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发粟赈灾民，升斗均期饥腹充。

世态渔洋已道尽，人间何事不鹅笼。

这是蒲松龄的长诗《短禾行》的最后四句，写的是旱灾中百姓挨饿，皇帝下令赈灾，基层官吏不肯普惠，仅挑村执行，致“东村欢笑西村哭”。

(资料图)

诗中“渔洋”指清初文学领袖王士禛（号渔阳山人），正因他的推荐，蒲松龄始扬名，说他“世态”“道尽”，有揄扬意。

诗中“鹅笼”则指南朝吴均的《鹅笼书生》，故事框架出自佛经《旧杂譬喻经》，收在《续齐谐志》中。此书宋代已佚，幸《太平广记》等书抄录了其中的17则（今人辑佚已至20多则），后被明代书商陆采编入《虞初志》中，公开出版，引起人们重视。

据学者谷文彬研究，明清作家中，纪晓岚、蒲松龄、周清源、张潮、沈起凤、和邦额等都仿写过《鹅笼书生》；在当代文本中，贾平凹的《太白山记·饮者》、张晓风的《人环》、季文君的《阳羡鹅笼》、赵端的《鹅笼书生》等，也都受其影响。

近日，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将该故事改拍成《鹅鹅鹅》（全剧第二集），该剧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5分，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原著本就讲述了人心的变幻莫测。我唯一做的调整就是改变了主人公的身份，让他和套娃里的人物发生交集”“现代人就是一路走，一路失去，一路获得失去以外的东西，也因为这些人生体验多了一丝善意”，这些理解略显肤浅，与原著差距不小。

那么，真实的《鹅笼书生》究竟在写什么？

故事的根在印度

《鹅笼书生》被称为“中国故事”，但根在印度，鲁迅指出：“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

段成式是唐代志怪小说家，他在《酉阳杂俎》中指出，《鹅笼书生》出自《灵鬼志》（书已佚）中的《外国道人》（收在《太平御览》中），署东晋荀氏著，荀氏生平不详，曾在东晋安帝司马德宗的义熙年间（405年—418年）任官，比吴均早近100年。吴均读过《外国道人》，段成式称：“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

《外国道人》也非原创，它参考了《旧杂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

夜便委国去入山中游观，时道边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纳）妇著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归国白王，请道人及诸臣下，持作三人食著一边。梵志既至，言：我独自耳。太子曰：道人当出妇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妇。太子谓妇：当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

在古印度，“梵志”指佛教外的出家修道者，“外国道人”堪称佳译。

《旧杂譬喻经》涵盖了《鹅笼书生》所有情节点。古寺庙常用“公开讲经”吸引信众，竞争下有“俗讲”，即从故事切入，辗转铺陈，结尾契合佛法。这些故事取自日常生活，将其中佳作写成文字，可能用作“俗讲”底本——只留故事主干，其余自由发挥。

《外国道人》完成了本土化

“俗讲”是中国古小说源头之一。古代中国人也喜欢讲故事，但文言文系统太复杂，普通人难掌握，民间故事被限制在口传层面，长期不发展。佛经用语近于白话，改变了旧传统。

《梵志吐壶》的目的在隐喻现实世界的嵌套关系：我们生活的世界，可能在别人腹中；而我们腹中，又有另一世界；另一世界中的人，腹中仍有一世界……彼此转化的关键在“壶”。

佛经称现实世界为“壶”，它将人隔绝在孤独的时空中——当人说起永恒、无垠时，其实都在“壶”中，只是以人类有限的本能，体察不到时空弯曲，以为所见即是无边无际。此乃佛教的“超三世”观。

《梵志吐壶》中没有道德谴责，也没点破主旨。改写成《外国道人》后，变得本土化。

故事安排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且加入鹅笼：“外国道人”见人挑担，担上有鹅笼，便称自己行路太累，求入笼休息，挑担者很大方，说鹅笼小，你能进去，我就挑着你走。“外国道人”果然入鹅笼，鹅笼重量不增，他在笼中吞吐妇人。

在原故事后，《外国道人》嫁接了一个新故事：“外国道人”和挑担者入城，见一不行仁义且吝啬的富翁，作法将其珍爱的马隐身，并说请百人吃饭（“君作百人厨”），马自回。富翁照办，马果然现身。第二天早晨，富翁的父母正在堂上，忽然集体消失，发现被困在梳妆台的油膏瓶中（“泽壶”）。“外国道人”说，你做“千人饮食”送给穷人，你的父母就能出来，富翁只好又照办，他的父母果然回到了床上。

写诗才是吴均本行

《外国道人》淡化了《梵志吐壶》中的哲学意味，将主题转向“劫富济贫”。

东晋衣冠南渡，北方士人客居江南（作者荀氏应出自北方的颍川集团），与江南士族关系紧张，有强调儒家义利观的主观动机。“外国道人”戏弄并惩罚地方土财主，或有深意，但吴均已不太能理解这层意思。

吴均生于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吴兴故鄣（今属浙江湖州安吉）人，据《梁书·吴均传》：“（吴）家世寒贱，至（吴）均好学有俊才，沈约尝见其文，颇相称赏。”可见，吴均非士族出身，且此时南北士族矛盾已缓和。

吴均时，中原汉语受游牧民族影响，音节变短，传统四言诗已难适应仪式音乐。是拉长音，还是取法民间，成五七言，创作者莫衷一是。毕竟前者拘泥，后者粗鄙。

吴均开风气之先，甚至被称为“开创五绝五律先河的第一人”。五言诗节奏感强，尾字仍拉长音，一字占两字音节。吴均用字典雅，保留了四言韵味，被赞为“清拔有古气”。

吴均的诗多从山水风光写起，进而“言志”，时人仿作，称“吴均体”。钱钟书赞吴均善写景，与郦道元并称，即“吴少许足比郦多许”。吴均也写边塞诗，但他从未远离江南，只能写些：

