暗力量，他们崇尚血腥暴力，认同利益中心，践行丛林法则，信奉兽性哲学，遵循超越于地缘、法制、伦理、道德、人性的原始本能，扮演着凌驾于民间、地方和国家之外的权力攫取和利益争夺的反人类的“游牧野性”的角色。三是革命历史年代的军府势力及其政治性运行。无论是军营领域的马廷勷抑或马乙麻，还是地方官府的吕介侯、陈垦丁抑或王伯鱼，他们所表征的是国家革命的强大政治力量，借助于国家权威、革命话语、武装暴力，整体性地介入地方性的民间秩序、民间传统和民间人伦当中，支配着个体命运，重塑着民间场域，形构着历史际遇。四是以红军为表征的现代革命力量及其人民性运行。张观察的殒身殉职、刘北楼的行动抉择、沈阁兰的革命信仰等，展示出改造中国、重振民族、解放大众、再造历史的现代革命政治想象的感召，表征着一种新历史的展望，象征着一种大时代的正义，秉持着一种人民性的人道。五是烟火民间世界及其日常化运行。权达云、廖逢节、面汤爷、擀杖哥、徐惊白、脱可木等，他们坚守着地方民间的饮食习惯、家族人伦、主仆道义、大爱仁孝、少年侠情等。这是宏大历史共名的生活内容，也显现出微观地方生活的人文主体。

其次，作者开掘出历史权力主体的关系结构、秩序图景与历史精神。叶舟在小说中倾心于对“锈带”这一象征隐喻的生成加以演绎，审视其所造成的地方生活和人文传统的震荡、撕裂、虚无、迷惘，以及坚韧、隐忍、笃定、虔诚，执着于以历史的还原和文学的发现展开“除锈”工作。以陈垦丁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以马乙麻为代表的军阀势力、以盘龙爷为代表的悍匪集团，共同对续家、权家、顾家等地方乡绅实施怀柔式的倾轧，人物不断在他者势力的侵袭之下被迫走向瓦解或颓势，不得不在多重权力主体的罅隙当中重构自我的存在方式。最典型的是顾山农与郡老、家族、官府、军营、悍匪等之间的腾挪周旋，面对新的社会权力格局和地方秩序生态，他有着深刻的现实焦虑，或者沦入精神颓废，或者陷入心理癫狂，但这只是其日常生活的“伪病象”，“堕落”“妥协”与“延宕”的实质是他以退守的方式坚定恪守与岳父权爱棠的盟约，担负捍卫地方图腾铜奔马的重任，尽管他的颓败充盈着无限的悲凉感。徐惊白、脱可木、苏巴什、刘北楼、沈阁兰、陈朝露等人，所象征的是面对外来冲击时的“血性”与“坚守”，无论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还是报效家园、江湖豪情，所展示出的是信仰的坚定、决绝的反抗、勇武的牺牲，他们是新的历史力量，更是新的人文精神。与此同时，叶舟将凉州本土与外在他者之间惊心动魄的“惨烈斗争”，转化为一种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的人性姿态，人物因而普遍呈现出“圆形”质地，譬如狡黠与隐忍并存的悍匪、知礼与彪悍并存的警长、平和与残忍并存的军阀等，这是叶舟对河西凉州的人物肖像所做的“近景素描”，被祛除了符号化的单调神情的他们，展示出承担着阶层角色、社会角色和文化角色的复杂神态。更为重要的是，叶舟不仅停留于对地方远景的形塑和历史近景的雕刻，他还在文学空间的构筑中发现了河西凉州所内蕴的延绵的历史精神——一方面是边地之子所葆有的对地方神性和大地圣性的笃定、虔诚和崇尚，内化为他们对地方家园的心灵皈依与行动决绝的恒久人文传统；另一方面，他们以信徒般的决绝信仰，捍卫在传承地方精神和人伦传统时所生出的神圣、智性、隐忍、牺牲等民族品格。

三、人伦的坚韧与道义的恒常

叶舟在《凉州十八拍》当中展示出其将多元身份融为一体的卓越艺术禀赋：华夏文明的寻根者、儒家伦理的守护者、地方精神的勘探者、方志风俗的考古者、历史本相的探寻者、古典文脉的承接者等多重身份和叙事企图互文共生，从而赋予小说以文学格式塔般的多重意蕴空间。但众多的文化身份都服膺于赋予西域凉州以“文化主体性”品格这一总体的叙事指向。一方面，他在文本中构筑一种新的地方发现，即凉州作为“地方的中国”，其精神、伦理、想象和渴望，与宏大中国之间存在着总体精神的内在相通；另一方面，他洞悉凉州作为“中国的地方”所独具的历史真实、地方景观、伦理传统与文化纹理，具有典范的逃逸共名化想象的异质肌理，并在与前者的抵牾与拮抗、对话与融通当中，形塑出具有延展性的“地方中国”形象。

