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魏微的母亲看过女儿写的小说，有些不屑地说：你写得真难看，要写出《红楼梦》《围城》这样的作品就好了。

写《烟霞里》时，《围城》就放在魏微的案头。未见得是因为母亲的暗示，而是对作品纯粹的喜爱。这种喜爱多多少少影响了《烟霞里》的基调。这是魏微继2012年发表《胡文青传》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田庄生于1970年，经历基本涵盖了当下大多数人的成长轨迹。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哪个年代的女性，都能从中找到共鸣。

小说中，2005年的某一天，魏微和田庄两个人谈话。田庄跟魏微说，你将来可以写一个人出生入死，中间几十年，他怎样去活，这是一个问题，要写得很繁茂、很热闹，各种跌跌绊绊，人来人往，各种伤心、摇摆、痛苦，末了一声叹息，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说到底每个人都大同小异，这就是人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后来，田庄去世了，小说家魏微将她的一生写成了编年史，这就是《烟霞里》。魏微在写作中调动了几乎所有关于写作和生活的资源。“魏微”身在其中，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是书写者也是剧中人。主人公田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魏微，也可以视为你或我。一个女人半生所经历的重要节点，她都写到了。

中华读书报：2012年发表《胡文青传》之后就没有新的作品问世，这十年间是不是也有很多焦虑？还是泰然处之？

魏微：有焦虑，但时间长了，就泰然处之了，学会跟焦虑和平共处。我2005年来到广州，这是我人生、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到了广州后，突然不会写了，找不到语言。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步入中年，有很多人生困扰，需要处理很多问题，用年轻时的语调来写中年的生活，没法写。十年前我就想写编年体，写不出来，就写了一个短篇《胡文青传》。就当是找语言吧，但是没找准，于是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写故乡、成长、亲情，是你早年写作的标签，后来为什么会想写“宏大叙事”？

魏微：我对时代天生敏感，我早年在《青年文学》开过专栏，名字就叫《我的年代》。后来写《大老郑的女人》，背后是能看出大时代的。我曾说过，我不喜欢宏大叙事。我认为小说是小以见大，对于大时代的书写，没必要去直面、硬碰硬，绕着写就好。其实是那时还缺少硬碰硬的能力，心力、眼力都没到那程度。中年以后，宏阔的东西在我心里生了十几年，长成一棵树了，就想去对人生、对时代做整体的把握。

中华读书报：的确，作品既有时间的纵深，也有空间的延伸，从李庄到广州，其实是从乡村、县城到都市的过程，这么一路写来，非常自然贴切。

魏微：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常用参考书是《红楼梦》和《围城》，每天都要翻一翻。《红楼梦》先搁下不谈，这里单说《围城》，写得太好了，我每读每笑，太欢快了。钱锺书是天才小说家。人物关系的交待，七八个人聚会，谁挨着谁坐，小心思、小眼神，一个不落，交待得清清楚楚，笔墨能照顾到每个人，一点儿都不乱，言语风趣，充满睿智和洞察，读来令人捧腹，几段话写下来，人物性格出来了、关系出来了，彼此之间还很错综。这种能力，当代作家里没几个能做到。我有一次跟责编樊晓哲感叹，我的能力不行，我就以《红楼梦》举例，哪怕是次要人物像傻大姐、小红等落笔不多，但读者照样记得牢。晓哲糊弄我说，那是因为你看过太多遍了，当然记得牢。不是这样的。写作确实需要能力，我是中人资质，钱锺书是天才，曹雪芹称得上伟大。很多人说《围城》刻薄，我觉得还好，小说家最大的道德是塑造人物，钱锺书可能影射了一些熟人，但很多年后，读者不会去分辨他影射的人，单记住了苏文纨、孙柔嘉、李梅亭、顾尔谦，这些人现在还在，是我们的熟人、同学、同事，又可爱又可憎，这些人会一直活下去，代代流传。文学的魅力就是在这里。《烟霞里》也有这个意思，就当是致敬《围城》吧——我不敢说致敬《红楼梦》——因为《围城》有态度、有喜好，作者所爱的、所憎的都摆到了桌面上，不藏着掖着，特别好。读来欢快，本质悲凉。《围城》的调子影响了我。但我本性并不是惯于嘲讽的人，因而嘲弄两句后，又回归正常叙事。

《烟霞里》并不是非写不可，它没有必然性。外面都传我在憋大招，不是这样的，我不憋，但这么多年，那口气我也没歇，只是在等。等不来就算了，被人忘掉也没关系。人，总归会被人忘掉的。《烟霞里》我积累了十几年，有人积累了几十年都未必写得成——这是写作的代价，作家必须去承担。写作是有运气成分的，《烟霞里》是不是好作品另当别论，但对我来说它是自我完成，我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上天在眷顾我，让我自由敞亮地去发声。事实上，我是有可能一直沉默下去的，一直到老死。我是说真正的写作，不是为混个脸熟而去填充报刊版面，不是为了博取功名，那是无效写作，毫无意义。

