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名篇中的疑问

本次讲座，我们从最著名的几首唐诗谈起，包括李白的《静夜思》、杜牧的《清明》、王之涣的《登鹳雀楼》、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孟浩然的《春晓》和张继的《枫桥夜泊》。这几首唐诗在目前社会的知名度大概是排在前十之内的。

(资料图片)

关于李白的《静夜思》，《唐诗三百首》所录文本是：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我个人认为这首诗并非李白诗作中最好的。其实在唐宋时期，没有人辑选过它，因为唐宋时期人对诗歌品评秉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诗歌语义不能太过直白，而《静夜思》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属于直奔主题式，因此唐宋时期的人不觉得《静夜思》是好诗。不过，到南宋以后，《静夜思》成了蒙学教育中的唐诗，当时孩童识字之始，需要诵读朗朗上口、清晰明白的唐诗，因此《静夜思》就得以普及。

关于这首《静夜思》诗的文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以及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的元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这两本以及清王琦的《李太白诗集注》等记录的《静夜思》文本是这样的：“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更熟悉的《静夜思》版本是“明月”版呢？日本关西大学的森濑寿三教授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他比较了38种相关文本的异文，最后认为“明月”版的《静夜思》最早出现在明朝中期李攀龙编撰的《唐诗选》中。具体来说，首句作“看月光”而三句作“望明月”者，以万历刊明黄习远篡改本《万首唐人绝句》为最早；首句作“明月光”而三句作“望山月”者，以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为代表。

第二首是杜牧的《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在座的各位可能都知道，在我国古代节日民俗中，唐以前重寒食节，唐以后重清明节。《清明》这首诗非常有名，但是对于这首著名的绝句，杜牧的《樊川集》、蒲积中的《古今岁时杂咏》以及《全唐诗》都没有收。根据目前为止的研究，《清明》诗最早见诸南宋佚名类书《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六，书中称其为唐诗，《锦绣万花谷》是南宋中期出现的一部类书，它分前、后、序、别四集。后来的宋末类书《合璧事类别集》卷二八亦收此诗，称其为“古选诗”。宋末于石的《紫岩诗选·次韵杜若川春日杂兴集句》中引用了“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不言作者。最早言此诗为杜牧所作的，是宋末谢枋得《千家诗》，以及托名刘克庄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即《后村千家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从文献时间上来看，大约是在南宋末年至元代，《清明》一诗始归入杜牧名下。

因此我以为，这首诗是不是杜牧所作，尚存疑问。关于《清明》一诗，我们目前还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线索作为参考：比如，河北磁州窑出土的宋元瓷器上有题诗：“禁烟山色雨昏昏，立马垂鞭看右贲。借问酒家何处好，牧童遥指杏花村。”（见郭守福主编《磁州窑文化》，新华出版社2008年）又比如，《江湖小集》卷二十五《橘潭诗稿》、《两宋名贤小集》卷二八九《橘潭诗稿》、《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皆收录了南宋何应龙《老翁》诗：“八十昂藏一老翁，得钱长是醉春风。杏花村酒家家好，莫向桥边问牧童。”

第三首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此诗最早见于宋初《文苑英华》卷三一二。北宋时期有两位著名学者司马光和沈括，都曾在鹳雀楼上见过这首《登鹳雀楼》。司马光在《温公续诗话》中写道：“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涣、畅诸二诗，畅诗曰：‘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

从文献来看，《登鹳雀楼》这首诗最早见诸唐《国秀集》卷下，却记作朱斌《登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重楼。”值得注意的是，王之涣目前存世的六首诗，其中有三首是靠《国秀集》引录而得以存世的，而恰恰是《国秀集》将《登楼》诗记于朱斌名下而非王之涣。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二二引《翰林盛事》称，这首诗的作者是郡人朱佐日，“两登制科，三为御史。子承庆，年十六登秀才科，代济其美。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问是谁作，李峤对曰：‘御史朱佐日诗也。’赐彩百疋，转侍御史。承庆尝为《昭陵挽词》，入高等。由是父子齐名。”这段话提到了武则天吟此诗，这里我要插一句，我个人是尽可能不用“武则天”这个提法的，因为则天皇后是她的尊号，与武字相连实际是不通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这样使用，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也只能采用这样的提法。武则天问这一首诗是谁作的，李峤回答说是御史朱佐日所作。范成大所引的《翰林盛事》，作者系唐代张著。

