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E.T.A.霍夫曼（1776-1822）是一位“多面手”：他不仅是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也是画家、男高音歌唱家和乐队指挥。照托马斯·曼的看法，霍夫曼堪称十九世纪唯一具有欧洲（世界）声望的德国作家，其作品对后世文学艺术影响深远：舒曼的钢琴套曲《克莱斯勒偶记》直接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名歌手》取材于他的中篇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轻歌剧《霍夫曼的故事》素材源自他的《沙人》等四部小说，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的歌剧《卡地亚克》（Cardillac）取材于他的历史传奇《斯居戴里小姐》。当然，流行最广的是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改编自他脍炙人口的童话《胡桃夹子和鼠王》。至于霍夫曼的文学崇拜者，则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徒生、巴尔扎克、狄更斯以及大洋彼岸的欧文、霍桑和爱伦·坡等一众名人。

霍夫曼生年不满半百，但他的文学成就相当惊人。除了上述作品，他的代表作还有《侏儒查赫斯》《魔鬼的迷魂汤》《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布兰比拉公主》等，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上乘——其构思之精巧，想象之奇崛，即便与现代（乃至后现代）作家相比亦不遑多让。以《布兰比拉公主》为例，波德莱尔认为它是霍夫曼最完美的作品；而海涅则宣称，谁读了本书而不失理智，“谁就没有理智可以失去”。德国文史大家里卡达·胡赫（Richard Huch）在《浪漫派盛衰记》（Ausbreitung und Verfall der Romantik，1902）中盛赞霍夫曼：“通过深入观察心灵的阴暗面，创作了许多源自心灵的奇妙事物。”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则将“鬼才”霍夫曼的“志怪小说”与中国古代作家进行比较——或据此将这位德国文学史上“仅次于歌德”的二号人物称为“德国的蒲松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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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卡夫卡一样，在大部分时间里，霍夫曼的公开身份是普鲁士（帝国派驻波兰）司法机关的公务员。他时常抱怨自己“被拴在司法的车轮上”——他在日记中声称，自己的生活分为音乐和法律两个部分：前者是出于热爱，后者是为了营生。他也曾在信中对朋友说：“工作日，我打官司，最多再玩会音乐；周日，我白天画画，晚上写作，写东西实在好玩，我能一直写到凌晨。”毫无疑问，年轻时候，音乐是他最大的爱好：“如果我可以自己做主的话，我将成为一名作曲家，我本来抱着在这个专业里大干一场的希望。”事实上，他对巴赫、尤其是贝多芬（二人当时名声未著）音乐现代性的理解——他视贝多芬为“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作曲家——远远超乎他所处的时代。霍夫曼本人创作的歌剧及管弦乐曲独树一帜，同时他在报刊文章中所使用的颇具现代意味的音乐词汇日后也成为“范式”，使得他成为浪漫主义乐评的先驱。1813年，霍夫曼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声音无所不在，但言说精神世界更高级语言的旋律只存在于人的心中。”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才是“所有艺术中最浪漫的……这是唯一真正浪漫的艺术，因为只有无限才是它的模型”。这一观点对后世文艺家如叔本华、瓦格纳及尼采皆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德国著名作家萨弗兰斯基（Rdiger Safranski）在《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一书中所言，若是有一个人，在生活和创作中最接近于浪漫游戏者的理想，那此人必定是霍夫曼：“他做事——写作、公务、作曲——非常认真，但几乎总是带有顺便的轻快。”据说名作《沙人》，就是他在赴柏林高等法院参加一个无聊的会议期间构思而成。勃兰兑斯也声称，霍夫曼如他笔下短篇小说《金罐》里的那个档案管理员林德霍斯特——白天是户籍官，夜晚是一条火蛇——每当动笔之际，他心里一定涌现假模假式的官场生活和自由的夜生活之间奇妙的对照：“在白天，作为奉公守法的刑事法官，他严格摒弃一切有关情绪和审美的考虑，而在夜晚，他则成为广阔无垠的想象之国的国王”，过着无拘无束、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活。霍夫曼晚年有一部小说《双面人》（Die Doppelgänger，1821），正是这一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霍夫曼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1806年——当年拿破仑率领法军攻占华沙，身处华沙的所有普鲁士官员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宣誓效忠拿破仑，要么一周内滚出华沙。霍夫曼选择离开，此举虽然颇能彰显气节，但也意味着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必将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他原本以为可以靠才华吃饭，结果却发现：“我整个人身心俱疲，到头来身子垮了，却一个子儿也没捞着！我也不想跟你诉苦。五天就吃了几片面包，我以前可从没这么惨过。只有你会帮我……不然天知道我要变成什么鬼样！”（致老友特奥多尔·戈特利布·希佩尔书信）