高秋八九月，胡地早风霜。

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

剑拔弩张，口号多，描写少，缺乏豪气，难与后来的鲍照、高适等相提并论。梁朝时，士族政治渐松动，已是“捉车人武贲中郎将，傍马者员外郎”，可吴均作为文坛领袖，始终未受重用。

接下茬慢 误了终身

梁武帝萧衍好文，吴均先任待诏，后任奉朝请（有朝会资格），皆非实职，因梁武帝断言“吴均不均，何逊不逊”。据《太平广记》，梁武帝曾招群臣用五字叠韵（韵母相同）联句，成：

后牖有榴柳（梁武帝），梁王长康强（刘孝绰）。偏眠船舷边（沈约），载匕每碍埭（庾肩吾）。六斛熟鹿肉（徐摛），暯苏姑枯卢（何逊）……

轮到吴均时，他“沉思良久，竟无所言”。

“暯苏姑枯卢”用曹操故事。一说指曹操与杨修解曹娥碑，杨修立刻猜出，曹操则走了30里路后才猜出，吴均沉吟，似在模仿曹操；一说与“蓦苏孤苦庐”同音，后者指曹操当年读陈琳檄文，头痛立解，可对君主称“孤”，属“不逊”，吴均迟疑，凸显了这句诗。

南北朝时，曹操已被视为奸臣，梁武帝也是篡位者，最忌提曹操。

叠韵联句本是文字游戏，写出的诗常不通，可梁武帝自许文韬武略，喜借小事较劲。且吴均私撰《齐春秋》，梁武帝以为“不实”，派人诘问，终至焚书。其中或记梁武帝篡位事。

否定了吴均、何逊，梁武帝说“未若吾有朱异”。朱异也出身寒门，有才华，但他善谀，因而被重用。萧衍的儿子编《昭明文选》，吴均诗文皆不收。

在《梁书》《南史》中，没提《续齐谐记》，可见不受重视。也有学者认为，《续齐谐记》可能是伪书，因未见《齐谐记》，何言“续”？

其实，《齐谐记》是存在的，南朝宋散骑侍郎东阳所著，唐代后散佚，今可见转抄的三篇，叙事简略，在小说史上的贡献不及《续齐谐记》。

改得好也能成经典

吴均写《鹅笼书生》可能只是戏墨，未必在创作。

《鹅笼书生》腰斩《外国道人》后半部分，文本也有大改。比如挑担人有了名字，叫许彦；事发于绥安山；会魔法的是“书生”；吐出的不再是“壶”，而是“铜奁子”（化妆品盒或餐盒，圆柱状，有足）；奁中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

这么写的目的是：

首先，故事本土化。在中国古人观念中，“壶”即“壶天”，又称“壶中天”，意为仙境，与佛教的理解不同，故弃“壶”用“铜奁子”。故事发生地点、人物姓名、人物职业等均用本土名，惟绥安山不知何处。可能是江苏宜兴的横山，此地多水灾，传说刘伯温巡视江南，说：“根治水患，除非把山横过来拦水。”从此得名横山，横山小，高仅百米。清代齐学裘有《绥安山中梨花盛开诗以赋之》，写于横山，但他可能也被误导了。

其次，从细节走向情节。细节对故事发展无帮助，情节则有帮助。如契诃夫所说，当男主角房间的墙上挂了一支猎枪，他最终会用它自杀，否则不应出现猎枪。《外国道人》便缺乏这种小说文体自觉，“鹅笼”“挑担人”等细节毫无意义，《鹅笼书生》极言女子年轻貌美，为她吐出帅哥创造了理由。

其三，从观念眼走向世俗眼。《梵志吐壶》是观念眼，故事只是工具，《鹅笼书生》则是世俗眼，强调故事本位，靠故事抓人。

自吴均之后，中国古小说逐渐走上“把故事讲好”之路，摆脱了“讲个好故事”的束缚，《鹅笼书生》成中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

《鹅笼书生》有短板

明清小说家推崇《鹅笼书生》，纪晓岚称：“阳羡鹅笼，幻中出幻，乃转辗相生，安知说此鬼者，不又即鬼耶？”

明代中国卷入“大航海”引发的全球化，瓷器、茶叶、丝绸、南京布（即棉布）、铁锅等远销海外，民间更富裕，作家们也努力摆脱旧的认知框架，追新求异。遗憾的是，就在俄罗斯文明、奥斯曼文明、欧洲文明等都在扩张时，明代自朱元璋起，反而重新操练起朝贡体系，选择了收缩。到清代中期，已成“万马齐喑究可哀”。

明清作家们明知世界在变，想求新，却接触不到新事物，只能用旧而怪的东西代偿，奇幻文学崛起。从故事性看，佳作不少，从思想性看，只有《聊斋志异》等少数几部作品不错。即使是《聊斋志异》，也没能真正引发“观念革命”。

《鹅笼书生》存在同样缺陷。

在故事层面，它环环相扣，可它对人生、对世界的思考并没超越《梵志吐壶》。《梵志吐壶》的不足在于，它宣扬的是循环论，隐喻不同世界同构，了解自己的世界，也就了解了所有世界。这显然不正确，一是无实证，二是泯灭了发展。

现代社会的前提是，坚信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是不断发展的关系，如是循环，则躺赢即可，何须奋斗？在这个大关节上，《鹅笼书生》不仅没看出问题，甚至在认识上还有所倒退。

应尊重古代文化，但要“批判地继承”，把古代故事换一种方式再讲一遍是不够的，这种无创作的改头换面，贡献还不如吴均，无法真正突破“有趣”“好看”“看完就完了”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