第一，尽管时代或历史能以其共名的强大对地方、民间、权力、秩序等进行收编、统摄、改造和重塑，但是生成于地方民间的文化传统、人伦秩序、道义法则却具有自身的横亘与坚韧。叶舟在小说中开掘出以儒家伦理（忠信礼义）为价值轴心的地方精神、历史面向、人文形态，构建出兼具“本土真实”与“民族想象”双重意蕴的文化原乡镜像。这是叶舟对西部边地所具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根性的文化赋值，由此，河西凉州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自为空间，它更是延绵、纯正和恒久的中国传统的道德人格、士子品性和忠义侠风的中正遗迹和策源之地。河西凉州的人际伦理、社会秩序和精神认同，都是以最为正统和最为本原的儒家礼制来构建与运行的。在民间礼制领域，凉州子民恪守着“公道”与“大义”。譬如北疆贩马集团首领续可荪为保护“凉州铜奔马”而惨遭灭门，但他宁可承受灭门之灾也拒绝交出凉州天马，所奉行的是人间道义——铜奔马是边地凉州的精魂、信物、图腾，它是河西先祖的传承，也是凉州苍生的信仰，保护铜奔马不仅是保护先人的图腾与信仰，更是保护天地之间的人文精神与人世道义，因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便具备了高尚而永恒的历史正义。而续可荪在家族危难之际将铜奔马转交权爱棠，权爱棠以生命代价保护铜奔马，顾山农又以沉重的人生代价严守天马密语，这正是儒家伦理的信义大道代代相承的历史行动实践。在家族宗法领域，凉州之子践行着“忠诚”与“牺牲”的仁义伦理。譬如苏巴什、张汲水、梁凤、梁华等对续家遗孤徐惊白的誓死保护，是对续可荪的道义精神和仁爱风范的忠诚接续。在乡绅权力领域，凉州子民秉持着“公正”与“公德”。譬如郡老们以“公正”为标准，恪守着民间禅让的荐人模式，以“公德”为法则，行使着地方乡绅基本的公共道义责任。在师道授业领域，凉州子民恪守着“感恩”与“仁爱”。譬如凉州之子对尹先生、朱锈等师长始终恪守着最为正统的师道之礼。可以说，叶舟在《凉州十八拍》中重新发现了边地凉州、河西走廊、丝绸古都的人文精脉和伦理密码，形构出依儒家古风运行的民间日常图景。

第二，叶舟在《凉州十八拍》中将凉州子弟坚定恪守儒家伦理和虔诚践行民间道义的行动的“难度”，放置于西域边地的异域历史和决绝情境，演绎出他们在文化抉择与历史岔口语境下的人性表情、精神面相和生命姿态。叶舟一方面展示出兼具中华性和地方性的儒家人文伦理精神传承的艰难，以及它在他者文化的侵袭之下溃散离析的文化危机。譬如顾山农为严守铜奔马的秘密、保护续家遗孤徐惊白、履行权爱棠的信义相托，在官府、军营、悍匪、民众、家庭等多重权力的围剿当中寻求喘息与生机，但其内在的坚定与虔诚，不得不以外在的妥协屈从为代价，他的“双舌”腔调与乖戾行为，就是其生命本能与人性欲望的释放，尽管他恭维谄媚的“颓败”是一种隐忍的“智谋”，他经营保价局的“妥协”是出于军阀胁迫的无奈之举，他自我麻醉的“劣迹”是一种寻求虚空释缓的放纵，但强大的政治权力、险恶的草莽威胁、地方的权力压迫，终究使他不断放弃儒家人伦的日常姿态，并在人间世俗的泥淖中纠葛挣扎。而凉州郡老们各自都隐藏着生命的阴暗、人性的欲望、生活的隐私、心性的病灶，这宣示出儒家风范之“真”的失根、儒家人伦之“实”的虚妄。这是叶舟对地方精神传统和儒家主体人伦日渐颓丧所作的挽歌与寓言。另一方面，小说还呈现出儒家人文伦理精神在时代和社会的困厄、历史和社会的诡谲中，以内在坚定的拮抗精神自我激发、倔强延绵、横亘生长的文化光亮。小说以奋力守护铜奔马、秘密保护徐惊白为叙事生发的核心事件，刀光剑影、苦心孤诣、生死隐忍、斗争倾轧是小说的历史生活底色，但这都是以捍卫“正统仁伦”为生命旨规。譬如顾山农尽管以“颓废”的生活病象示人，但其对铜奔马、徐惊白的生命守护坚定如磐，这是对地方文化魂魄、人间道义与信约的坚韧与执著；尹先生对少年学生的以死相护，面汤爷一家对顾山农之母的慷慨大爱，朱锈对顾山农、对郡老、对凉州子民的仁义奉献，特别是青年一代坚定地继承了儒家人伦的“道义”精脉，他们以自由不羁的革新行动来彰显所信仰的人世道义与人伦法则，这些都宣示出边地凉州所隐喻的中华精神、人文精神、伦理精神的美丽古朴和恒久延绵。

