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睿

杜 梨

(资料图)

石一枫

作为本报近期着力探讨的地域性写作的一种，《北京文学》倡导的“新北京作家群“独具特色。本期刊出本报记者对石一枫、孙睿、杜梨三位代表作家的采访，并摘录刘恒、师力斌、张颐雯关于“新北京作家群”的阐述，与读者共同探讨如何书写“新北京“，以及”新北京作家群“与北京文学传统的关系等问题。

——编 者

行 超：作为“新北京作家”，请简单介绍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书写北京的？为什么选择北京作为作品的地理背景？

石一枫：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写小说，所写的事儿发生背景都是北京。那时候应该是无意识的状态，因为就是北京人，一个孩子也没去过什么地方，别的地方也写不了。比较认真地把北京当作文学课题来做，可能还是这几年，当然原因主要也在于自己是北京人。

孙 睿：2002年，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草样年华》的时候，写的是北京工科大学生的生活。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只是自己熟悉这样的生活，其他地方的生活没经验，本能就这么写了；现在想想，里面的人物面目和人物诉求都挺北京的。

杜 梨：我大概是从2016年创作伊始，在《一孤花零落之山》里纳入一些北京景色的，也不是出于刻意，而是因为这是我最熟悉的城市，我在这里走过最多的路，所出之物自有北京的地理与水文。我后来写化身“冬宫”的颐和园，也是因为这里最熟悉最亲近，可以拈花写天下。

行 超：你的作品主要关注北京的哪种生活，或者哪一类北京人的生活？（可以以具体作品为例）

石一枫：写过的领域比较多，尤其是最近这些年，新行业、新人群触及了不少。不过真要说共通性，可能写的都是普通人，保持了平民视角。当然，平民视角也是北京文学的一大传统，这地方官儿多，皇上都跟走马灯似的换过，但北京文学有个特点就是平民视角，不站在大人物的立场上说事儿，我喜欢这样的视角。

孙 睿：十多年前主要写北京的普通人，多是写北京“80后”成长中的困惑。最近几年基本都在写关于北漂的中短篇，主要是影视行业的北漂，写过青年导演、剧组的基层美术、替身演员和没戏拍的影视演员，明年还打算写一篇关于明星经纪人的小说，可以出一本小说集叫《剧组》。除了写小说，我还拍电影，可以说剧组就是我的工作单位，所以写的这些北漂小说，从某个角度看也是职场小说。

杜 梨：大多数是关于在北京生活的平民的生活，但分为老北京和新北京两种角度，不同地方、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的老北京人呈现出非常多元化的各种色彩，在我这些年的观察、交流和素材积累中，见到过无数典型的老北京人物，有层次分明的傲慢、偏见、骄傲、自豪、可爱、包容、厚德和幽默，比如《今日痛饮庆功酒》《颐和园》《香看两不厌》《长号与冰轮》《故国相逢一寂寥》，之后会继续写新的。

还有一些是新北京人，比如像我祖辈和父母这种通过特殊人才引进，代表着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努力扎根的新北京人，还有我那打过20多份工的表舅们，最早通过90年代在北京卖菜、开饭店、卖臭豆腐到后来做农民工和包工头，或是在韩国打工七八年后回到北京干活，这样一步步落地生根的新北京人。我会继续做采访，想办法抓住吉光片羽，深入浅出地表达。

行 超：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诸多复杂的面貌，你认为应该如何把握今天的北京？它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

石一枫：我觉得关键一点在于承认它的复杂。不要妄想以一时一地的特质来概括整个儿城市多年的面貌。我小时候，80年代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今天朝阳和海淀细一分析区别也大了去了。可能作为一个足够大的城市，北京最大的特点就是复杂，所写的对象复杂，小说也变得复杂，这是城市生活对小说的馈赠。

孙 睿：个人很难把握北京，尤其难把握“今天”，因为“明天”下一秒就到来。所以我觉得“把握不住”反而是一种在文学创作上把握北京的方式。我仅能从身边的生活去感受北京的特殊性，那就是作为文化中心的存在，太多非北京人来到这里，只为了一个叫梦想的东西，从上世纪（如小说《混在北京》）至今就没有停止过，一代代人，未来仍会如此，仿佛候鸟的迁徙，成了人类这一物种的生物本能。

杜 梨：经过这些年生活的磋磨，我对北京的感觉是复杂多面的，我对颐和园的感情也是爱恨交织的。我至今也没太搞懂北京，我也把握不住北京或颐和园。北京的特殊就是像Jay-Z和Alicia Keys唱的《Empire State Of Mind》中的纽约，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才最爱它。我们在歌、诗与小说中所呈现出的是一种广阔美好的气象，是被高度凝练过的诗意。那种坐在跑车中，带着纽约洋基帽，好像是这座城市主人的感觉必然是虚假的。人们所有的这种自豪感和自觉中的特殊性也是被赋予的，是在做一种被赋予的梦。真实生活的驳杂必须是痛苦、琐碎和充满忍耐的。大概世界上每座城市都是这种感觉，在虚假的诗意中忍住你的痛苦，或一言不发。