从以上文献的成书时间上来看，《国秀集》编选诗歌的截止时间是王之涣去世以后两年。《翰林盛事》成书时间大约是在王之涣去世后半个世纪，《文苑英华》则编成于王之涣去世大概两个世纪后。关于这首诗，司马光和沈括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录了他们在鹳雀楼上看到的王之涣和畅诸的相关作品。

但是在文献中，我们还能找到另外的线索——敦煌遗书伯三六一九中记载了畅诸的《登鹳雀楼》诗：“城楼多峻极，列酌恣登攀。迥林飞鸟上，高榭代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今年菊花事，并是送君还。”由此来看，司马光在鹳雀楼上所见畅诸诗，实际是敦煌遗书中所记载的此诗中间所截四句。由此可知，沈括、司马光在楼上所见，为后人补题，非唐人原题。但是以上证据，还不足以得出结论说《登鹳雀楼》并非王之涣作品，因此我现在倾向于并存诸说，不做判断，同时等待新的证据。

第四首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具体到《登幽州台歌》这个诗歌标题，始见于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一、《升庵诗话》卷六以及明郑明选《郑侯升集》卷三五《陈子昂逸诗》。应该说，这个标题并非陈子昂当年所拟。而这首诗的文本来源于《陈伯玉文集》所附卢藏用的《陈氏别传》。卢藏用是陈子昂的好朋友，陈子昂去世以后，陈子昂文集就是卢藏用所编。陈子昂文集的现存本虽不是原来的唐写本，但是辗转翻刻之后，原书的痕迹仍旧得以保留，所以我认为卢藏用所编的陈子昂文集是可信的，不过这个文集未收《登幽州台歌》这首诗。这首诗的出现背景，被卢藏用记述于《陈氏别传》中：“属契丹以营州叛，建安郡王攸宜亲总戎律，台阁英妙，皆署在军麾。时敕子昂参谋帷幕。军次渔阳，前军王孝杰等相次陷没，三军震慑。子昂进谏曰……建安方求斗士，以子昂素是书生，谢而不纳。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尝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缄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此诗，略），时人莫之知也。”这段记载，说的是公元696、697年前后，陈子昂跟随建安郡王武攸宜去与契丹作战，陈子昂提出的作战方略没有得到采纳，他因此郁郁不得志，登蓟北楼做了这首诗。按照卢藏用的这段记述，他是见过这首诗的，但是在后来编辑陈子昂文集的时候，他并没有把此诗编入，只是在为陈子昂所写的别传中提到，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相关的文献记载。卢藏用记述陈子昂登上蓟北楼，感怀乐生、燕昭故事，就是感怀战国名将乐毅与燕昭王相得、燕昭王重视人才“千金马骨”之事。通过感怀，陈子昂表达的是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怀。而在陈子昂文集中，这个主题的诗其实是被收入了，这组诗的题目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其中明确写到了陈子昂这次登楼的前后：“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昧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楼，作七诗以志之，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这组诗，可以得出推论——诗中所包含的内容，所谓“尚想广成子，遗迹白云隈”“应龙已不见”“霸图怅已矣”“昭王安在哉”，其实就是“前不见古人”；而“兴亡已千载，今也则无推”即为“后不见来者”；“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就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因此《登幽州台歌》的诗作完全可以解读为卢藏用对陈子昂这组诗之大意的概括，是他为陈子昂写传的时候总结出来的。

这首诗的文字来源也需要说明一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语出南朝宋孝武帝吟诵谢庄《月赋》时，对颜延之所说：“希逸（谢庄字）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指曹植）何足尚邪！”而后面两句，则来源于屈原的《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步徒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乖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

