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6日，是美国作家、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诞辰90周年。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有多种桑塔格传记推出了中文版，本文摘自《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为该书的序言，标题为编者后拟，以此纪念这位20世纪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

2004年12月28日，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印度洋，两天前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海啸肆虐了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斯里兰卡的海岸。这场灾难的规模仍然难以想象，它很快就跻身历史上造成最多人死亡的灾难之列。最终，22万余人身亡，200余万人流离失所，不可计数的人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就像《洛杉矶时报》所说的，一道“40英尺[1]高的水墙夺去了超过两万六千人的生命，这使得其他方面的人类境遇都变得微不足道”。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中，就包括一位七十一岁作家的临终时刻，她在纽约最好医院之一的病房中死于癌症。实际上，她的讣告被从亚洲蜂拥而至的消息所淹没，数日以后，报纸上才开始出现对她的致敬与回忆，此时，这些信息已经失去了新闻时效性。

然而，苏珊·桑塔格是她那个时代的标志，在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她1933年1月16日出生于纽约，时值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十四天，她将经历并且见证那个时代的种种政治骚动，成为一种革命性文化的代言人，并将写作变成她毕生的历险。

十二岁时，她因为身患哮喘只能迁居亚利桑那州，这时她已经当起了记者，到处分发一份自编自印的报纸《仙人掌快报》，每份卖五美分。报纸专栏包括文学评论、政局解析，尤为特别的是，还登载当时正在欧洲和太平洋打响的战争的新闻。正是在太平洋海岸边的洛杉矶，她度过了青春期的最后几年，作为一名早慧的中学生，她跟托马斯·曼一起喝过茶，并开始入门学习古典乐。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上了一学期课以后，她考入了芝加哥大学，该校当时富于实验性的课程与她那高于常人的智力可以说是天作之合。十九岁时，她不仅已经拿到学位，还成了妻子和母亲。为了追随丈夫，她搬去了（马萨诸塞州）剑桥镇，继续在那边的哈佛大学求学。从那里，她又去了牛津、巴黎，但在离婚后，又重返纽约，回到了她出生的城市。从此之后，她永远都有一个纽约的地址，尽管某些年份她更多是住在巴黎、米兰、柏林、巴里[2]或者萨拉热窝……

1963年，在她的第一部小说《恩主》出版后，她放弃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和在大学发展的抱负，开始靠笔耕为生，在重要杂志上发表文章，接受各种邀请，到大学参加会议、开办讲座和研讨班。

她既是作家、评论家，也是电影人，她时不时会出现在银幕上，或在一部伍迪·艾伦的电影里，或在纪录片中。她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也是国际笔会[3]的成员。人们征求她的见解，她参与各种政治论战，投入反越战的斗争，为波兰、俄罗斯、波斯尼亚的言论自由呼吁；在古巴革命的最初几年里，人们看到她站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一边；因为对文学艺术的贡献，她获得法国政府授勋，同时，她在法兰克福、耶路撒冷和纽约等地获得过许多奖项。

要简单概括苏珊·桑塔格的人生是很困难的。她永不餍足的好奇心推动她走向摄像机或者剧院后台，促使她选择最多样化的题材，学习多种语言，为个人图书馆添置成千上万册书。这也部分解释了她从不中断的旅行，和她作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对“您是谁？”这个问题，她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是一个流浪者，我从发现事物、相逢与交流中得到乐趣。我在美国时并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但我又从未像我在国外时那样美国化。一切都令我感兴趣，我所忧虑的只是我能否始终保持公正。吸引我的是那些最为蜿蜒曲折的心灵之路。关于它们，我想要用各种方式去描写。”

好奇心和智力上的一丝不苟构成了她那千变万化的作品的共同特征，尽管这些作品在她身后并非都能不朽。那些评论著作会被一读再读：很多是奠基之作，如果追溯20世纪下半叶的各种知识界论战，不引用桑塔格的许多文章与文集，几乎不可能，其中《反对阐释》《关于“坎普”的札记》和《论摄影》肯定是她最为知名的作品。但就像她终生的友人理查德·霍华德[4]提醒人们注意的那样：“她不想被看作知识分子。她会回应这样的叫法。被这样称呼的时候，她会答应的。但她并不喜欢。”

她的电影和小说就远不会有同样长久的寿命。桑塔格写的最后几篇序言之一是为维克多·塞尔日[5]的一部小说所作的，文中她强调他的小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提醒人们“当一位作家的大部分著作并非文学性作品，要低估其文学成就是很容易的”。她在后文继续断言塞尔日“作为虚构作品的作者，同样遭到了惩罚。历史真实性是通向虚构之路的绊脚石——就仿佛我们必须从中二选一”。她还指出，某些评论家甚至会说出这种话：“塞尔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他自己的人生，充满了危险与狂风骤雨，保持了道德上的忠诚与正直的人生。”