行 超：关于北京的作家作品，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上世纪30年代活跃在北平和天津等的“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周作人、废名等；还有以老舍、刘恒、王朔等为代表的“京味小说”。“新北京作家”是否继承了这些文学传统？与前辈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的“新”主要体现在哪里？

石一枫：京派作家的范畴比较宽泛，更多是在北京写作而非北京的写作，真有传统的话也不是直接继承。现在很难想象北京孩子会像沈从文那样认识生活。京味小说的传统在我看来相对清晰，也有更鲜明的标志，比如刚才说的平民视角，从老舍到刘恒是这样，现在恐怕仍在坚持，此外还有口语和书面语高度一致的行文方式，年轻点的作家也有很多这么写的。至于“新”，我觉得主要是在表述对象上，北京的生活变化了，所写的小说当然跟过去不同。

孙 睿：肯定会继承一些，只要“北京人”出现在作品中，北京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应对现实的方式，仍会沿袭几十年前北京人的特质，比如自得其乐的那种散淡劲儿，透着一种不慌不忙，爱谁谁。

新世纪后的这20年，北京的发展变化太大，不仅北京，全国在巨变，现在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是十年前根本想象不到的，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改变着文学的边界，现在的作家经历着这些，写出来的东西自然是“新”的，互联网和飞机、高铁让现在的作家更容易站在世界的角度写北京。

杜 梨：京派与海派之争是我很喜欢看的，它与北京这座城市关系并不大，我更喜欢他们那时无拘无束、自由争吵、毫不顾忌的文学史意义。老舍等前辈是我最为关注的，老舍小说中一个特别主要的特点，只有北京人才能拥有，就是他说的“诙谐”，而我最看重的是幽默。每看他作品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品质。世界上所有的诗人作家中，我认为老舍和杜甫是最逗的，他们不仅逗、悲凉，还特别精确，可以将人描述得如此精准且市侩，即使生活那么苦还不忘幽默，幽默中还有最无耻的笑声。

老舍的这种逗是独属于北京的逗，即使是北京人里也难得的出挑的逗，不是某些低级段子和烂大街的谐音梗，是极为高级的灰色幽默。“新北京作家”我不知道是否继承了这种文学传统，我不太了解其他人的写作，我只希望我继承这一点，因为我身边说话好玩儿的北京朋友太多了，我每天都必须要哈哈哈。“新北京作家群”的“新”——新题材、新气象、新风貌、新批评。

行 超：近年来，以地域为切入点的写作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样的格局中，你认为“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是否存在不足，对其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石一枫：说不足，没有说人家的，就说我自己。自己看自己当然是满目疮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渴望进步的态度。问题多了去了，比如北京人写东西底色偏暖，偏暖当然没问题，但也要区分是认识了生活真相的暖还是一厢情愿的暖？如果是后一种，那么足以为戒。此外，还有过分注重生动、略显夸张的语言方式是否影响了表意的准确和深入？这也值得思考。这些问题常常属于文学通则，很多还是双刃剑，如何在特色和普遍标准之间掌握平衡，是个需要长期钻研的工作。在这方面老舍就有意识地做过探索，前辈作家仍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孙 睿：北京很大，每个区的生活节奏各不一样，人的背景也各不相同，可以说北京其实相当于好几个城市，所以写北京不同区域的作家，也相当于待在各自“城市”写作的作家，写着自己熟悉的生活，很难“跨市”去评说别的作家所写生活的不足。如果有不足，更应该站在文学的角度去看，比如人物是否写透，人和时代的关系是否到位。

希望“新北京作家群”这个名头的确立，激发正在书写当下北京百态的作家们，除了被生活本身感染引发出创作冲动，也能跳出那些生活现场，从“北京文学人物史”的角度来构思作品，写出更精准和动人的作品。

杜 梨：我觉得正如一些批评家看哈代，觉得哈代是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小说家，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对于人类心灵的描摹，已经超越了英国西南部的多塞特郡。我觉得以地域去概括，只是文学史需要这样一种群体性的概念，而不是作家本身需要这样的概念，毕竟每个人的表达是如此不同。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说真话，写真东西，一定要睁眼看北京，把眼睛好好睁大了细看，历史就在我们笔下。

链 接

刘恒《缓慢而必要的进步》：

小说需要不断地学习，其本质与虚荣无关。学习是为了生存！知识的远端融合固然有益于智力的繁殖，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产出新的生存技能，以适应复杂的环境。我们经常听见有人夸张地哀鸣：小说死了！那么，它是怎么死的呢？语言癌变，病死了？落入人工智能的圈套，被谋杀了？出门迎头碰上飞奔的互联网，给撞死了？或者是自恋过甚发了疯，坠楼上吊抹脖子吞安眠药了？总之，它活不下去了，文绉绉的说法应该是：小说在残酷的信息爆炸的竞争环境中逐渐丧失了生存技能。