四、神性的确认与信仰的招魂

作为地方的中国，边地凉州的人伦图景、历史精神和文化想象，具有当仁不让的“中国”典型性和总体性；但作为“中国的地方”，边地凉州又具有横亘而悠远的本土文化——地方传说、宗教文化、神秘文化等，它们已然成为凉州地方的主体精神、心灵信仰、思维方式、精神权威，“充满了浓郁的史诗性、寓言性和神秘性”。[3]《凉州十八拍》中多方势力争夺铜奔马，被转化为地方隐喻、文化象征、神性魔咒；续家义士保护徐惊白，被内化为集体信仰、文化使命和生命价值；凉州子民崇奉权爱棠，被升腾为人文图腾、道德高标、人伦至圣。由此，小说创设了三重文学空间，即民间世俗空间、道德人伦空间和神性精神空间——民间世俗空间形塑出小说的日常烟火和历史事件等深具“真实感”的生活形态；道德人伦空间形塑出小说的忠义景观与礼制秩序等“至圣性”的人文形态；而神性文化空间则塑造出小说的生命信仰和神性敬畏等“神秘化”的精神世界。

首先，小说勾勒出对铜奔马等地方传说所表征的河西历史图腾的坚定捍卫。小说中各方势力彼此冲突的核心是对一个自汉代以来流传于凉州大地的“铜奔马”传说的确认、追踪与争夺——“天马出，天下定”。铜奔马的传说既具有实指性，它是北疆贩马集团续氏家族的福祉信物，是护佑在凉州大地、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从事经济贸易的“商户共同体”安全和顺畅的神性祈福符号，对铜奔马的争夺表征着对河西大地贸易主导权的巫性化占据，意味着凉州大地的征服和江山易主。悍匪柴汉忠对续家的杀戮、军阀马乙麻对权爱棠和顾山农的威胁与囚禁等，都是以争夺铜奔马为核心，而续可荪和权爱棠不惜以家庭性命与家族产业为代价保护铜奔马的秘密，说明它不仅只是信物和神器，而是已成为凉州商团共同体、河西子民共同体的至上尊贵的图腾和信仰，是世代河西凉州之子的母性皈依、生命家园、圣性大地。而守护铜奔马就是守护万千子民的大地之母，保护铜奔马就是保护凉州苍生的族脉家园，敬畏铜奔马就是敬畏凉州先祖的信约遗遵，铜奔马及其所隐含的地方图腾、家族信仰、历史圣性，就具有了精神统摄的至高权威，铜奔马的阙如必然意味着凉州精魂的遗落、大地之母的沉沦、历史根脉的消解、家族地缘的泯灭，这一共享的观念认同成为凉州子民心照不宣的集体密语，生发出对铜奔马如宗教般的笃信。因此，铜奔马的传说表征着河西凉州深厚、悠远而绵长的人文精神的世代相传，它包含着忠义、仁爱、信约，包含着坚韧、执著、自守，包含着河西凉州之子横亘久远的生命性和热烈隐忍的民族性，而保守铜奔马的秘密和信物的日常行动过程，正是河西凉州高贵而坚定的人文精神、热烈而韧性的民族精神的伦理实践的彰显。因此，铜奔马在此所象征的是生活庇佑的福祉、大地之子的母性家园，更是对自我作为凉州之子的人文精神血脉的秉持与继承。