第五首是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明朝各本孟浩然诗集中此诗题目都是《春晓》，不过孟浩然诗集目前最早的版本——南宋蜀刻本卷一收此诗，题作《春晚绝句》。此处的“春晚”并非“春天的晚上”，而是指暮春或者是晚春。研味诗意，可以说此诗写的不是初春而是暮春，正如欧阳修所说“雨横风狂三月暮”，恰是春日将尽的时光，诗人伤惋之情，正是从一夜风雨中，想见满地残花，因此有了时光轻驰、生命足惜的感慨。以题目而论，《春晚》当比望文生义的《春晓》更贴诗意。

第六首是张继的《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此诗题作《枫桥夜泊》始于《文苑英华》卷二九二，这是张继去世大约200年后的一个大型诗文总集。此诗在武进费氏影宋本《中兴间气集》卷上题做《夜宿松江》。此处的“松江”显然不是上海松江，这个松江是在苏州远郊。而这本《中兴间气集》原本编成书的时间，大约是在张继去世10年之内。据这一诗题，结合寒山寺初建于宋初，我认为可以将“姑苏城外寒山寺”一句，理解为苏州城外荒寒山间的某座寺庙。

唐诗的结集出版

以上是我在唐诗名篇之中试举几例，来介绍唐诗名篇在学术上存在的疑问。

这里我们特别要说明一下，现在通行的《全唐诗》,是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康熙皇帝下令江宁织造曹寅在扬州开馆编修的。当时为了编修此书，曹寅延请了彭定求、沈三曾等十位在江南赋闲的翰林负责其事。这十人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完成了900卷的《全唐诗》。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这部《全唐诗》几乎是依靠两部书拼凑而成，一部是明胡震亨的《唐音统签》，另一部是清季振宜的《唐诗》。《唐音统签》是胡震亨以个人之力编校唐诗而成，其可贵之处就在于这部书对唐诗的各种零碎文本尽力予以搜集。季振宜所作的《唐诗》共717卷，《唐音统签》是1033卷，这两部书现在都是能够见到的。我们把这两部书与《全唐诗》做比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全唐诗》能够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成书，就是因为它有这两部书做依托。《全唐诗》将这两部书加以拼合，大致是以季书为基础，据胡书补遗，抽换了少数集子的底本，另外适当补充了一些诗，这部分补充的内容主要在《全唐诗》的卷八八二到卷八八八。此外还做了一些删除，把唐代佛教僧人宣传佛教内容的诗歌大部予以删除，不过保留了寒山和拾得的诗歌。

康熙皇帝在《全唐诗》的序中说共收录2300人，诗48900余首。《全唐诗》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它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漏编了一些唐诗，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唐诗补遗已经超过万首；其次是误收，其中包括大约1500首唐前诗和宋后诗；再次是互见，即同一首诗被归于两人甚至三人名下，根据河南大学佟培基教授的统计，出现这类情况的有6800首；最后是作者姓名错讹、小传失落、本事误植以及文本缺误。

自从《全唐诗》完成三百年以来，得到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考订和补遗。比如日本市河世宁的《全唐诗逸》三卷，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全唐诗外编》（含王重民、孙望、童养年三家之辑佚），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的《全唐诗补编》（含删订本《全唐诗外编》和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在研究方面，闻一多先生曾提出《全唐诗校读法》，他的学生李嘉言也曾提出《改编全唐诗方案》。近年来随着数字化的推进，这方面我们能够掌握的工具越来越多，目前我在全力以赴，重新编次全部唐诗。

唐诗名篇与《本事诗》

唐诗名篇与唐代孟棨撰写的诗论著作《本事诗》的关系，我们以刘禹锡和杜牧两家诗为例。之所以选择这两家，就是因为刘、杜的诗文存世较为清晰。

刘禹锡曾自编文集四十卷，到了宋代仅存三十卷，存诗凡392首。其所亡佚的部分，宋人认为是其中的卷二一至卷三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宾客文集》三十卷，实际是当初刘禹锡所编四十卷中的前二十卷和后十卷。北宋时宋敏求努力搜集刘禹锡诗文，编为《外集》十卷，所依据的是《彭阳唱和集》《刘白唱和集》《吴蜀集》《汝洛集》等。

