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4年2月的一个晚上，在伦敦临近泰晤士河的土耳其人头酒馆的一个房间里，聚集了八九个人，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直至夜深。这就是后来名闻遐迩的“文学俱乐部”的首次聚会。

(资料图)

达姆罗施的这本《重返昨日世界：从塞缪尔·约翰逊到亚当·斯密，一群塑造时代的人》（以下简称《重返昨日世界》）主要叙述这个俱乐部前20年的历史和核心人物。英文书名《俱乐部》（THE CLUB），副标题是“约翰生、鲍斯维尔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友人们”（Johnson,Boswell,and the Friends Who Shaped an Age）。中译出版方将书名易为《重返昨日世界》，或是希望在精神意义上回看那个世界，至少，对那个世界有所了解。

不妨将他们都称作“文人”

说这些俱乐部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时代殆不为过。早期成员中就有约翰生（文学、道德）、鲍斯维尔（文学、传记、日记）、伯克（政治学）、亚当·斯密（经济学）、吉本（史学）、雷诺兹（绘画）、大卫·加里克（戏剧）、谢尔丹（戏剧、政治）、歌尔德斯密斯（文学）等，其他人也是一时之选，在当时富有影响，熟谙社交和讨论艺术。这个俱乐部迄今还在，虽然已不再只是文人的交谊团体，俱乐部的作用在今天也明显不如过去。

遗憾的是，俱乐部的成员中没有休谟，因而也就没有了系统哲学的代表。约翰生不愿意见休谟，他们两人的分歧主要在宗教信仰上。休谟在晚年所写的一篇简略自传中，没有称自己为哲学家，而称自己为“文人”（man of letters），我们也就不妨将所有这些人都称作“文人”。过去对人文领域的确也不像现在分得如此之细。

这些文人的认知、思考和表达能力高于众人，当然，在他们内部，这些能力本身又表现出许多差异。比如有些更重视文字，有些更重视言语。文字还是保留得更长远，尤其是那些专注于一两本巨著、反复修改和完善的作者，如吉本和斯密。他们在这个俱乐部里说话不多，但心中有数。

这个俱乐部的文人们，并非如雅各宾俱乐部那样同属一个阵营，也不存在明显的师承关系，而是一些文人学者自发的互相交流。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参加的饮宴庶几近之，但它又比那些饮宴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规则性，当然它也不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18世纪的英国社会有了很大的自由和宽容的氛围，有了法律的保障，思想文化也还没有和政治紧密结合，更没有和大众结合，而就在自己的圈子里繁荣成长。他们也没有形成各个持久固化的阵营，还互相欣赏和重视对方的思想和文字，惺惺相惜。

为了寻求欢乐而来

生活在欧洲的近代早期文化人和知识者是幸运的，生活在英伦三岛或许更加幸运。英国先有莎士比亚、培根，继之是弥尔顿、霍布斯、洛克等；进入18世纪，则是进一步的思想革命含苞欲放，工业革命蓄势待发；到后半叶，技术革命大爆发，从边陲之地成长壮大起来的一个老大帝国日显峥嵘。的确，这还不是一个技术经济和现代文化全球怒放的时代，但当其怒放之际，转眼也就到了里尔克1902年所描述的晚秋“落叶纷飞”。

18世纪英国的思想者和文化人，引人注目的除了他们个人的创造力，还有他们的密切交往和联谊，其中一个主要的活跃机构就是他们的俱乐部。当时的英国，还有其他的人文俱乐部，还有著名的以科学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为主的月光社，甚至有女性的“蓝袜”圈。

中文对“club”的翻译“俱乐部”颇得其趣，参加俱乐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寻求烦恼而来，而是为了寻求欢乐而来。这种欢聚的直接目的甚至也不是为了交流思想，而就是寻求放松和快乐。当然，高水平的思想交流、才华的互相欣赏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有俱乐部的门槛做保证——所有新成员的加入都需要全票通过。

俱乐部的起始就是其主要发起人雷诺兹为解救约翰生的抑郁，想让他快乐起来。约翰生自小就病恹恹，又曾几度严重抑郁爆发。那时也正是他编完《英语词典》之后的一个空档期，但也是一个空虚期。他陷入了一种身心俱疲、心灵重压的状态。

人是社会的动物，但人们又常常是疏离和孤独的。一个人具有一种作为人的普遍性，但也承载着许多特殊性，从民族性、阶层性、地域性、职业性一直到个性。人性在一个真实的人那里的组合极其错综复杂，表现极其多样，心灵的深度沟通殊为不易。但是，即便是很能忍受孤独的人，也还是会有一定的交往愿望。人需要欢聚、需要友爱，这也是人性之所需。这就需要寻找，还需要幸运，也需要时代和社会的一些条件。而令人安慰的是，在个性很不同的人那里，有时也能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764年对约翰生来说是幸运的，先是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后来他又结识了富有而聪颖的思雷尔夫妇，经常住在他们的家里。约翰生虽然常常看来神情严肃阴郁，行为也自律严谨，但其实也有渴望欢乐的一面。他宣称：“小酒馆里的椅子是人类欢乐的宝座。”“那里的葡萄酒使我精神振奋，激发我侃侃而谈，与我最喜欢的人展开话语的交流。我会武断地提出观点，也会遭人反驳，而正是在这种意见和观点的冲突中，我找到了乐趣。”