其次，小说重塑出对鸠摩罗什等宗教事迹所表征的地方宗教的虔诚敬畏。《凉州十八拍》中，鸠摩罗什、罗什塔、萨班渠、铁喇叭（地耳朵）、罗什寺整理委员会等宗教佛法的事迹、传说、信物、口禅、行动等，使西域凉州的民间生活始终漫漶着浓郁的宗教神性色彩。叶舟审视和开掘着它们作为地方精神的神性而隐秘的主体内容，如何介入人的世俗生活、形塑人的精神世界、生成人的生命认知，由此完成一种文学的寓言化和精神性叙事。第一，是集体的神性敬畏。叶舟深入人的“世俗生命”与“精神超验”的对立层面，重构人作为世俗存在与精神存在的二重境界。因此，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方面挣扎于世俗的泥淖，包括伦理的恪守、财富的争夺、名望的获取、生命的残害、政治的暗斗、复仇的决绝、亲情的维系等，人的神性在此放逐，心灵的静谧在此喧躁，灵魂的根基在此坍塌，神性的陨落最终导致文化的疮痍；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普遍将宗教般的地方神性作为人生流浪与生命无常的皈依，集体性的将宗教神祇作为世俗生活的圣性暗喻，而佛法宗教所隐秘导演的人的世俗世界与幽冥世界之间的因果报应和宿命无常，都宣示出人的无力、羸弱与卑微，人在世俗世界的欲望、无助与困厄，与神性的宽容、博大与澄明之间，既形构出信仰的敬畏，又转换为圣洁的救赎。“文学显现的意义空间是某种意义生产的起点”[4]，无论是凉州郡老抑或年轻一代，无论军阀首领抑或悍匪头目，鸠摩罗什等佛教先祖所历练的博爱、宽容、持守、独慎，都成为他们集体认同的内在行动航标，是他们能够完成世俗自省的精神信仰坐标，内化为他们的世俗敬畏、生活哲学、生命姿态。第二，叶舟在小说中将边地神性传说和河西佛法宗教作为一种超越人世的人文精神和地方认知的象征，以鸠摩罗什的佛事圣绩衍生出的是河西凉州的人文精神象征，敬畏天地、感恩怀德、赈济大众、谨言慎行、恭敬礼让、开放包容、博广泛爱、坚韧不怠等。因此，顾山农焦虑于自己的双舌病象，更多是出自对鸠摩罗什关于双舌咒言的消解与逃避，人之双舌所象征的是子民对地方精神和佛法隐言的背叛，与顾山农对铜奔马的地方密语的道义守护的两面性，导致了他的身份分裂与生命沉沦；而他积极筹备组建罗什寺整理委员会，既是对凉州人文精神传统中的敬畏、礼制、道义、仁爱、公义、牺牲、刚勇等高贵人性的招魂，更是在风云晦暗的历史旋涡当中对凉州地方精神信仰的积极重塑。

五、青年的热望与历史的锐力

《凉州十八拍》是叶舟以河西凉州招魂者的角色复归地方历史现场的记忆重构，表现生死的残酷与庄重、传统的浑厚与凝滞、历史的激情与混沌、人性的坚守与羸弱、斗争的平和与隐痛、心性的高洁与冷酷、情感的浓烈与暴戾等，地方的辩证法与悖论性都生成于河西凉州悠远而浩渺的远景历史，并成为“总体中国”的“典型象征”。但叶舟深隐着对河西凉州“未来性”进行深刻捕捉与历史发明的隐秘激情与叙事企图。于是，在晦暗、沉滞、分裂而压抑的历史语境当中，以徐惊白为典型的青年成为穿透传统迷障、激活地方生机的变革力量，成为“少年中国”或“青春中国”的人文隐喻。叶舟在小说中设置了隐性的代际反差：以续氏家族、凉州郡老、权氏家族等为典型的凉州先人，和以徐惊白、脱可木、刘北楼、沈阁兰、苏巴什、马眉臣、陈匹三等为代表的凉州少年。前者呈现的是背负着人伦传统与历史重负的凉州老人，在多重势力犬牙交错的历史语境当中，他们对边地精神艰难恪守、对边地密语奋力维护、对边地人伦韧性践行，这种恪守、维护和践行导致了文化困厄和自我救赎；后者展示出的则是肩负着地方传统与时代变革的双重历史使命的青年，他们不仅宣示出青年一代对前辈人格和地方历史的忠实而笃定的精神继承，更宣谕出他们对河西凉州边地精神的“当代性”重构，这种重构既指向实践性的历史行动，更指向精神性的人文形塑。

