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凯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编审，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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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童年对人的影响巨大，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

潘凯雄：如果按童年期划定为12岁之前的通行说法，那么我的童年正好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末。因此，幼年即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刚进入小学又遭遇那场“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加之本人出身家庭的特殊性，如果硬要谈自己的童年时期阅读，那只能用短缺、破碎和无序这一类“惨淡”的词语来概括。家中所能见到的完整图书除去当时风行的那本“小红书”加上伟大领袖选集第一卷之外，再就是偷藏下来的民国时期出版的《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这两种纸张已发黄变脆的古典名著。至于其他阅读则全是在同学与邻里间的“接力”状态下完成，而且绝对是名副其实的“碎片化”阅读。完全不记得自己当时看过什么首尾齐全的文学作品，能看到的全是一些不是缺头就是少尾的“断简残篇”，不少作品看过后既不知书名更不知作者姓甚名谁，留下印象的只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其中的一些情节与场景。

记得到了70年代末自己有幸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时，初次面对班主任发下来的那张“中外文学必读书目”时，内心竟一片惶恐：自己好像“一本都没看过”。于是，当时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我不是泡在系里的阅览室就是校图书馆，按那份“必读书目”一一找来“恶补”，在这个过程中，我才知道类似《阿Q正传》《家》《子夜》《骆驼祥子》《雷雨》《红旗谱》《创业史》《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安娜·卡列妮娜》《复活》《高老头》《红与黑》……这样的中外文学名著自己其实也算有过“染指”，无非当年读到的只是它们的“断简残篇”版而导致了“只知其实、不知其名”的结果。

中华读书报：在您的成长过程中，哪些人对您有比较大的影响？

潘凯雄：说到成长过程中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人，的确不是那些名声显赫的各类社会名流，而是伴随着自己成长的普通人。本人一到人间便是由祖父母抚养成人，而祖母在我11岁时便因病离开了人世，因此，祖父自然成为抚养与伴随我成长的第一人，他没受过现代教育，读过几年私塾识得些字而已。我进入小学不久便是“十年浩劫”开始之时，当时所在的武汉又是全国最著名的武斗城市之一，无论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的使用似乎都是从那发端。为了将我和姐姐“圈”在家里，祖父便翻出家中那“唯二”的文学名著之一《三国演义》念给我俩听，这也便成了我的文学启蒙读物，虽既不明白那段历史，也搞不太清楚那些人物关系以及谁是历史中人谁又是虚构的，但至少知道了文学那东东还挺迷人。

此外，祖父还有一点也是我迄今都想不明白的。那时家里经常是到了月底连锅都揭不开，可除去少数年份外，老人家常年还要订一份地方党报，况且当时那报纸除去不多的重大时政新闻外，其他充斥版面的大都是些火药味十足的八股文。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就是多年的这张报纸让我于无形中形成了关注大势的习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值得终身难忘的还有初高中时的谭淑冰和熊大锐这两位班主任老师，不是因为特别教会了我什么，而是在我从少年进入青年的这段过程中，他们那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关爱使得我与其他同学一样有一个平等的、正常的和温暖的学习生活环境，几乎完全免却了那种“狗崽子”在当时本该遭遇的白眼与口水。事后想起来，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少年心理健康影响其实太重要了。

中华读书报：您在就学期间，读书方面受到过哪些名师指点吗？还是自己摸索？

潘凯雄：我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后，给我们直接或间接授过课的名师还真可列出一长串名单，而且他们绝对都是“货真价实”的全国名师而绝非像现在不少浪得虚名的所谓教授学者。如果硬要说自以为受益良多者当属教我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章培恒先生和外国文学史的夏仲翼先生，不是因为他们学识的渊博，更是由于他们观察文学研究问题的思维、视点与方法。

中华读书报：请谈谈您的个人阅读兴趣？

潘凯雄：在进入职场前和刚入职后的一段时间，我的阅读兴趣应该还算是比较宽的吧，当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科这个大范畴之内。不仅文学，包括历史、思想史、回忆录、名人传记、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名家名作都是自己喜欢的“菜”。倒是卷入职场更深后，自己的阅读范围反倒是越来越窄。场面上的缘由自然是所谓受制于时间，骨子里的根源其实还是功名心在作怪。

中华读书报：从事出版三十多年，每天都在与书打交道，近两年又在《文汇报》开设书评专栏，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经验。能否分享一下？

