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水而居是人类共有的源头经验。尽管这一点已经无需我们再反复践行，但水的存在依然随时提醒着我们这段历史，是它也只有它才能将人类吸附聚居在周围并形成了由古至今的生活形态。城建史上一个通行的例证是，几乎所有城市中心都会有一条江或者河——很多还不止一条，将城区一分为二为三甚至为四。在划分而又连接两岸、三镇、四区之间的部分游移穿行空间时，虽然我们很难意识到，但一个又确切存在着的事实是，在那些或急或缓的流水以及静水之上，或疾行或停靠的船只，或斜拉或悬吊的大桥，也就是人类逐水历史最好的纪念碑。

就此而言，武汉无异为城建史提供了某种典范例证。长江和汉水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三，或者说，各个时代的先民们分别在三处地块上聚集下来，繁衍生息，迭代至今，使它们得以成为三镇，以超稳态的三点结构将这座城市的基本形状固定下来并拱立成今天的面貌。时至今日，尽管三镇居民集聚史的脚步已经放缓，或者被以更复杂的现代形式所替代，不过江分三镇的格局始终还是这座城市最宏观的视觉标记——无论是从飞机上、地图上观看，还是借助于连接三镇的众多方式去实地体验，这一点都会成为这座城市给你带来的最显明的印象。

不过，自从新世纪的某个时间点开始，江河和我们的关系似乎就不再那么密切了——尤其是在高速的陆路客运和航空客运几乎完全取代了缓慢的水路客运之后，尤其是在发达的现代城市生活几乎完全取代了早前的乡村生活和小城镇生活之后，这一点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资料图)

就武汉来说，相比于早期先民们的逐水而居、临水筑城、靠水吃水，无论长江还是汉水都成了一种景观化的存在。事实上，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曾经十分熟悉的那种开船渡客、驾船捕鱼、洗衣洗菜的画面，也早已成为了消逝不存的历史记忆——即使是在郊区和农村，也早已难得一见了。是的，长江和汉水一直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地理中心和事实中心，不过现在却已然成为了记忆中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仅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印象式的一部分，而不再是切实生活的一部分——这当然是现代生活带来的翻覆之变。

时至今日，仍然还和这两条江保持着往日关系的，应该是朝霞中的那些晨练者，尤其是夜幕下的那些散步者。晚饭后，他们走出家门，来到江边，走在江堤上，或者下到江滩上，奔流不息的江水就在他们眼前——望着江边那些泊停多年的趸船，江中心那些往往来来的运石运沙的货船，或者那些灯火通明、游客满舷的游船。看着开阔的江面——江面上那些破碎又合拢的灯火，吹着和煦的晚风，这种大尺度的空间格局会让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中放松下来，产生某种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而并肩而行的同伴和对岸的璀璨灯火又会加持他们的幸福感。

事实上，南来北往那么多年，我还几乎没有见过哪座城市会像武汉这样拥有那么多的江滩、江堤，这固然是出于抗洪防汛的需要，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未尝不是出于把渐渐离水而去的人们再次送到水边的需要——他们当然还有对城市仅剩下来的这点儿“自然”的需要。

不过，就和水的关系密切程度来说，对水的这种远观还仅是一种视觉参与，一种最大众最普遍最浅表层次的参与，或者说一种与逐水而居相比已经“退化”了的参与。或许只有那些游泳爱好者，还在以触觉方式追溯着人类的共有源头经验，实现着与水的紧密结合，实践着与江河的肌肤相亲——而连续举办多年的、已成为武汉名片的“渡江节”，无疑更以活动的形式为这座城市里的人们与水的紧密结合形成了某种制度保证。事实上，平日里在长江和汉水里的游泳者众多，如果留意的话，无论寒暑，也无论早晚，我们几乎每个时段都可以在江水中发现他们载浮载沉的身姿，他们成群结队地游过去又游过来，一如他们身边的那些鱼类。

当然，与水保持亲密接触的还有那些垂钓者。作为一个江、河、湖众多的城市，武汉一直都是钓鱼人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长江两岸，汉水两岸，经常坐满了形形色色的垂钓者。他们中间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更多的是一些上了年岁的老人，有时甚至还不乏女性，他们雕塑般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水面上的浮漂，一根鱼竿就可以让他们在岸边坐上半天一天，第二天又是如此，第三天依然如此。如果可以，他们愿意一年四季每天都这么度过。

来到江边的还不止那些垂钓者，有时候也不乏与他们相反的另一种人。去年冬天里的一天，在平湖门水厂对面的岸边溜达时，一位跪下来对着江堤念念有词的老年人引起了我的注意。走过去之后我才发现，他刚才跪拜的并不是江堤，而是一只蠕动着的绿色网兜，是网兜里那些正在奋力挣脱的甲鱼。接下来，老者提着网兜一步步下到江边，又把一头的红绳解开，倒提着网兜将那些甲鱼一只不剩地倒进了江水中，并催促着它们尽快游走，直到最后一只甲鱼也游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老者才上岸而去——他提防的是不远处那些正虎视眈眈的垂钓者。

而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和朋友在长江边钓鱼时我还遇到过这么一幕。下午两点时分，我注意到一个背着双肩包的五六十岁的女性从堤坝上走下来，走向我们，又从我们身后走到那片空旷的沙石滩边缘，她在那里停下来，打开背包。几分钟之后，一曲嘹亮的《我从草原来》就从那边响了起来，正犹疑不解之际，我看见她伸了伸手脚，接着开始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起来，哦，一个广场舞大妈。一曲跳完，她又来一曲，接着又是一曲，她旁若无人地跳着——那片沙石滩上除了我和朋友也确实没什么人，沉浸在那些动作给她所带来的舒展中。

她明明可以在广场上跳，在小区空地上跳，或者在自家阳台上跳，但是她没有。她选择的是背着音响走出家门，走出小区，穿过熙熙攘攘的街头来到江边，来到那片还没来得及被淹没的沙石滩上，一个人对着空阔的江面和对岸影影绰绰的城市跳。她为什么跑到这里跳？

当然，跟《春江花月夜》里的意思比不上，她，一个广场舞大妈，肯定不是在体验什么“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亘古慨叹，或者“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的晨昏情思。然而一种深层的共通之处或在于，在这里，她无异是个体的或者最接近与个体的，一条江，一片天，一个人，这片沙石滩对她来说不但是一处跳舞的所在——在长江边独舞让她意识到了并结结实实地成为一个个体，这一点，她在平日的广场舞队伍里找不到，在子女渐长的、孙辈绕膝的家里找不到，在她对面的和她身后的那些密集林立的高楼里也找不到，而来到还没被江水淹上来的那片沙石滩上，望着缓急相间的江面伸展开手脚随心舞动时，她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