以徐惊白等为典型的凉州青年在纷纭混沌的历史迷障当中，以精神对话与实际行动，坚定地承接、内化和彰显着地方传统与边地精神，而这也是作品的“审美价值得以产生的文化空间”[5]。徐惊白、马眉臣、陈匹三等秉持着河西凉州的儒家道义法则，他们以朴素的善恶道德观，帮助兽医店主周光弼向阿骨里复仇，周光弼却因此辍学并被迫踏上了浪迹天涯的路；马眉臣、陈匹三等秉持着儒家的仁悌观，将对徐惊白和权达云的情义与感恩，转化为对二人的誓死保护；北疆青年脱可木坚守着儒家博爱观与礼制观，对残暴而无情的赌徒父亲仍然恪守着孝道，对徐惊白施以慷慨仗义和博爱呵护，对权达云秉持着发乎情而止于礼的敬畏与尊重；苏巴什、张汲水、梁凤、梁华等，都坚守着儒家的忠义伦理，以身体、人生乃至生命为代价，将保护续家遗孤徐惊白作为自己的信仰与使命；此外，刘北楼为民请命的侠义、沈阁兰的真挚痴情，都展示出青年一代对地方凉州代代相传的儒家人伦传统的内在承接和精神赓续，这种承接或赓续的内在自觉，既是凉州长者儒家风范的伦理启蒙与行动实践的惯性使然，也是一种地方精神、人伦品格、民族伦理的隐秘代际共享；既是他们作为凉州大地之子的根祖认同，也是他们在历史纷纭和乱世人间所确立的人生要义与生命渴望，展示出以凉州边地精神为隐喻的中华传统精神所具备的当代活力和历史能动性。

与此同时，徐惊白、脱可木、权达云、刘北楼、沈阁兰、马眉臣、陈匹三等青年一代的生命热望，更有着僭越历史惯性重负和突破地方精神局囿的“青年性”，这种青年性包含着新的生命姿态、伦理姿态和历史姿态，是一种从地方性和传统性当中所生发出的具有“时代共名”意义的内在生长能量。它一方面接续和激发出厚重而恒久的边地精神的当代活力，但更多是在纵向历史和横向时代的碰撞中、在河西地方与总体中国的对话当中，构建起新的人文力量，即以深刻而整体的“人性解放”“情感深度”“成长自觉”“英雄气质”“日常美学”“家国情怀”“耕读传统”等为轴心的现代个体生命能量。首先是自然人性的解放。徐惊白是在不断逃逸儒家伦理对日常生活实践的规训中，在种种貌似冒险、叛逆、反抗、冲决、流浪当中，获得了自我生命的激发与人性能量的解放，展示出超越传统伦理礼制所具有的“温柔压抑”之后，青年一代现代个体意识和自然本性的复苏，彰显出“任何他人、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要求其让渡或贡献这份以独立作为前提的自由”的现代式自由浪漫美学。[6]其次，是英雄品格的张扬。小说中的青年一代践行着朴素而本真的民间伦理的“善恶观”“是非观”，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利他主义”精神，升腾出英雄血性的浪漫美学。他们秉持着民间仁义的信仰，以决绝果敢的行动，完成了对老一辈凉州子民血性消弭和英雄落幕的历史代际的复苏，重塑出河西凉州世代累积的雄性美学和刚烈气质，“在一种向着‘极致经验’前行的不可替代的力量的驱动下，一个人会平静地漠视那些世俗之愉悦与社会之常规。这就是圣人拥有浪漫气质的原因”[7]。譬如苏巴什对续家遗孤徐惊白的秘密保护，不仅是忠义伦理的生活化实践，更包含着对人间公道的坚定捍卫，彰显出民间英雄的血性；刘北楼在时代洪流和历史的再造当中，完成了对故土大地之爱的信仰践行，表征出政治英雄的伟岸；张观察以内在的职业自觉、坚韧的身体力行、无畏的胆识气魄，不断前行直至生命陨落，呈现出士子英雄的风骨。第三，是公义性。公义性既包含着对民间大爱的认同，也包含着对历史正义的恪守。“丰富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一定是来自于乡土”[8]，徐惊白等青年一代在时代危机的情境当中，集体、积极而自觉地对红军战士的奋死营救，以及他们投奔革命历史洪流的命运抉择，既是他们对生命个体尊重的仁义大爱的实践行动，是他们面对故园颓败的历史重生的寄托，也是他们对历史未来革新的笃信不疑，更是他们对人间正道、人世公理、历史正义的坚定守护。

注 释 ：

[1] 贺仲明：《“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索与价值考量》，《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2] 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8页。

[3]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理论文选（1910-2010）》，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408页。

[4] 南帆：《文学批评、阐释与意义空间》，《当代文坛》2023年第1期。

[5] 张继红：《论新文学传统流变中的“乡土文学”与“新乡土小说”》，《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6] 曾繁亭：《19 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浪漫主义》（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页。

[7] [美]段义孚：《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景观》，陆小璇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页。

[8] 葛水平：《老祖宗留下个人爱人》，《小说评论》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