哲学等学问在常人看来似乎和欢乐不合，在有些哲学家那里也的确不合。有一个段子：有一天约翰生偶然遇见了他在牛津读书时的老同学爱德华兹，爱德华兹说出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你是哲学家，约翰生博士。我年轻的时候也试图成为哲学家；但不知道为什么，快乐总是闯了进来。”爱德华兹可能看错了人，正如作者所言，尽管约翰生经常显得严肃而忧郁，他其实是喜欢作乐逗笑的。

和这样一些人的聚会怎么能不带来欢乐？他们的个性虽然色彩斑斓，性格独特鲜明，但基本信念和观点还是大致相近，尤其是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虽然也会大声争论，但也会有幽默的自嘲和化解，或者同仁的缓和与劝解，过后也都会释怀。他们往往在临近对抗时点到为止，且实行一种保密规则：不将私人谈话公诸外界。他们肯定会在这种言谈交往中互相得到思想和知识的收获——但无论如何，他们首先还是寻求放松与快乐，至于获益，那只要保证参加人员的素质就可以了。

核心内容是两人的友爱

构成该书核心内容的还是鲍斯维尔与约翰生两人的友爱。两人深厚的友谊从第一次见面开始，持续了21年，直到1784年约翰生去世。作者写道：“有人说，约翰生在他（鲍斯维尔）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人：他所需要的正是约翰生不能不给予的，而且他这种人性的需求几近疯狂’。其间，鲍斯维尔一直仰赖约翰生，向他寻求建议、鼓励和关爱，这些东西正是（他的父亲）奥金莱克勋爵从未给予他的。从他们的关系发展而来的那部伟大传记代表了‘一个巨大的人性弱点对一个伟大的人性优点几乎不自觉的致敬’。”

这样两个人的个性却是多么的不同：“鲍斯维尔是浪漫主义者，幻想领主与佃户之间存在封建式的情感，而约翰生则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约翰生坚持理性和自我控制，而鲍斯维尔则沉浸于冲动的‘感性’，只要有机会，就会及时行乐。约翰生追求他所谓的‘宏大的一般性’，而鲍斯维尔则追求特异性和刺激的细节。”

这种不同特别表现在对待欲望的态度上：约翰生对待欲望是严格自制的，尽管他也有强烈的冲动和生理需求，但是，他不容许自己放荡和出轨。给予他自制力的大概是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其中也包括一种恐惧。而鲍斯维尔在情色方面则几乎是完全放任的，他在自己日记里的这方面记录也相当坦率和详尽。虽然他事后常常悔恨，但他控制不了自己。

无论如何，作者写道：鲍斯维尔稚童般的自我中心主义、自我满足、自我放纵是约翰生决不允许自己拥有的品质。虽然约翰生像父母一样呵责他——鲍斯维尔确实也希望他这样做，他还是基本接受了甚至喜欢鲍斯维尔的本来面目。鲍斯维尔古怪的幽默、热情和社交魅力总能让约翰生精神振奋；约翰生也知道，鲍斯维尔向自己寻求意见和安慰是完全出于真心的。而鲍斯维尔对他的门徒般的极度崇拜估计也还是让他很受用。

旅行常常很能测度和考验友情与爱情的关系。鲍斯维尔和约翰生曾经结伴到苏格兰以西群岛旅行101天，到旅行结束时，两人的亲密关系和相互尊重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鲍斯维尔说：从他的角度来看，在这段经历里，“一人开始认识另一人不寻常的才赋和偶然出现的缺点，最初他把这个人当作偶像来崇拜，最后当作朋友来喜爱”。

在俱乐部的所有成员中，乍看起来，几乎没有哪两个人比这两个人更不同的了。他们出身不同，年龄相差31岁，甚至身材相貌也构成强烈的对比，性格的差异尤其巨大，但他们却成了最好的朋友，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是思想和才华的吸引？是恰恰对自己所缺少的东西的弥补？这样也就构成了一种互补。

鲍斯维尔逝世前写出了一部传记杰作《约翰生传》。这可能也是他唯一多年耿耿于怀、坚持不懈、最终还是在一种艰难困境中完成的作品。仅这一部作品就可以让他名垂久远了。麦考莱说这是一个傻瓜写的伟大作品。但这不大可能。作品和作者不会如此分离。这部传记也不仅仅是因为传主而伟大。

鲍斯维尔之前，就已经有两部有关约翰生的传记类书出版，此后的传记也是层出不穷。但鲍斯维尔的传记的地位已然不可撼动。现在达姆罗施的这本书又为这一传记事业增添了光彩。它搜罗材料甚富，选择亦精，也不强加己见，另外还配有许多精美插图，值得推荐阅读。笔者最后说明一下：约翰生（Johnson）在该书中译本里被译为“约翰逊”。我踟蹰再三，还是改成了另一个译名“约翰生”，以便不与许多的“约翰逊”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