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同一座文学驿站，中西文化在此交融，新旧传统在此碰撞，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多元文化孕育了香港独特的文学生态——雅俗并举、五光十色、流派纷呈。

近年来，随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的战略重点，香港与内地的文化、文学交流愈发频密。粤港澳大湾区相关的文学峰会、高端论坛陆续召开，大湾区文学交流的平台也相继成立：2019年7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在广州成立；2020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在广州创办；2022年6月，“大湾区文学征文奖”活动开启；2022年7月，《明月湾区》在香港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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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联会会长潘耀明指出，作为国际文化港口的香港，未来将成为大湾区文学交流的重要枢纽。这扇文化之窗，不仅是瞭望大湾区文学的标本，也将给大湾区文学的发展带来更多想象的空间。

然而，不少人对香港文学的想象依旧停留在金庸的武侠江湖。今天的香港文学创作现状如何、生态如何？为此，羊城晚报采访了三位香港作家——潘耀明、葛亮与程皎旸及香港文学的研究者、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稀方——

潘耀明

潘耀明：在吵闹的酒楼举办严肃的文学讲座

自1957年随家人从内地来到香港，潘耀明已经在此生活了整整65年。这片土地滋养着他的写作，他也成为香港文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之一。

现在，潘耀明身兼多职，是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会长、《明报月刊》总编辑，事务繁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作，通常是在晚间。写得最多的是散文，仅用笔名彦火就出版了好几本散文集。

除了散文创作，潘耀明曾长期给报纸写专栏，高峰期同时写5个专栏，包括《文汇报》《星岛日报》等，“当时有写作的冲劲，也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文化界的待遇并不高；有段时间还会写电影稿评”。

这种状态并非潘耀明一人独有，潘耀明说，有段时间香港人的生活普遍比较艰苦，很多文学爱好者都是在工作之外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给多家报纸供稿以赚取稿酬补贴家用。

“哪怕是在今天，香港文学更多是在民间进行，缺少资源和平台。”潘耀明说，香港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创作群体——在大学教书的学者，因为这批人有着比较稳定的工作和相对丰厚的报酬，涌现出了不少优秀作家，如董启章、葛亮等人。

除了写作，潘耀明还是香港知名的编辑家、出版家、文学活动家。作为出版人，他参与过筹建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出版部；作为报人，他1991年接掌金庸亲自创办的《明报月刊》，一干就是27年。

据潘耀明介绍，早年间，香港的创作环境比较差，作家基本靠自己单打独斗。1988年，香港作家联会成立，会长是曾敏之、刘以鬯，二人先后去世，潘耀明接任。该联会经常举办文学讲座，曾邀请莫言、王蒙、白先勇、苏童等知名作家在香港开讲座。

由于缺乏场地，这些讲座往往在香港的酒楼举行，苏童还曾笑说潘耀明经常在吵闹的酒楼举办严肃的文学讲座。

潘耀明的一大心愿就是建立一座香港文学馆。2004年，潘耀明曾与饶宗颐、也斯、刘以鬯等逾30位文艺界名家共同发起筹建香港文学馆的倡议。潘耀明一直希望借助文学馆的力量，活跃香港文化环境，厚植香港文学土壤。

今年7月，推广大湾区文化文艺的刊物《明月湾区》正式创刊，潘耀明任总编。刊物主要刊登大湾区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评论作品，推介大湾区作家，搭建大湾区文化传播交流的平台。

潘耀明强调，香港是文化大湾区的一个重要枢纽，他十分期待香港文学能够在大湾区这个新的文学场域迎来新机遇。

葛亮

葛亮：在香港写作，平静、温和且充满力量

葛亮对香港这座城市的想象，在不断深入。他眼中的香港，是流动的，是现代的，也是传统的。

2000年，从出生地南京初到香港的葛亮，身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冲击。

两座城市之间景观与文化的碰撞、交融，激发了葛亮的创作活力，写下以南京为背景的《朱雀》《北鸢》等长篇小说。

《浣熊》是葛亮第一部写作香港的作品，此时他感受到的更多是香港的流动性：“张爱玲、萧红、戴望舒都曾与香港相遇，这座城市就像是东方的卡萨布兰卡，像是很多人的人生过往驿站，最终形成了人群的相聚和离散。”

