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约摸也是这个时候，好书探发过一篇采访手记《年度盘点 | 跨年了，主编让我写一写年度总结》。今年再写，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要写得“好看”，而不是“漂亮”。

“漂亮”像建筑外壳，“好看”则是建筑内部，必须让人走进来。“漂亮”停留在语句中，带着某种自以为是，和自恋的成分。回想起那些包装过的句子，我感到面红耳赤、羞愧难当。

“好看”是一个理想状态，我只能尽可能地靠近，无法到达。文字像树脂，会把人当时的写作状态凝固起来。回看过去一年写的稿子，我看到一个龇牙咧嘴的自己，试图把一辆火车推上轨道。我始终没有成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同事在看这篇手记的过程中，发出了类似于看相声或是脱口秀的笑声。这让我怀疑自己写的可能不是手记。读完后，同事觉着，受访者像“最熟悉的陌生人”。我觉得很对。

领导倾向于平等对话的状态，因此文中不会出现“老师”“您”等称呼。下文按采访时间排序。

01

大 象

采访对象：梁晓声

采访时间：2021年9月22日

十一假期前，我和同事带着摄像设备，到梁晓声家。那时，盛夏余热残存，同事穿着黑色短袖，我穿着白衬衫。

上了楼梯，门口围栏里，一只黑色小狗不停地吠。

梁晓声走出来，抱起它安抚，跟我们说：“来人了，它怕我不知道，所以叫我。”意思大致相同的话，他又说了一遍。小狗充当了门铃。

书房里，挂着一张托尔斯泰的油画。梁晓声在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没写过这幅画。一位作家每天对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写作，这是一个能写进小说的点。画是梁晓声表哥所作，他在去世前，托人拿过来。到了现场，我们才知道，采访前一天，梁晓声接到了弟妹去世的消息。

这就像房间里有一头粉色大象，“死亡”是那样具体而庞大地存在，我无法挪开视线，也不能去触及，只能尽量避开，像提着不存在裙子跳芭蕾。采访提纲和摄像机、打光灯，显得那样残忍。奇怪的是，当时，没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也是写到这里，才想起来。

便于后期剪辑，我只能提一个问题，梁晓声回答，再提下一个。我们之间缺乏交谈。摄像机成为一个不会看气氛，喋喋不休，试图找到存在感的同伴，它伤害了我们的对话。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梁晓声抽着烟，思考时，他夹着烟，手搭在椅子把手上，有时手臂下垂。他沉默，几秒钟，半分钟，甚至更长。

我一直盯着那根烟，想起儿时学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烟确实是直的，我想。

录完视频，梁晓声的朋友来了，我们收拾东西撤离。那天，他很少提《人世间》，我想补采一次。后来，疫情反弹，不便登门，再后来，《人世间》电视剧播了。会上，领导发来微信：“梁晓声的采访尽快做出来，跟电视剧热度。”

写稿时，反复听录音，我才明白，那天，初见梁晓声，他之所以说了几遍意思相同的话，是怕我们误会皮皮是一只很凶的小狗。他爱这只小狗，不是物质上的爱。他不希望皮皮被误会，哪怕是一个初见的人。

我不确定梁晓声喜不喜欢这篇专访。

他没有看过稿子。

当时，《人世间》热映，各路人马都在找梁晓声，他无法正常生活。我拜托编辑，韩编辑认真审了几遍。下印厂前，他又专门给梁晓声打了一通电话。

他说，没关系，发吧，有点错也没事。

02

数 学 题

采访对象：郑在欢

采访时间：2022年1月29日

2022年1月底，我去了郑在欢家。他家小区里的树，和我家小区的树，几乎是一个样子，秃得一片叶子不剩，黑细的树枝支楞着，像幅素描。我们约好在一个喷泉前接头，那很好辨认，虽然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但能认出是一个喷泉。

在看《今夜通宵杀敌》的过程中，我可以确定，我的采访对象是“作家郑在欢”，而不是一个有关突围的故事。他看了提纲，说特别好，完全是关乎文本的讨论，很乐意分享。这让他觉得，写作受到了尊重。

我们一直坐在客厅里，灯光逐渐变黄，大概是因为天黑了，日光的成色褪去。我把笔记本、样书、录音笔放在桌子上，占了桌角的一边，郑在欢占了另一边。

这是一张长度接近一米五的木桌，宽度也很富余，上面紧凑地摆满了东西，看起来像景区临街商铺的货柜，纪念品紧挨着纪念品。靠墙的一侧，用书码出了一个小土包，书根对着我，只能看到一片白。客厅连着厨房，这也许是张餐桌。他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吃饭，随手捞起一本书开读。这是我想象中的事，未与他确认。

