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玉明:诗词的灵魂在于爱别人的能力

2023-08-31 08:09:56 来源:中华读书报

骆玉明

2023年8月16日,上海复兴中路的思南文学之家座无虚席。以“重读古诗词,唤醒生命中的诗意”为主题的读书会正在举行。骆玉明教授和两位嘉宾对谈,吸引了众多读者。

“骆玉明是复旦中文系最有魏晋之风的教授。”这句话流传甚广。他在复旦的热门课程《古典诗词导读》也是B站上很受欢迎的课程视频。


(资料图片)

早在2013年5月,作家王安忆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提到自己2004年进入复旦大学后选了两位老师的课,一个是傅杰讲《管锥编》,一个是骆玉明讲《世说新语》,“每次听都要抢位子,他们的课很受欢迎,地上都坐满了人”。

如今,王安忆的这句话成为骆玉明新书《古诗词课》广为传播的推荐语。该书即脱胎于他的《古典诗词导读》,21节治愈人心的诗词课还原了古诗词中的人生境遇。

从复旦教室到无限广阔的网络平台,骆玉明的古诗词解释何以能如此打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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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很多网友转发您讲《春江花月夜》的视频。您说“每个人都是被这个世界等待的人”,引发了很多观众的共鸣。

骆玉明:读者朋友所关注的东西,有时候让我感觉有点意外。因为我讲的时候可能是随意地说出自己的感受,没有很多思考。但广泛的关注总有它的原因。也许,这个时代人和人之间总是有疏离感,而生命的所谓“意义”常常是不确定的,这会给很多人带来生活压力。而我说的东西,让读者感到抚慰。

讲《春江花月夜》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月亮这个核心意象。中国古诗词里面写到月亮的很多,比如说“少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是天体中与人类最亲近的,它成为宇宙中的永恒无限与短暂生命之间的纽带。在不可知的宏大无限的宇宙空间,月亮似乎是宇宙的使者,我们能够感受到,古诗中的月亮,让宏大的宇宙和生命个体之间发生了亲切的关联。

那么,“不知江月待何人”,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江月到底在等待什么人?答案是:等待每个有意义的生命。

我试图这样来阐释:每个人对世界都是重要的。因为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存在,并给出这个世界的意义。世界因为你而美好,因此你就是世界等待的人。很多朋友从这里获得启发,并对这个原本是隔膜的世界产生一种亲切感。

中华读书报:您是复旦大学校内及B站上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文学主讲人之一。前段时间您和小诗人姜二嫚的诗歌对话视频发布后,吸引600多万抖音网友观看。成为“网红教授”感受如何?

骆玉明:首先,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方便。有时在家里写文章需要查资料时,到书柜里翻书不如上网方便。现在好的学习网站很多,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至于“网红”,并不是我喜欢的东西。我上B站是一群朋友怂恿的,包括我的微信公众号,也都是他们帮我操作,我自己花的精力不多。本来想试一试也罢,不好玩就不玩了。后来发现好多朋友的留言非常认真。也就是说,我讲的东西有人很仔细地听,并且很认真地提出问题,这是很好的交流。所以我现在是比较认真地参与,觉得在网上给大家讲课也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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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提倡大家多读诗,必然先提出读诗的好处。读诗有哪些好处?

骆玉明:我说三条:一是让现代中国人更好地理解个体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关联;二是使我们的人生情趣得到熏陶;三是从古诗体味汉语最为精致、细腻且丰富的表达。

比如我们读李白。形容李白最好的词就是飞扬。杜甫也说他“飞扬跋扈为谁雄”。现在用“飞扬跋扈”是贬义词,杜甫用它就不一定是贬义词。李白诗歌里也有庸俗的东西,有很多焦虑。但我们读李白的诗更多地关注什么?关注诗歌里创造的美好意境、美好的生命的形态。人有一种向往,希望我们的生命状态是自在的、飞扬的、超脱的、安静的……诗歌提供美好的生命空间,承载了这些渴望。因为诗的存在,当我们从诗的世界回到现实,就有了反省的能力。诗的好处,不仅让诗人,也让读诗的人,有能力更多地克服人性的局限。“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这是常话。低头也是难免的。但总不能处处低头丧气,有时候头抬一抬也就过了,还能拿你怎么样,于是就轻快一点、飘逸一点。古诗词中表达的生命哲学,对现代人也可以成为平复心灵的精神空间。我想这就是读诗的好处,读诗可以克服我们身上的很多弱点,让我们活得更单纯、简单一点。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读诗的三种状态,这三种状态必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骆玉明:三者之间有进展吧,不是那么死板。我说的第一种状态,比如说小孩子背古诗,是把诗当作一首歌谣,摇头晃脑很开心。但长大了对此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很多小孩长大了就会把原来背熟的诗忘掉。