住久了，葛亮逐渐发现香港传统的一面。“一提到香港，很多人就想到街头的霓虹灯，璀璨的都市夜景，像明信片一样的现代城市景观。但其实香港这座城市，传统的气息非常浓郁，与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从古老的节庆到日常生活中的场景和工种，都保留着传统的历史印记。”

香港所呈现出来的历史面向，与葛亮的写作趣味不谋而合。他开始挖掘这座城市的传统与历史，用文学的方式去呈现世人眼中的另一个香港。

《瓦猫》中的第二篇《飞发》是一个典型的香港故事，以理发师翟玉成的载浮载沉引出香港崛起的历史神话，行业的兴衰与匠人的经历背后是城市变迁的缩影，葛亮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追溯香港这座城市的传统风貌与历史。

通过对历史与传统的追溯，葛亮又发现了香港的岭南文化基因。近期他刚刚完成一部以岭南文化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燕食记》。沿着广东饮食文化的发展线索，揭开广式茶楼里“大按师傅”荣贻生的传奇身世，见证粤港两地的时代风云。

从《飞发》到《书匠》再到《燕食记》，葛亮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了香港与中华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切面，所以把粤港故事讲好，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重要前提。”

近年来，葛亮明显感觉到，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活动越来越频密：“这一点非常好，岭南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香港更是一个文学驿站，不同的文学在此相遇，这对于写作者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葛亮介绍，香港经常会举行一些文学节，还有每年一度的国际书展，平时也有作家讲座或论坛。在这里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大家互相交换经验，也会产生一些观念的碰撞，可以为写作者提供新的灵感和视角。

葛亮称，早期大家更为关注香港文学中流行、通俗的一面，比如金庸、梁凤仪等人的作品。“其实，香港也有很好的纯文学的发展脉络，像刘以鬯、也斯、西西等人的作品，这个分支对于认识香港文学整体的轮廓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香港的商业文学与纯文学是互相交织，彼此辉映的。”

不同于很多人在香港感受到的疏离和孤独，在香港写作的葛亮，平静、温和且充满力量：“写作，是我的沉淀之道。香港的生活和工作节奏都比较快，写作能让我找到内心的宁静，我也享受这个过程。”

程皎旸

程皎旸：神奇的经历成为写作素材

程皎旸曾在香港九龙湾的小公寓里独居，楼下就是商场、餐厅，人来人往的白噪音陪她在老式飘窗前写作、打盹儿和朋友聊天。

2020年，她搬入香港西贡的新居，仿佛去了港式桃花源：沙滩，大海，宁静的渔村，以及挤满外国人的酒吧街。这里没有地铁，只能搭小巴或巴士出入，但落地窗前油画般层次分明的山景，促使她最终决定入住此地。

“我是2011年来的香港，在香港生活已经超过十年了。18岁的时候，我一个人离开父母，来香港求学。”程皎旸说，香港于她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冒险的地方。

初到香港的程皎旸，写过不少以港漂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短篇小说《破茧》及《螺丝起子》揭示了内地人与港人婚姻下的种种矛盾；《火柴盒里的火柴》及《一颗薄荷》则以荒诞、黑色幽默的方式，展现港漂少女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种种迷思。

2016年，《螺丝起子》令程皎旸获得了香港青年文学奖，此后她的作品开始在文学期刊陆续发表，并将作品集结为《危险动物》出版。这本短篇小说集以香港为故事发生地，书写都市繁华表面之下，生活潜在的细流。文中的故事仿若城市玻璃折射出的幻景，将荒诞、黑色幽默的风格融为一体，交织其间的，则是轻盈的呼吸及隐痛。

程皎旸自小在城市商业氛围生活，跟着身为商人的父母走南闯北，对于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消费社会表现出一种少有的清醒。她总会将自己从钢铁森林中拉开一段距离，冷静地审视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然后用夸张、变形的叙事方式去书写她的感受与经验。

现实、魔幻、悬疑、科幻、怪诞……程皎旸的小说内容涉猎广泛、体裁多元。这种荒诞变形的写作手法映射出她对城市的感受：“我是体验型写作者，我喜欢探索和体验生活，然后把生活中的景观和场景写出来。”

在程皎旸看来，香港的文化十分多元，不同的文化在狭小的空间里面碰撞。在风景快速流动的香港街头，她经常会遇到一些非常戏剧化的都市景观。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每走两步，你好像在经历不同的文化，像是走在魔方里”。这些神奇的经历，都已成为程皎旸的写作素材。