一开始，我们喝咖啡。进门前，我在楼下肯德基打包了咖啡。喝完咖啡，郑在欢开始泡茶。他想抽烟，征求我的意见。我狠狠地点了点头。一想到抽烟或许能让他松弛，我像中彩票一样高兴。

郑在欢像吃饭一样吸烟，除了说话、喝水，就是抽烟，是一种很扎实的抽法。他一根接一根地抽，我简直看不到他是怎样点烟的。我莫名较起劲来，为了看清他是如何点的烟，一眼不错地盯着烟头上的红点。他抽电子烟，两种烟交替抽。我亲眼所见，他在3小时里抽空了3盒半香烟。我把这一点写进稿子里，以数学题的形式，就像阅读理解题，读完就能得出答案。

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采访那天的烟雾，像老房子着火。过了一周，我在呼吸时仍能感到肺里呼出一股尼古丁的气味。郑在欢大概没想到，一个采访可以持续这么久。他晚上约了朋友吃饭，在一个挺远的地方，打车要好一会。我的铁石心肠生效，“哗哗”地翻书，在我曾划线或标注的页面停下来，像念咒语一样读出来，企图用他的话留住他。

这样漫长的对话，让郑在欢想到《巴黎评论》，两人只聊作品，不聊别的。他问过我一句，“这么文学的访谈，现在真的有人看吗？”说实话，我忘了我当时是怎样回答的。

现在再让我回答，我只能说：写稿时，我曾经短暂地拥有这篇文章。当我写完以后，我们就分开了，它从我的身体里剥离出去，不再属于我。因此，我无法知道它的命运。

03

珍 珠

采访对象：殷健灵

采访时间：2022年3月3日

采访殷健灵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为了解释这件事，我不得不再次提到，2021年7月出差去江苏盐城参加的研讨会。去年的年度总结里，我也提到过这次出差。

会上，我见到了殷健灵，她是评委之一，有一段发言。我已经记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她的点评让我震惊。她穿了一件蓝裙子，上面带着白色纹路。“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我想到了papi酱的Slogan。她的美很有力，不是绵软的美，像一颗珍珠。

也许是因为她戴了一对珍珠耳钉，我恰好目睹；也许是因为她那象牙白的皮肤，和贝壳的颜色相近；也许是因为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语速过快时，会在句尾露出“侬”“啦”的莹润余音。总之，她让我想到珍珠。

还在盐城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采访殷健灵。过了大半年，机会来了。她的新书《云顶》上市，这是一部关于山区留守儿童的童书。这部书的主题值得关注。我很快读完了《云顶》，我喜欢主角苗苗，喜欢苗苗出现的每一个段落。殷健灵先是文字回复了提纲，后来我们又通了电话。采访过程很顺利，我们聊了不到40分钟，几乎没有什么铺垫，直奔采访核心。

采访的顺利，并非由于我们见过面。这或许和殷健灵也是媒体人有关。她非常清楚我要问什么，给到我需要的每一个部分。这种感觉我在采访付秀莹时也曾感受到。她曾是记者，跑过文化口。

殷健灵说起，她去山区小学的几次经历。当她提到，老师站在灶台上用铲煤那样大的铲子炒饭，我的脸仿佛被白色的蒸气嘘到了，睁不开眼睛，闻到米饭、鸡蛋和葱花的气味。她的语言组成了一个画面，我似乎也在山区小学住了几天。采访中的顺利，延续到了我的写稿。

04

钢 琴

采访对象：陶勇

采访时间：2022年4月11日

第九届读友读品节需要邀请公益代言人，我在当当上看到陶勇出了新书，想着或许可以试试看。真正开始联系时，我心里也没底。幸运的是，在大焦的帮助下，顺利联系上了《自造》的编辑，陶勇答应成为代言人。

我在网上买了《自造》《目光》，很快看完了。书中信息丰富，完整记录了陶勇的成长、求学、工作和生活，两部“姊妹篇”互相补充。在我的印象中，陶勇是一个天才型的科研工作者，是一个慈悲、坚韧的医者，康复后想的还是让学术成果尽快出版，这能拯救更多双眼睛，举止近乎圣人。圣人总是不苟言笑。令我意外的是，我在书里看到了一个幽默的陶勇，他的语言幽默，他和父母、朋友的对话也很幽默。