所以需要有第二个阶段。一首诗,就是以尽可能完美的语言形式,封存了诗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而后人去解读它,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对象。读诗是一种体验式的认知,是一种创造。你“唤醒”诗人,和他对话,同时你的情感和经验在这首诗里得到了验证。诗因为你的介入,绽放新鲜的花朵。所以,诗歌很难形成固定的、规范化的结论。

第三个层面要复杂得多。诗歌的形成,不仅有作者的力量,还有更深广的背景和复杂的历史条件。这种因素有时作者自己也未必清楚。就像我们使用一个语辞,未必明白语辞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读懂一首诗,需要调动很多资源。比较典型的例子可举汉乐府民歌《陌上桑》。这首诗很多学者解释不清,自相矛盾。为什么?因为它所包含的信息必须放在整个诗歌母题的演变中解读,首先需要跟“秋胡戏妻”的故事相对照。这时,用来解读诗歌的知识背景越是广大,作品的内涵就会呈现得越是丰富,诗歌就会显示更多的光彩。这是更高的层面。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歌解读总是和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比如关注到古诗中如何对抗焦虑的问题。

骆玉明:准确地说是和人的生命感受结合得紧密。不要认为古人和今人、外国人有多大不同。人活在世界上的根本问题就是那些,只不过怎么去发现,怎样去对待,怎么去表现,有很多差异。

比如陶渊明,与世无争的豁达是他的人格辨识度,但其实他是很焦虑的。他经常在安贫乐道和放弃原则去追求荣华富贵两个选择之间纠结,所以他会写“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这句诗里的“常”字很微妙,诗人不是一时想不开,他时不时就要动摇的。另外,陶渊明也像很多家长一样,为了儿子学习的事焦头烂额,他的几个儿子都不太肯读书,他就很烦恼,写了一首《责子》,“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很无奈。还有,最让他焦虑的是“生死”,他的诗涉及死亡的内容,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多。

陶渊明从来没有躺平。他在南山积极种地。种地是严肃的人生追求,是踏实的生命体验,人在土地上的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真实性。陶渊明通过种地,表达政治态度和人生选择。他不是消极的人。躺平是很无趣的,取消了生命的可能性,不值得欣赏。无论陶渊明还是李白,读他们的诗都不能忽视他们诚实流露的“世俗”一面。诗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诗首先容纳了现实,继而提供了更美好的生命空间。从魏晋名士到大唐豪杰,中国古诗词所承载的动人意境绝不是逃避主义的,他们的创造至今有真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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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的阅读经历很让我意外,小时候居然读了那么多翻译小说。

骆玉明:大概小学四年级以后我就开始读翻译小说,上课也看,很多课业荒弃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能找到的我都看了。

翻译小说给我们带来不同的世界,在翻译小说里面有很宽阔、很宏大的东西,能从中看到不同的历史与社会面貌,对生活不同的理解。我们需要热爱自己的文化,热爱自己的经典,但是不能够狭隘。翻译小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意义非常重大,使我们对人生有了比较复杂的理解和思考。

读翻译小说也有阶段性的变化。一开始喜欢雨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比较浪漫,感情比较充沛,雨果本身就是诗人;接下来喜欢写实的,像巴尔扎克、左拉,但巴尔扎克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粗糙;再往下喜欢福楼拜,俄国是托尔斯泰,最后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再往后就没有更喜欢的作家——因为他写得很压迫人,写得最有力量。

中华读书报:无论阅读小说还是诗歌,都和生命阶段有关?

骆玉明:古人对汉魏诗歌评价很高。汉魏诗歌看起来比较古朴,有些甚至粗糙、简单,我年轻时不喜欢,年龄大了也喜欢了;年轻时候喜欢李白,岁数大一点特别喜欢杜甫。杜甫是比陶渊明更为真实亲切的诗人,他更具体地写出了人生的责任和关怀。杜甫人到中年仍郁郁不得志,他写《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白描了一个低级官吏极度落魄的生活:他路过骊山,远远听到皇室和高门贵族彻夜笙歌,而他寒夜行路,“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冷得手指都僵了。私人生活的巨大不幸还在前面等着他,“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他的孩子在兵荒马乱里饿死了,何其悲惨。然而即便深陷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个人悲剧中,杜甫想到了比他更痛苦更无助的人们:“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这是对人间有大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因为这份爱的襟怀,让杜甫写出了“三吏”“三别”这些伟大的作品。我在中年时读懂了杜甫,如今年过七十,每每朗读杜甫作品时,仍会忍不住心酸落泪,在杜诗里,我们能前所未有地感受到,诗词的灵魂在于爱别人的能力,有能力去爱别人,这样的人生和这样的作品,才是充实的。

中华读书报:读了那么多翻译小说,会下意识地比较版本吗?