潘凯雄：完全谈不上有什么成熟的经验。如果硬要说有，那多半也只是囿于个人从业多年来积存下的经验与偏好，未必具有公共性。如果硬要说一点个人的经验，其实也就是大家早已熟悉的那四个字：熟能生巧。所谓见得多了，自然就会有各式各样的“脸熟”，剩下需要判断的就是那为数一定不会太多的“生面孔”。这种判断对一个只要不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老江湖”而言也不会太难，无非就是多打量几眼那张“生面孔”“生”得是否有点魅力、即便“生”得过于“张扬”，也不过是再看看“张扬”得能否让人多少说出点道道、看出点啥苗头而已。

中华读书报：在出版社工作，身边从来不缺书，是不是已经很少买书了？

潘凯雄：我长期从事的是文学出版，自己需要的文学书不太会缺，但文学外的图书则不然，有不少还是会买，但购入量确实在减少，其最重要原因就是真的难以安放。

中华读书报：您的藏书多吗？私人藏书有何特点？书架上最终留下来的是什么书？您会怎么处理自己的书？

潘凯雄：如果将自己一直留着的图书称之为藏书，那我的藏书至少不能言之为少，具体地说就是自己16平方米的书房中六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已被塞得满满的。由于不清楚所谓“多”是否有一个公共标准，也就不去妄言。书柜中最终留下的大约包括工具书、经典和准经典以及自己十分喜欢的这三大类吧。由于存放空间着实有限，目前处理自己淘汰图书的方式主要是赠予。

中华读书报：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评论一部作品，一般是怎样的过程？如何才能抓住要害形成冷静客观的独特判断并成就文采斐然的文章，能具体谈谈吗？

潘凯雄：我从大学毕业后进入职场迄今整整40年。在岗时每天的生活除去日常那些必要的基本需求外，其他时间基本就是在要么编辑要么阅读的状态中度过。近三年退出一线后，阅读更是占据了较多的时间。基于这种状态，长期以来我只是将自己的阅读划分为职业阅读与个人阅读两大块，并也曾以“职业阅读不好玩”为题写过短文。这虽有点戏谑的味道，但差不多也是一种真实感受。所谓“职业阅读不好玩”说的就是无论你喜欢与否，但因其职业需要又都必须去读，有的作品与自己的喜好与兴趣虽相距甚远也还要硬着头皮去读，这自然不好玩，甚至成为一种负担。现在退出了一线，阅读特别是读什么于我而言基本就是一种纯个人的选择，有兴趣就读，没有兴趣或读了一点后感受不到魅力置之一旁便是，这样的率性阅读自然就要愉快得多。

自己虽被戴上评论家的“桂冠”，也的确写过不少评论，但长期以来都是一种业余状态。有些评论还是因工作需求而写。退出岗位后的写作则是写不写，写什么，怎么写基本上全由个人的选择所决定，而这种选择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要有感而发，即便是面对约稿也大抵如此，面对那种自己完全无感的作品原则上三缄其口。最近六年我在《文汇报》上开设的个人专栏大抵就是这种原则的实践，而且特别是有意识地坚持紧贴文本坚持小切口进入坚持直抒己见，尽量不做空泛的议论不做违心的评说。

中华读书报：有枕边书吗？如果有，是什么类型？

潘凯雄：如果说“枕边书”就是专指那种放在床边经常看的书，那还真的没有。前些年置于枕边的基本都是一些与职业无关的、轻松点的所谓“闲书”，主要用于长时间伏案后的放松以促进睡眠。退出一线后，“枕边”基本就不放书了。本人睡眠时间虽不长但质量还过得去，那干吗还要躺着看书呢？

中华读书报：您有时间重温读过的书吗？如果有，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有没有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潘凯雄：目前基本还没有特别重温什么。不是因为没有值得重温、值得反复读的书，而是想看的新书还着实不少，时间上安排不过来。至于一直想读目前还没开始的书则肯定是有，这主要是一些文学以外的经典图书。特别是年轻时这样的想法很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必然会越来越清醒越来越面对现实，那种一直想读但目前还没开始的书会越来越少，但应该不会绝迹。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或同行，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

潘凯雄：就选余华吧，没什么希望特别知道的，就是好久不见，想了而已。

中华读书报：请谈谈您的出版理念？或者，您希望成为怎样的出版人？

潘凯雄：不太喜欢动辄就用所谓“出版理念”这样的“宏大”词汇，更不是所有做出版的都有所谓“理念”可言。我过往的出版实践中虽做过一些尝试，但更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有机会再来一次，那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出有真价值的出版物，只要有真价值，就一定是“双效”俱佳且“长效”持续。

中华读书报：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潘凯雄：看时间长短，时间长短有异所带之书一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