失意的霍夫曼只能寄情于酒精和尼古丁。他的上级、普鲁士警察总监舒克曼（Friedrich von Schuckmann）发现他时常烂醉如泥，于是斥责他为“一名酒徒”——他工作的目的“主要是为满足他的酒馆生活方式”。这一评语大抵中肯，然而却激起霍夫曼的满腔愤慨。他开始业余创作漫画讽刺上司以泄愤，结果遭到内部纪律处分——直到他去世时才得以中止（但并未撤销）。当然，目无尊长、诽谤上司只是表面文章，霍夫曼遭受惩处真正的原因是他在“雅恩审判案”中“不听招呼”，自作主张，明显触犯体制内之“大忌”。

1819年，普鲁士政府疯狂镇压各地蜂起的学生运动。霍夫曼作为“危害国家集团审讯委员会”一员，负责审判学生运动的“幕后推手”——德国“体操之父”雅恩（Friedrich Ludwig Jahn，1778-1852）。霍夫曼刚直不阿，在向政府提交的书面报告中建议无罪释放雅恩，因为对他的起诉毫无根据。不仅如此，霍夫曼还受理了雅恩对内务部长坎普茨（von Kamptz）的“反诉”——控告后者滥用职权，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由于普鲁士国王出面干预，霍夫曼被迫辞职，但仍因牵连此案而遭受政治迫害。后来，霍夫曼在名作《跳蚤师傅》（1822）中巧妙利用司法审讯记录，对普鲁士反动当局残暴专制的警察统治进行猛烈抨击——作品中的枢密顾问正是对现实中坎普茨的影射。

由于嗜烟成瘾，霍夫曼晚年不幸患上食道癌，癌细胞扩散到他的脊柱四周，致使他日渐瘫痪。霍夫曼的医生朋友决定在他身上进行实验（病人也欣然同意），采用所谓“烧灼法”在霍夫曼身体脊柱两侧各烧出一串小洞，试图重振其精神。此法令他饱受折磨，而效果适得其反，不久他便在痛苦中死去。这一令作家致命的医学发明唯一“可取之处”，或许在于它为《侏儒查赫斯》（1819）提供了创作灵感。

二

比《侏儒查赫斯》晚一年问世的奇幻小说《雄猫穆尔的生活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现实生活：故事主人公穆尔是霍夫曼收养的宠物猫——穆尔无意中发现一部记载乐队指挥克莱斯勒生平的手稿，于是一丝不苟在背面写起了自传，而印刷工人收到的就是这样一部“双面稿”。不用说，故事中的乐队指挥，显然是霍夫曼本人的“化身”。早于巴赫金一个多世纪，本书的复调结构引人注目：雄猫的得意洋洋与音乐家的颓唐丧气恰成鲜明对照。雄猫穆尔的生活感悟与乐队指挥的生平传记，看似毫不相关，事实上却是作者的苦心经营——现代小说家时常采用的双线或多线叙述结构，霍夫曼早已娴熟于胸。

乐队指挥是霍夫曼以虚构角色的形式创造出的另一个自我（克莱斯勒在他的若干故事中反复出现，有时甚至对作家创作意图及情节安排指指点点，颇具“元小说”之意味）：一个天赋过人但遭人误解的音乐家。面对老于世故、浑身散发市侩气息的雄猫穆尔，他简直像天真而怯懦的少年。穆尔凭借音乐家自传，摇身一变成为当红作家，属于社会“成功人士”，而音乐家本人却因曲高和寡、不肯媚俗而被时代弃之如敝屣。