骆玉明:没有那个能力,不过有一点粗浅的感觉。读傅雷翻译的作品会感觉很顺,汉语化的转换很成熟。有些翻译作品也很难读。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我真的读不下来。鲁迅认为汉语的语法结构太松散,他故意直译,目的是希望把外语里复杂的语法在汉语中表达出来,但是我读不下去。初中没毕业去崇明岛农场种田,读小说的机会越来越少,都是要靠地下流传,有时候常常没有机会,只好读古诗。从来没有人教我,我却莫名其妙地喜欢上古诗词,这也有时代的压迫。因为想到小说不耐读,我在下乡前拿一箱小说换了一本解放前铅字排印的《唐诗别裁》。

中华读书报:能说《唐诗别裁》是您读得最多的书吗?

骆玉明:没书读的时候就把《唐诗别裁》拿出来翻,所以读的遍数多,但不表明能读懂。这本《唐诗别裁》在我生活中起的作用很大。

那个时候,我做过几件值得纪念的事。一是和朋友们一起编过一套《中国历代古诗选》。在一所中学的阁楼上,利用印传单的油印工具,把能找到的古诗词选本杂七杂八地汇起来,编了六本,包括《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三百首》《宋词选》……这套书也许还在,将来或许有资格送进什么博物馆。

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诗词格律》《汉语诗律学》我都看过,还做过笔记。在农场时还写过古诗,后来没再坚持。写古诗要非常熟悉诗韵,熟悉格律,因为古汉语的读音和现在不一样,很多字在日常语言里分辨不出来。我们没有这个功夫。从小没有受过很好的训练。当然应用能力还是有的,写过一些以后,读诗的感觉不一样,判断古诗好坏的能力还是有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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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您曾和贺圣遂合写过《徐文长评传》——是您的学术生涯中唯一的评传吗?

骆玉明:关于这本书,还有件有趣的事情。我曾经跟王运熙先生读书,大概1984的时候,我对先生说有家出版社约我写《徐文长传》,王老师听了很吃惊,他停下来慢慢说了一句话:“还是要好好先读书。”我不服气,没有听老师的话。这本书在1986年出版。后来想起来,应该听老师的话才对。

中华读书报:《徐文长评传》对您是有特殊意义的。

骆玉明:这是我和贺圣遂的第一本书。虽然不成熟,有不少缺点,但还是有它的价值吧。对徐渭家世与生平的比较深入的考证,就是从我们这本小书开始的。对明中后期的社会变化、徐渭的思想特点与文学成就,我们也发表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新鲜的看法。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学术训练。写完后,我对自己的学术能力稍稍放心了,觉得自己可以干这一行。

中华读书报:您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受到哪些名师的影响?

骆玉明:在求学阶段和留校成为青年教师的阶段,由中文系和古典文学教研室安排,我先后跟随过好几位老师,依时间先后,包括王运熙、朱东润、陈子展、刘季高、章培恒,跟陈允吉老师也有较多来往。跟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都对我有教导。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来复旦开会,问起我的“师门”,我把这些老师的名字报给他,他大吃一惊,说了一句:“你真幸福。”

这些先生风格不一样。比如王运熙先生,循规蹈矩,一板一眼,有一套完整的训练经验,这种经验能培养很好的学者(我不听话,所以不包括我);还有一种类型是海阔天空,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标准。像章培恒先生,他对别的学生很严格,但对我反正管不住,就是海阔天空,能激发我想很多东西。还有朱东润先生,我内心非常亲近,他具体教我只有半年,但从老先生身上,我知道了什么叫读书人。

我是不大守规矩的,不能被绑着学。如果老师提问题时,有个预设的正确答案,我一般会给他错误答案。反正我对预设答案的教育一概拒绝。

中华读书报:这样的性格特点,您当老师的时候怎么教育学生?

骆玉明:我跟学生说,选我的课来不来没关系,听不听讲没关系,悉听尊便。而上课的内容,第一,我不保证我传授的知识是正确的。但能保证一点,我保证讲的东西都思考过,我是很诚恳地上课;第二,我上课讲的都不是考试的答案,要考的东西在书里,自己去看好了;第三,我说的东西无论对错,对你是有用的,判断它对或不对都要思考,反对我的人是可以得高分的,反对就说明你思考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这样的,读书应该让所有人有自由发挥的机会。当然也有基本的学术训练,基本规则还是要学的。

我很赞同胡适讲的:文史类的大学应该是一所图书馆。大学唯一要做的就是保证有最好的书,然后把想要读的人挑进来读书。如果还不好玩,再找几个老师坐在台上值班,同学有问题去问一下。这样就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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