杜牧的情况有一点特别，他在临终前把自己的诗作文稿全烧掉了。但是杜牧有一个外甥裴延翰，杜牧以前写的诗作文稿他都保留了下来，于是编成《樊川文集》二十卷，凡诗四卷，文十六卷。不过裴延翰编的材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文集里面不仅收杜牧的诗，还收了别人给杜牧的诗。后世宋人续有增补，又形成了杜牧诗《外集》一卷、《别集》一卷以及现在已难觅踪影的《续别集》一卷。《全唐诗》归入杜牧名下的诗，其中有许多是许浑的诗，至少有六十首。

唐诗中的著名篇章，其流传的故事版本忠于原著的，是大有所在的。比如刘禹锡的两首名诗，第一首是《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被贬官离开京城十年，他本来在京城时的官位已经很高了，但是十年后再回京时，以前的那些和他差不多的同僚，现在都是大官了，因此刘禹锡看到玄都观里的桃树感慨说这些花开得很鲜艳，都是我离开后所栽，意有所指。另外一首是《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引》，说的是再过14年，刘禹锡又至京城再访玄都观，发现那里桃花没有了，道士也没有了，“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刘禹锡因此而感慨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刘禹锡当初被贬是遭人诬陷的，他自视甚高，是不可能委屈自己的，在这首诗中，诗人说以前这里桃树灿烂一片，可是如今又到哪里去了？而我还活着。这首诗的《本事诗》叙述，和刘禹锡在序言中的叙述，基本是一致的。

同时也有一些稍有变化的情况。杜牧当年进士登第后又制举登科，春风得意之际去山间游玩，遇到一个和尚，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赠终南兰若僧》：“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杜牧的祖父曾经当过宰相，自己进士和制举两番得意，正是“两枝仙桂一时芳”，但是这样重要的事情，和尚对此却毫无兴趣，杜牧因此也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而在《本事诗》的叙述中，这一段故事出现了一点变化：“杜舍人牧弱冠成名，当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尝与一二同年，城南游览，至文公寺，有禅僧拥褐独坐，与之语，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问杜姓字，具以对之。又云：‘修何业？’傍人以累捷夸之，顾而笑曰：‘皆不知也。’杜叹讶，因题诗曰：‘家在城南杜曲傍，两枝仙桂一时芳。禅师都未知名姓，始觉空门意味长。’”这里记录的诗作，在原诗基础上稍微改动了一点，更符合社会流传的要求，改动不大，故事也大致妥当，这也是唐诗在唐代民间流传的一种痕迹。

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流传的故事反而有可靠之处。比如杜牧的《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占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在扬州的这一段风流往事流传很广，《本事诗》讲这一段内容，说的是“杜登科后，狎游饮酒。为诗曰：‘落拓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里就出现了十年一觉和三年一觉的差别，从文本结合史实考察，三年一觉可能是事实。