尽管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在香港的程皎旸，写作却并非主业，她一直有全职工作，只是在下班和周末的空当写作。“如果想在香港生活得轻松，必须得有高收入，稿酬只能算是零花钱。”

在这种创作状态下，程皎旸写得最多的是短篇小说：“我个人也很喜欢短篇，平时看短篇小说多过看长篇小说，因为短篇更具爆发力，长篇缺乏这种力度，更多是长期的情绪浸染。”

她还尝试从职场中汲取创作养分，例如她以广告公司、社交媒体营销、编剧工作室为背景，创作《镜面骑士》《另一个空间》等奇幻、科幻小说，反映资本对年轻人的异化。

在香港写作的日子里，程皎旸也读了不少香港作家黄碧云、西西等人的作品：“可能是受报刊杂志连载的影响，香港很多作家写出来的语句都比较凝练，篇幅也不长，长期阅读下来，我也会下意识地追求干净、准确的表达。”

目前，程皎旸正在筹备出版第二本小说集，里面囊括《养云者的死亡》《黑色风筝》《烧野猪》等作品：“这些作品更加怪诞、迷离，甚至不再囿于任何一个实际的都市背景，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反思人与人、人与城市、甚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程皎旸说。

赵稀方

赵稀方：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

作为一代文学传奇，金庸已然成为香港文学的一个符号和代表。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赵稀方看来，香港文学远不止金庸，可与金庸并举的刘以鬯，代表着香港文学的另一重风景，由他在香港开启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深远。

除了通俗文学和现代文学，城市文学也是香港文学的一支分脉，被誉为“香港的说梦人”的西西与香港文化的记录者也斯等作家叙写了香港的城与人、情与景。

随着老一辈作家的渐次退场，新一代作家陆续崛起。以董启章、潘国灵、葛亮、韩丽珠等为代表的香港青年作家，站在繁华商业都市的边缘，一头扎进纯文学的领域，进行着广而深的文学实验和探索。

香港文学，无论是文学气象还是作家本身，都有着极强的流动性。近些年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推进，香港作家不仅有国际化的一面，而且更多地游走在内地各个城市之间，东西交融，双城经验乃至多城经验的碰撞激发出新的写作灵感。

周洁茹的短篇小说仿佛“集龙珠”般书写常州、南京、上海、香港、深圳等城市，在文学写作的“高光时刻”，她选择赴美游学，又回归香港定居。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白杨称，周洁茹以新移民的视角切入对香港都市生活的体察，“移民”状态所具有的“文化间性”特质，使她在香港的文学叙事带有鲜明的个体化特征。

还有从香港回到内地的。2014年夏天，诗人黄灿然离开香港，迁居“安静又现代”的深圳洞背村。曾经在《大公报》做了近二十五年国际新闻翻译工作的他，如今在深圳以隐居的状态专心写作。在他看来，离开香港既不是筹谋已久的计划也非强大的决心，而是水到渠成的安排。黄灿然用诗写下当下的生活状态——“在洞背村，夜里太舒服，舍不得睡；白天太漂亮，舍不得工作。”

据赵稀方观察，近些年来香港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新时期以来，香港电影和音乐在内地风生水起，在文学上除了金庸小说有较多读者外，交流却不多：“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近年来内地开始关注出版香港文学作品。”

2010年，作家出版社与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分别推出董启章的代表作《体育时期》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2016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西西系列”——《飞毡》《手卷》《胡子有脸》等；2017年7月，花城出版社接力推出“香港文学新动力”丛书；202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简体中文版《哨鹿》《我的乔治亚》，这是西西两部小说代表作简体中文版首次问世。“香港文学作品，逐步被内地读者所熟悉。”赵稀方说。

除了出版作品，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学术研讨会、文化交流、演出艺术节等文艺活动也越来越丰富。2019年7月6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开幕，文学周活动包括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联盟成立签约仪式、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峰会等。2021年，羊城晚报社、《香港文学》杂志社、澳门基金会、澳门日报社、澳门笔会联合发起举办“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征文大赛”活动，以文学为媒介，聚焦、抒写、宣传粤港澳大湾区，为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的形成贡献力量。

“20世纪20年代，广州、香港和澳门之间文化交流甚多，关炽在《天涯吟社诗序》中曾描绘过诗人‘出澳入港，虎啸风冽，龙起云从’的场景，由此可见，当年三地之间文人唱和盛极一时。”赵稀方称，未来，这种交流会变得更深更广，粤港澳三地文化融合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