陶勇的母亲是新华书店职员，书店离陶勇的小学很近，他的童年基本上是在这条街度过的。靠着“地利”，儿时他读了很多书，养成了阅读习惯。长期、持续的阅读，给他的人生打下了厚实的基底。昨晚，我又把《自造》《目光》翻出来看，虽然看过了几遍，书里的话仍然对我有帮助。比如，“金钱能做很多事，但它不能做一切事。我们应该知道它的领域，并把它限制在那里；当它想进一步发展时，甚至要把它踢回去。”

他在《自造》里写了自己学医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技”。原文是：“有了上万台手术的经验，坐在手术台上，便有一种开始弹钢琴的感觉，听着玻切机有节奏的咔咔声，非常享受那种挥洒自如的畅快感。”

我被这段话感染了。就像笑声会传染一样，这个感受传染到了我，让我在写稿时异常顺利。我把电脑桌抬高，站着敲键盘，就像眼前已经有一篇现成的文章，只是照着稿子敲出来，一整天都在“咔咔咔”地打字，每天写四千字毫不费力，阳光很好，我很快乐。

按照我过往的写稿情况，状态好的话一天一两千字，状态不好一天写一句，或是一句也写不出来，也是常有的。我从来没有写得这样快过，好像在弹钢琴，没有苦痛，只有快乐。当然，我不会弹钢琴，也不会弹电子琴，曲谱也不认得。但在那天，我确信写文章是有旋律的。

05

大 鱼

采访对象：周大新

采访时间：2022年4月12日

写采访提纲前，我看了4部长篇《洛城花落》《天黑得很慢》《安魂》《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是在手机上看的，我一直看到手机发烫，几近关机，看得很快乐。

采访地点在周大新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我们聊了一上午，三个半小时。他从容地谈起死亡，就像聊起今天的天气，带着平静的笑。这让我震撼。我身边的大多数人，大多对“死亡”一词讳莫如深。当我看着，周大新妥帖地规划生命，列出一项一项事宜，我感到了一种紧迫感，要认清重要的事，不在琐事上浪费时间。

到了饭点，我提出一起用餐，一是为了感谢，二来也能再聊聊。正好楼上有餐厅。吃饭过程很愉快，但在埋单上，我们发生了分歧，展开了一场“拉锯战”。第一局，我坚持付账，谎称单位能报销，他识破了谎言。第二局，我趁机结账，周大新发现后，掏出现金塞给我。第三局，我贼心不死，尾随其至小区门口后现身，他大约是被吓到了，我如愿退还现金。

了结完账单一事，见面到了尾声。周大新转身离开，他的身侧是绿化带，花开得旺盛，背影伴着花海。我赶忙拍下照片。事情发展到这里都很顺利。这时，我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悲剧产生了——忙于拍照，录音没存上。我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历经了大喜与大悲后，我在恍惚中到家。我无法消解这种痛苦，只能写下来。为了写这篇采访手记，我又把那天写的文档翻出来，看过后感到太过羞耻，又遭遇了一次精神危机。能摘出来的只有2句：我的后背仿佛有一万只蚂蚁在爬，胸腔里也有一万只蚂蚁在爬，眼前也有一万只蚂蚁在爬……如果不是在公众场合，我可能会做出非人类的举动，发出非人的嚎叫。

吃饭时，周大新提到了自己的散文集，他在里面写过自己的写作经历。后来，我把散文集《你能拒绝诱惑》看完了，收获很大。我也在采访中，目睹了周大新的诸多经历。比如，他说到自己出国旅游，下楼吃早点，看到楼下的流浪汉。我仿佛能看见，他下楼时通道的明暗变化，他坐定就餐时身后的玻璃门，以及透过玻璃门，门外那粗粝的水泥路面。我看到的一切，都是我的想象。

稿子快写完时，我看到了一幅“老人与海”的画面。海浪呼啸，老人赤手空拳和大鱼搏斗，胜负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收获了平静。

就这样，我找到了文章的结尾。

“其实它无意中诠释了一点，所有作家到创作的最后都会认识到这个问题，你无法完全摆脱命运的安排。”在和命运搏斗了一生后，周大新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了平静。

命运就是那条大鱼。

06

房 间

采访对象：周静

采访时间：2022年5月23日

4月初，书刚下印厂，我收到了“鸭蛋湖系列”样书，加上新出版的《簪花的雷神》，一共5册。书是小开本，插图很漂亮。我常常会陷进语言的优美里，忘记情节，于是倒回去重读。我不断地重复以下动作：翻了一页，看了一会，又翻回去。这导致我读得很慢。