中华读书报：那你在沉默中爆发的点是什么？

魏微：契机、各种合力的结果。当时我正在写《梁启超传》，掉进戊戌变法的大坑里，写了十几万字，发现自己引用的康有为的材料是假的，他在作伪。我写《梁启超传》时，情绪饱满，这个我知道，语言也上道，但因为材料是假的，这个写作就不成立，我特别绝望。正好人文社来约稿，把我从晚清的大坑里了拉出来。所以这不是一个常规条件下写成的东西，纯属运气成份。这么高强度的写作，每天熬到夜里三四点，有两次偏头疼，大吐不止，我常担心自己会突然挂掉，每天都当最后一天过，每写几万字，我就发给我的责编。我以前的写作是字斟句酌，特别磨叽。写《烟霞里》时，字词突然不存在了，它们汇成了语言，带着我一路飞奔，所以说，这不是常态的写作。一边被语言席卷，完全丧失了自我，一边还要努力找回自我，要压着，要克制，怕自己成为话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越挣扎，越幸福。写作的终级意义，我想就是为了等来这一刻，等语言、等情绪，写作真是等来的，得有耐心。那种极致体验，如果它能再次光临，我愿意再沉默十年，让自己销声匿迹。

中华读书报：有意识地克制，也还是写了54万字。

魏微：人生第一回放飞，那就飞。

中华读书报：你说自己很早就有编年体写作的想法？《烟霞里》的前身就是《一个人的编年史》？

魏微：对，原名就叫《一个人的编年史》，我老早就想写编年体，老早就在读年谱。《烟霞里》写得很顺，开头第一句话就有了，句式、语感、气氛全出来了，字生字，句生句，源源不断。写作挺神秘的，我依赖语言，语言本质上就是神秘的，不是依靠努力、勤奋、刻苦就能找到的，需要一点运气。我十多年没写，是因为语言没来找我，我去找它，人家不应；人文社一来约稿，语言也跟着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十多年来，我已作好了最坏准备，这辈子我可能写不成小说了，武功全废，那就写写非虚构吧，权当自娱自乐。写出来很好，写不出来拉倒。

中华读书报：读了那么多年谱，有什么感受？

魏微：我有一回读到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惊为天人，直接呆了，那文章写的！天才文字，情绪饱满，知人论世，笔力纵横，大开大阖，把晚清几十年的政治、军事、外交、人物全给端了，费字五六万而已。貌似写李鸿章，又不全是李鸿章，然而这才是最真实的李鸿章。大概就是中年以后，我觉得写人状物，必得游离出去，将人事置于环境里来打量，方能看得清大略。文字这回事，最怕就事论事，容易呆板，偏于局部。后来就顺势把梁启超的名篇找来读了些，像《清代学术概论》都写得那么好看，像我这种学术白痴也读得津津有味，对他就很叹服。再顺着读下去，就遇上了梁启梁的朋友圈。这一来，我就把陈寅恪祖孙三代的年谱全给读了，还有一些相关传记，略微知道他家的子侄辈、女眷们的情况，跟谁家通婚，父生子，子生孙，末了是怎样谢世的，落场如何，全在脑子里，成了一个整体。这十几年的读史，对《烟霞里》的写作是有帮助的，成了我的思维惯式，就是注重总体性、整体性。而针对个人而言，则是生命的成长、盛开、凋零，末了一声叹息。《烟霞里》就是写的这个意思。

中华读书报：《烟霞里》构思很巧，大家普遍对这种编年体的结构方式感兴趣。你在书写田庄个人史的时候，是以几十年国内外的重大事件为背景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年这么写下来，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怎么融合的问题，对你来说是难题吗？

魏微：难。主要是笔墨照顾不过来，既要写大的，还要写小的，写人物，写性格，写命运，七姑八姨，还要交待归处，还有人物关系，各种细节。出版社也建议控制字数，大部头会对读者构成压力，这些对我的写作都有心理暗示。没法敞开写，各种掣肘。大和小的融合方面，我认为自己尽力了，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做到了最好，但还是有缺憾，比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奥运会，我都没有直写，只能在对话里带出。又比如我身在广州，2010年广州亚运会，也包括上海世博会，全是一两句话带过，这是很遗憾的。当然我以后还可以出修订本，但味儿不一样，情绪一旦离开《烟霞里》，再回去找补就难了。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家认为，你在小说中常常体现出“感情用事”。如《家道》，为了表达“家道”的不易，主人公忘了“政道”的守则。在《姊妹》里，两个“三娘”本是仇人，却最终因心生同情而成“姊妹”。《烟霞里》写田庄和林有朋的婚外情，似乎也不那么让人反感。你的小说里，感情和价值观常常混为一谈，是这样吗？

魏微：所谓“感情用事”，可能是指我“是非观”不明，道德的界限感不强。可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如果是非感太分明，黑是黑，白是白，小说还怎么写？因为道德感太强的作者，是很难对她笔下的人物有理解、有同情。大部分人的生活是处在黑白之间，呈现灰色的含糊状态，这也是人生的常态。文学要处理的正是这种常态。

中华读书报：你觉得自己的写作风格变化明显吗？

魏微：我是渐变式的写作，不是突变式的。青年时代的写作，是在为《烟霞里》做准备，两者之间有延续性。有朋友指出来了，这种情况有点像萧红写《呼兰河传》，还是那些元素，但属于“集大成”的作品，一生只为写这一本。当然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希望自己还能写出更好、更别致的作品。我不想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