《本事诗》及相关唐诗故事，还存在一个问题，这就是文本与事实歧互，难以究诘。在故事的流传之中不断以讹传讹，以至于后世的我们已经无法追溯和还原真相。

这里我举一个刘禹锡的例子。现在常用的成语有一个叫做“司空见惯”，这个成语涉及刘禹锡，最早见诸两处记载，一处是《本事诗·情感》。《本事诗》成书的年代大约在刘禹锡去世45年后，这一段记载说：“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刘禹锡当时受李司空之邀宴饮，李司空要家中的美女出来唱歌跳舞。《杜韦娘》是唐代流行的乐曲歌名。刘禹锡就作诗说，李司空你过的豪华生活，我很羡慕，于是李司空以妓赠之。而司空见惯的另一个出处，是《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所载：“夫人游尊贵之门，常须慎酒。昔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为余开宴，沉醉归驿亭。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我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伎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状启陈谢，杜公亦优容之，何施面目也。余以郎署州牧，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我们进一步加以追究。刘禹锡此诗本事，以此二书为最早，其内容很可能来源于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此书缘起，是刘禹锡在长庆年间任夔州刺史期间，接待了故友韦执谊之子韦绚，其间刘禹锡和韦绚谈了很多知心话，此事后又过了三四十年，等到韦绚晚年之际，他把当年与刘禹锡谈话的内容记录了下来，此时刘禹锡早已去世。刘禹锡回忆自己当初的这件事情，过了几十年之后韦绚再加以追溯，又经过《本事诗》《云溪友议》加工描述，事实的原貌已经无法还原了。但是其中的错漏是确凿的，因为在这个故事的描述中，请刘禹锡宴饮的杜鸿渐早在刘禹锡出生前就去世了，他不可能再请刘禹锡吃饭。而《太平广记》把请客的李司空记作李绅，经过后世学者岑仲勉先生、卞孝萱先生等考证，可以判定李绅和刘禹锡之间不存在此事。而我认为，这位“扬州大司马杜”可能是杜佑，他曾担任过这个官职，并且刘禹锡跟杜佑做过七年掌书记，彼此关系亲密，是有交集的。不过，我的这个说法也是推测，因为刘禹锡从和州到苏州这一段经历的时间，已经是杜佑去世后十几年到二十几年间。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测，是因为刘禹锡本人的家乡是嘉兴，而当时嘉兴是属于苏州的，他所谓从苏州到扬州的描述，完全可能起初是描述其早年与杜佑交往故事，但是此事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把时间从他早年居住苏州时期变成了他任苏州刺史时期。而且还需要注意一点，这个故事提到了官员把侍妾当作商品来送人，这对于吟诗应酬的唐朝士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却是当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之人的悲惨命运。

再举一个杜牧的故事为例。《本事诗》有一段故事：“杜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筵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杜持宪，不敢邀置。杜遣座客达意，愿与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花独酌，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奴百余人，皆绝艺殊色。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杜牧于李司徒筵席之上见到美女紫云，并赋诗一首，体现的是杜牧的性格。不过这个故事到了宋人那里就遭遇了狗尾续貂，《侍儿小名录补》引《女舞图》云：“崔紫云，兵部李尚书乐妓，词华清峭，眉目端丽。李公罢镇北都，为尹东洛，时方家宴盛列，诸府有宴，台官不赴。杜紫微时为分司御史，过公，有宴，故留南行一位待之。为访诸妓，并归。北行三重而坐。宴将醉，杜公轻骑而来，连引三觥，顾北行，回顾主人曰：‘尝闻有能篇咏紫云者，今日方知名不虚得。倘垂一惠，无以加焉。’诸妓皆回头掩笑。杜作诗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召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三重粉面一时回。’诗罢，升车亸鞚而归。李公寻以紫云送赠之，紫云临行，献诗曰：‘从来学得斐然词，不料霜台御史知。愁见便教随命去，恋恩肠断出门时。’”宋人对此事添加了李公以紫云赠杜牧的后续，属于唯恐天下不乱。但是后世的我们也无法对此事进行还原了。

面对这些情况，我们只能依据确凿史料，尽可能进行分辨。

小结

唐诗成就光耀全球，文本书写，口头传播，学者编选，诗人效仿，影响巨大，也形成纷繁复杂的文本传译与错讹。其致误原因千差万别，几乎很难梳理清楚。清编《全唐诗》存在种种错讹，为当时条件所限。

现代学术日新月异，既有当代科技提供的文献检索便捷，也有全球汉籍善本资源的充分公开，更有数码文本写作可以反复修改的操作便利，加之300年来，特别是最近40多年来无数学人的研究业绩可资参考。本人致力于此42年，从初学到渐次成熟平和，可叙述者一是追求存世与出土文献之全面掌握，二是力求所有文献都尽可能地利用善本与今人整理本，三是将所有唐代诗人和传世诗歌，追溯其流传轨迹，有两说以上者则充分考虑不同证据，对异说以平心静气做客观处理。作者、文本、本事、真相皆所关心，追求高远，我虽知未必能办到，但心向往之，存此一念，迭有所得。拙编《唐五代诗全编》已经交稿，希望不久可以与学人、读者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