这也是我头一回遇到读不懂的童书——《鸭蛋湖传说》。我感受到了挫败。每一篇小短文都让我困惑，我没法拆解文本，不能确定作者的写作意图。故事到了结尾，也没交待神奇现象的原因。大学时学的文学理论不再奏效，我就像拿着刀叉面对餐盘里的黑洞，无从下手。我渴望和作者谈谈。

周静没想到我会这么困惑，存在于我身上的困惑，并不存在于孩子身上。因为，孩子天然相信神奇，大人已经不信了。她所描述的神奇，是大地的神奇，是乡土的神奇，这种神奇不需要解释。只要相信，神奇就存在。在民俗故事、神话、志怪故事，甚至是县志里，记载着这类神奇。对此，我浑然不知。

要谈论这种神奇也很困难。我们都不确定，自己是否准确说出了想要表达的意思。当音节从喉咙里吐出来，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意图经过语言的通道后，产生了某种扭曲。于是，每当一个人说完话，忐忑像玩“你来比划，我来猜”，担心队友看不明白自己的肢体动作。我们不停地说话，但在神奇面前，我们丧失了语言。或者说，我们所掌握的词汇，对语言的掌控力度，不足以支撑我们讨论神奇本身。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神奇在语言的边界之外。

这种状态贯穿了采访全程。我们聊了4个多小时，通话到2个小时会自动挂断，这是运营商的设置，避免用户忘记挂机产生过多话费。我们打了3通电话。在这种时刻，直觉比语言牢固，虽然我们都清楚，自己说出了“驴唇不对马嘴”的话，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对方“驴唇不对马嘴”的回复中，确信对方理解了自己想法。语言像暗语，像迷宫，有屏障，我们需要密码本、藏宝图。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述的形式写文章，很忐忑。如果按照过往第三人称的叙述视角，必然会大面积地出现直接引语，这会加重拼贴感。更重要的原因是，神奇无法被直接回答。我们无法直接进入最重要的房间，只能绕着房间外的围墙打转。周静只能讲故事，讲她的故事，讲她和外公、外婆、父母以及女儿的故事。这些故事编织起来，就形成了一个有形状的大故事。这个大故事，就是我们绕着房间打圈的脚步，也就勾勒出了房间的外围。

我们只能做到这一步。我不确定自己是否把这个大故事编织得足够扎实。整个过程中，我们都在和不确定性共存共舞。采访结束后，我的嗓子冒火，张嘴都累，好像把一天的说话额度用完了。周静也很累，挂了电话，她上楼睡了一觉，睡了2个半小时。

神奇在自然里。报社不远处有一条河，写稿那几天，每天中午我都去河边遛弯。我相信，看着树叶，看着阳光，眼睛里有自然的气息，人会感受到自然的节律，写出的文字就会有自然的味道。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到了。如果能做到一点点，那真是太好了。

07

绿 瓷 瓶

采访对象：付秀莹

采访时间：2022年8月5日

有天，领导问我，付秀莹的稿子写得怎么样了。

我说，提纲还没写，书还没读完。

《野望》确实读了很久。6月22日拿到书，我大概看了一个月。中途住了几天院，在医院里，我看完了《野望》。看得慢的原因是，书里的语言稠密，像一锅粥，看多了，就会“撑”。我惊奇地发现，精神上的“撑”会引发生理上的“撑”。

《野望》里的长句特别多，特别长，密集地出现，像毛毛雨。我觉着，作者身体一定很好。不管是默读、朗读，还是用键盘打字，还是用笔在纸上写，断句的节奏，基本上和呼吸匹配。气息长，又稳，很可能有健身习惯，比如跑步、游泳。我猜对了，付秀莹跑步，几乎每天跑。

一个人如果气息长，那么说话声音，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很小。我们在电视剧，或者电影里，经常会看到角色喊叫，说的通常是短句，比如说：“你走”“别说了”“叛徒”，一句话没几个字。

见到付秀莹之前，我猜，她说话声一定很小。见了面，果然是这样，甚至比我想象中还小。采访过程中，我好几次陷入恐惧，怕录音笔录不上。她说话像风一样。录音笔固然能录下人语，但又怎么能录下风声呢？一想到这，我的恐慌再一次加剧。

我一直不会读景物描写，基本上是大致看一眼，因为细看也咂摸不出味儿。《野望》里有大段的景物描写，我必须读下来。她的回答说服了我——环境为角色服务，人会在环境里释放，田野让人从紧绷的人际关系里抽离。我突然意识到，景物描写真是太棒了。