本书是霍夫曼对肤浅和鄙俗的时代以及“庸众”绝妙的讽刺——在他看来，歌德无疑是德国市民阶层（“庸众”）最典型的代表，而本书也是针对歌德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威廉·迈斯特的学徒生活》所做的滑稽模仿。歌德的主人公在接受教育后以文化人自居，目空一切，成为有教养的市侩——文化艺术不过是他们跻身上流社会的敲门砖。例如歌德本人便凭借诗艺在魏玛公国担任枢密顾问，后晋封贵族——在霍夫曼眼里，其媚态可掬，近乎小丑，唯志得意满的雄猫穆尔之神态差可比拟。霍夫曼对歌德深恶痛绝，一方面不齿其为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艺观相左。歌德曾将霍夫曼小说贬斥为“一位遭受病痛折磨之人的病态作品”，甚至宣称这类作品无需劳烦评论家动笔，只消将作者直接送入疯人院即可。

霍夫曼的反击只有短短一则讣告——1821年，雄猫穆尔病故。次日，霍夫曼在朋友圈广而告之：“那些认识这位已故青年的人，那些曾目睹它走过美德和正义之路的人，将以沉默来评判我的悲痛，并以沉默来对此表示尊重。”这一讣告亦庄亦谐，既是对现实生活中宠物的哀悼，也是对假想中的论敌辛辣的嘲讽——在现实和想象的“中间地带”找寻文学创作的空间和灵感，这是霍夫曼的一大发明。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曾将霍夫曼和另一位浪漫派代表人物诺瓦利斯（1772-1801）进行比较：“霍夫曼是个魔法师，他可以把人变成野兽，甚至变成普鲁士王家宫廷顾问；他能把死人召出坟墓……霍夫曼作为诗人要比诺瓦利斯重要得多。因为诺瓦利斯连同他笔下的那些虚幻的人物，一直漂浮在蓝色的太空之中，而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

需要指出的是，歌德不过是霍夫曼泄愤的替罪羊——后者真正的靶心乃是扼杀进步思想的普鲁士反动政府，以及在爱国主义名下甘愿被奴役的德国小市民：他们思想刻板，行动僵化（“活像一台机器”）；他们千人一面，毫无个性可言。霍夫曼在小说集《谢拉皮翁兄弟》中刻画了一系列灰色的、扁平的小市民形象，将他们那种褊狭、怯懦的心理和庸俗、谄媚的生活态度暴露无遗。当然，相对于庸庸碌碌的小市民，霍夫曼一直认为王公大臣、枢密顾问之类大人物更难辞其咎——他们才是造就沉闷和肃杀氛围的罪魁祸首。这类人物的典型便是“侏儒查赫斯”。

三

《侏儒查赫斯》曾经被归入“童话小说”（或“艺术童话”）一类，其创作背景是法国大革命及王政复辟时期德国社会的全貌：一方面是变本加厉的高压统治，一方面是落后衰朽的社会现实。霍夫曼借助于一个传奇故事向读者展现了他自己想象（或幻想）中的怪诞世界——小说人物既有贵族、平民，更不乏仙女、法师，小说氛围诡谲，魔法、巫术比比皆是，然而正如作家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整仓库荒唐鬼怪的东西也无法组成故事的灵魂，故事的灵魂是借生活中的某些富有哲理意义的现象组成。”

小说主人公查赫斯是个容貌可怖、性情古怪的侏儒，凭借仙女赐予的三根魔发，他开始以齐恩诺贝尔（Zinnober，德语意为“废物”）的身份招摇过市，将大学生巴尔塔扎尔的天才诗作（及其恋人的芳心）、提琴大师斯比奥卡的演奏技巧以及候补文官普尔歇尔的枢密顾问助理一职等悉数据为己有。此人不学无术，却能平步青云，并得到国君的赏识，最后竟当上枢密顾问、外交大臣乃至宰相（与歌德在魏玛公国的政治履历高度吻合），过上颐指气使、万众景仰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由于作恶多端，仙女收回金光闪闪的三根魔发，侏儒原形毕露，被国君罢免官职，同时遭到众人唾弃，最终抑郁而亡，淹死在自家浴缸之中——而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恰是此前国君为表彰他有“大功于国”而颁赐的金质“绿斑虎”勋章（Order of the Green-Spotted Tiger）。