但是，小说没死，或许离死还远，活得不痛快却是真的。不过，活得再不痛快也别回到树上去，那会让你更不痛快，而且十二万分的丢人。动物园有前车之鉴。那么怎么办呢？学习！向祖先学习！向近在眼前以及远在天边的聪明的家伙们学习呀！信息爆炸的困境是有限的，因为语言的丛林像宇宙一样漫无边际。在我看来，文字就是麦子、是水、是氧气……小说同志吃喝不愁，离蹬腿儿撒手翻白眼儿还早着呢！加油吧！毫无疑问，石头能削出斧子和镰刀，木头能钻出火来，绳子疙瘩能化为文字，小说也必能长出翅膀在未来的天空翱翔。

但是，结局仍然无法避免：衰老和死亡。这是进化的必备条件，也必定是小说的宿命，更是操弄小说的智力劳动者的宿命。所以，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人以及更年轻的人，寄希望于崭新的光彩夺目的波浪一样不断涌现的智力成果。我们将为此而骄傲。但是，我们不能过度骄傲。我们不能成为智识领域的种族主义者，不可蔑视观念不同、流派不同、水准不同而同在地上行走同在纸上书写的兄弟姐妹们。哪怕有的家伙真的返祖爬回树上去了，也应报以真挚的同情和适度的劝慰。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物种的整体进化，当然也是人间常态和知识界的常识。我重申我的比喻不太恰当，却并非完全不恰当，我只使用也希望他人适用其中稍许恰当的那一部分。

在海量信息的围困之中，静心书写是一种突围，静心阅读也是。本刊的新栏目以“新北京作家群”命名，在这面朴素的旗帜之下，各路勇士们将提供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证明。我期待文章内外的人彼此坦诚凝视，透过文字领略独孤之笔滴落的心血，以及那些遥远而陌生的目光里流淌的心声。

（《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新北京作家群”开栏导言）

师力斌《关于北京的讲述》：

“新北京作家群”是《北京文学》的全新栏目，聚焦近年来活跃在北京的作家。他们或写北京，或有新京味，或以北京为精神背景，风格多样，来路不同，但都致力于北京经验、北京故事的呈现和讲述，正在为北京的文学书写注入新生机，在原来的京味作家园地之外开拓了新版图。对他们的创作进行及时跟踪和系统梳理，观察他们在文学史中的位置，适逢其时。从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都有出人意料之处，饱含对时代和社会观察的勇气、睿智和深度。他们的力度尚待被感知，他们的价值还在发酵。孙睿《发明家》涉足人们早有耳闻却又不明就里的狗仔队题材，于揭秘阴暗中发现明亮的底色。古宇《人间世》瞄准就业市场颇为风行的“断子绝孙”式招聘计划，深度关怀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杜梨《香看两不厌》以园林工作人员而非游客的视角，从内向外展现不一样的颐和园。几部作品都讲述了不一样的北京，初现新北京作家群新鲜而活泼的样貌。此前，他们都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此后，也依然是各自为政，相安无事，但这一群体的整体面貌或可稍稍清晰起来，与老北京作家的联系和分野或可稍稍清晰起来，新北京文学书写的轮廓或可稍稍清晰起来。

文学史上不乏知名的群体，像竹林七贤、江西诗派、桐城派、创造社、白洋淀诗群、京派作家等，为人熟知。我们无意攀附，也不追求标新立异举旗树帜，只想从一个比私人化写作稍宽阔的视角来观察北京文学写作的样貌，提供单人独篇无法呈现的图景。

（《文艺报》2023年4月19日，第3版）

张颐雯《北京的巴尔扎克们》：

海纳百川的古都北京，有着深邃而厚重的文化，所谓北京作家，意义宽泛，概念庞杂。而今天，因缘际会于这个大都市的北京作家里，早已成名的自不待言，已经发表大量优质作品、在专业文学界内部被广为认可的中青年作家也越来越有力量。设置“新北京作家群”栏目，正是因为在这几年的阅读工作中，看到了很多正在稳步发展、逐渐成熟的新的北京作家。他们的名字可能尚未被街谈巷议，年龄、职业差异也很大，写作风格各异，有对前人的继承与学习，也有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的新发现与新开拓，但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发现属于这个时代的特征，让读者看到属于他们的一种现实。

非常喜爱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巴尔扎克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作家是一个时代的人的生活最贴近的描述者，我们通过巴尔扎克理解那个时代的伟大城市巴黎，进而理解工业革命和整个欧洲。今天，希望这些北京作家，能够和二百年前的巴尔扎克一样，通过书写北京这座城市和与它相关的一切，让读者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

（《作家通讯》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