在她的四部小说中，只有《火山情人》真正取得了口碑与商业的双重成功。最后一部出版的《在美国》获得了2000年的国家图书奖，但读者并不因此就必然买账，抄袭指控与评论界的温吞反应都打消了她再写一部的念头。在生命行将逝去的时刻，除了留下一些笔记，以及在书信或采访中的一些影射，她已经不再有写小说的计划。

矛盾的是，在今天，苏珊更为读者，特别是法国读者所知的，正是那些从她的文件中整理出来的作品。这些文件在2002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获得，遵循的是在美国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作家们生前出售自己的个人文件，不仅能够从中获利（通常事先约定只有在作家死后才递交文件），还能自行决定这些文件的借阅条件。桑塔格决定自己的文件可供一切人查阅，只为几箱严格私人性质的文件增设了限制。这些安排是出于她自身的意愿，并由她的儿子戴维·里夫加以推动，从那些本来被搁置的作品开始——如果没有死亡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他永远也不会如此快地处理。他更希望能亲自编辑他母亲的日记，前两卷已经分别在2010年和2013年翻译成法语出版。除了这些卷册，还有一部最后的文集，作家本人生前已经开始汇编，但最终未能完成。这些日记以碎片化的形式编年记录了她的青春期末期、她的感情生活、她作为母亲的焦虑不安、她在智性方面的探险寻奇，还有她对写作的重重疑虑。

虽然能查询档案文件与日记这一点极为关键，写一部苏珊·桑塔格的传记可不因此就是一件易事。第一部传记[6]是在她生前写成的，她对此曾抱犹疑的态度，然后又充满敌意地加以抵制，并禁止她的朋友们回答传记作者的问题。这部传记作品基本上完全以一个对桑塔格疏远甚至抱有恶意的小圈子和书籍报纸作为信息来源，它仅仅在丑闻意义上获得了成功。而2007年在作家死后出版的德语传记[7]的作者丹尼尔·施赖伯，同样未能从自由查阅档案文件中受益，因为当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没有对文件进行整理。

我为写这本书开始进行研究是在2010年，当时档案文件已经对外开放，在我最初探索后时日未久，第一卷日记就已出版。这一卷，就像接下来的一卷一样，仅仅是对手稿全貌的一种节选，我阅读过日记的原手稿，以及全部书信、手稿和笔记。然而朋友和家庭成员仍然极度守口如瓶，在我与戴维·里夫会面之前，他就告知我他尽管不反对，但也不打算参与到这种行为当中。

于是我写作这部传记依靠的主要是档案文件——这是价值无法估量的资源和作品——以及已经发表或有记录的评论与回忆文章。最后这一类文章在最近这些年里大大增加，因为桑塔格以七十一岁的年纪告别人世已经十二年。我的目标，就像在我之前的传记作者们一样，是勾勒出苏珊·桑塔格的智性旅程。这个“包罗万象的灵魂”，就像她经常在英语里被称呼的那样（使用的词是polymath，“通才”），处在一个环境与一个时代的核心位置。

为法国公众写作这部传记也是我特别的兴趣所在。桑塔格对巴黎和法国文化的依恋之情及法国文化在她智性成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都在她出版的日记中得到了确证；如果这还有必要证明。另外，以一种跨大西洋的视角来叙述这段人生（这在某种程度上倒置了：由一个生活在美国的法国女人来讲述），我希望能展现出对她的作品与雄心的一种全新视野。

尽管戴维·里夫的母亲是在纽约出生与去世的，但他为她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建立雕像的行为，想必并非对她的背叛。她的许多朋友已经在这里长眠——E.M.齐奥朗的墓距离她的墓不过几步远——还有她的楷模们，像西蒙娜·德·波伏娃与萨缪尔·贝克特。就像他在献给她的文章里提醒大家的那样，这么做是为了他的母亲，也是为了她的众多友人：“巴黎也是她的第二个家……在我看来，坟墓是为生者而建的——如果它们是为任何人而建的话。”

注释

1.1英尺约等于0.30米。——本书编者注

2.巴里，位于意大利东南部，是意大利通向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的主要港口。——译者注

3.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非政府组织，旨在促进各国作家间友谊与合作，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本书编者注

4.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美国诗人、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诗集《无题的主题》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5.维克多·塞尔日（Victor Serge），比利时无政府主义革命家、作家，著有回忆录《一位革命者的回忆》、小说《被征服的城市》《图拉耶夫同志的案件》等。——译者注

6.即《铸就偶像》（Susan Sontag: The Making of an Icon）。——本书编者注

7.即《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Susan Sontag. Geist und Glamour）。——本书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