在侏儒飞黄腾达过程中，无数人沦为他的垫脚石和牺牲品。巴尔塔扎尔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通缉、提琴大师被迫远走他乡、歌唱家被偷梁换柱后含恨而死、候补文官只能以自杀来保全名声，如此等等，但他们谁也不敢公然反抗，因为侏儒代表了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正如四处流亡的巴尔塔扎尔独坐树林中的一段内心独白：他憎恨一切加诸自身的不公对待——才华被埋没，作品被篡夺，恋人被抢夺——他发誓要报仇雪恨，铲除祸国殃民的查赫斯，可他却无能为力：黑暗魔法的力量太过强大，并非他一己之力可以抵抗。因此在他眼前，他只见到“无边的黑恶在蔓延”。

侏儒以一份词藻华美的宫廷“外交备忘录”获得超擢。依照国家惯例和授勋委员会建议，国君决定向他颁发最高等级的“绿斑虎”星型勋章——该勋章根据纽扣数量分成若干等级，对国家贡献越大，纽扣数量越多——其顶配为“二十枚光灿灿的金纽扣”，然而，由于查赫斯“体形奇特”，如何成功佩戴勋章绶带及纽扣便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

最终，御用戏衣裁缝亲自出马，在侏儒前心后背分别植入支架，刚好可以悬挂勋章绶带和金纽扣。国君龙颜大悦，群臣拍案叫绝，戏衣裁缝亦获重赏（获颁两枚金纽扣的“绿斑虎”勋章，并被任命为“王家大化妆师”）。唯有侏儒叫苦不迭：勋章只是外表光鲜，他本人却不堪负累。正如后来御医在侏儒验尸报告中所言：“他的死不是出于物理原因，而是出于一种无法估量的深刻的心理原因。”侏儒最直接的死因，当然是胸前绶带上沉甸甸的勋章，以及后背上同样沉甸甸的金纽扣；尤其是后者，对脊柱神经系统十分不利——二者产生的压迫感，干扰了心理器官的各项功能。众所周知，侏儒必须穿戴整齐出席各类公务活动、参加枢密会议并发表演讲——作为国家荣誉的象征，尽管勋章压迫导致他呼吸困难，他也无力解脱，最终只能选择慷慨“为国捐躯”——肉体痛苦与精神亢奋之情交织，直至他的“神经系统和大脑系统完全失去协调能力，最终导致意识完全停止，人格彻底丧失”。因此，御医的结论是，在踏入浴缸的刹那，侏儒事实上已经死亡。

诚如海涅日后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神话》一诗中对德国病的针砭（“德国生了病，生了重病/肮脏、黑暗、绝望/成为一个看不见未来的国家/”），在《侏儒查赫斯》中，霍夫曼满怀极端憎恶的心情，以远较其他作品更为入木三分的讽刺，鞭挞普鲁士小公国各社会阶层——“疯人院一般的小朝廷，愚钝谄媚的小官僚，可怜巴巴的小市民”，死气沉沉，令人窒息。通过这样一幅社会全景图，霍夫曼揭示出以下真相：侏儒查赫斯固然可恶，而环绕他四周谄媚的朝臣、顺从的僚属以及沉默的庸众也同样可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不仅是侏儒的共谋，更是帮凶。

在故事结尾，查赫斯的府邸遭到民众围攻，他被迫以真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霍夫曼写道：“看，你看，这只大狒狒，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这是一个畸形的家伙，一个侏儒查赫斯！”不难想象，小说家心目中的人物原型，一定是个身形矮小、妄自尊大的小丑，当他披上华服、戴上冠冕之时，便自认为是欧洲（乃至世界）人民的救世主——歌德与之会面后曾吹捧此人是欧洲的救星（尊之为“半神”），霍夫曼却为此人在滑铁卢的惨败而拍手称快：世间从此又少了一个独裁者。

霍夫曼曾为他的小说《金罐》添加副标题：“一则现代童话”——事实上，照霍夫曼小说译者、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资深教授杰克·齐普斯（Jack Zipes）的看法，包括《侏儒查赫斯》在内的几乎所有小说，皆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