在稿子开头，我专门写了一段景物描写，像小学生给语文老师交的作业。我写到了付秀莹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书法作品，上面写着黄庭坚的诗，桌上摆着绿瓷瓶，里面养着绿萝残枝。我特地找了一个词描述瓷瓶——束口圆肚绿瓷瓶。这让我想起《西游记》里观音菩萨的玉净瓶。黄庭坚的诗写了慈悲，写乡土某种意义上也是慈悲——村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另一个未离乡的“我”的命运。人、物、事，融合统一，真实存在。

付秀莹当过老师，当过跑文化口的记者，又成为作家，从事杂志管理工作。我做过功课，大致了解作家的经历。但亲耳听到，还是会惊叹，惊叹她超人的勇气。我们只聊了2个小时，细节充沛且完整，写稿足够用了。

刚开始写的时候，我写的句子，特别“付秀莹”。并不是说，我写得如她一般好。而是她的语言风格太强势，我完全被侵蚀了，整个人跟着跑过去。就像一个模仿付秀莹说话的人，写了一篇关于付秀莹的文章。意识到这点以后，我赶紧把句子在水里过了几遍，把我的话洗出来。为了靠近她，那段时间，每晚刷完碗，我就出门跑步。不过写完之后，就没再跑了。

08

空 瓶 子

采访对象：郭宝平

采访时间：2022年8月11日

读完《野望》，我从柜子里翻出《范仲淹》。同病房的姐姐们，见我又拿出一本更厚的书，面露怜悯。我一点不悲伤，心里窃喜，还好生了一回病，否则根本看不完。

《范仲淹》65万字，掺杂着文言文。一开始，我读得很吃力，每天只能读50页，就像U盘到了容量，提示“内存已满”。每天这么读下去，一天忽然通了，一口气看200页而不费劲。阅读过程于我而言，就像上了一个“传统文化基础速成班”，我能读一些古诗了。

第一次见郭宝平，我们聊了一个下午，整整6个小时。我简直想象不到，有一天我居然会聊到范仲淹、晏殊、欧阳修、韩琦、富弼、狄青、张纶、郑戬、尹殊，就像聊起楼下小卖部老板那样熟悉。在此之前，其中一些人名，我都没听过。我的大学古代汉语老师若看到这一幕，也许会欣喜地落泪。第二次采访，我们聊了4个小时，前后相加，有10个小时。

这也是一个甜蜜的烦恼——资料过多，我处理不了，写了第一段以后，怎么也写不下去。那时，刚好要出一篇“全民阅读”的综述，活儿很急。十一假期，我每天都在找“全民阅读”的资料。白天，我和老公边吃边看老版《三国演义》电视剧，睡前我再看一会《封神演义》原著。大概过了两周，我觉得可以了。再看之前写的那段话，发现完全不对，重写了一遍。

这篇稿子，延续了我对景物描写的重视。郭宝平没有过多地提到，他去范仲淹墓地的场景。我翻了他的朋友圈，在一张照片里看到了范公墓周边绿化。我想写出，一个人站在小山包上，微风拂面的感觉。至少我写的时候，自己要先感受到。写稿那天，我追的网文更新了，里面有一个词“醋海生波”。太棒了，我改成“绿海生波”放进去，像在大街上捡到宝。

我还记得，这篇稿子的开头老写不出来。午休回家，我刚把锅放灶台上，忽然想到几句话，立马闭火，敲进手机备忘录。小标题也取不出，睡前我又紧急看了一遍《封神演义》目录，找到了灵感，窝在被子里敲下了标题。我是按照小说写的这篇文章，或者说，用了很多小说的技巧。这与我以往写的所有文章都不同。我在心里，把它当做一条分界线。

我写范仲淹的时候，是在写郭宝平，写郭宝平的时候，也是在写范仲淹。不全写，而是对照着写。这样的设计，起初是为了减少字数，后来我从中得到了一种美感，就像两股线缠在一起，也如河的两岸。正因有相似的经历，郭宝平才能写范仲淹。形式也能补充内容。我不确定，我是否做到了。

写完稿后，我体会到了一个空瓶子的虚弱感。我用尽了所有，所有的技巧，所有的能力，所学的一切，都掏空了，用尽了。

09

考 场

采访对象：刘心武

采访时间：2022年9月13日

得知我要采访刘心武后，老公变得神经兮兮。吃完饭，擦完桌，我坐在凳子上缓神，他跑过来，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怎么能坐着呢？你该去看书了。”他是为我好，但我更紧张了。

最要命的是，我跟家人打麻将，很快把本钱输光了。此时，一位长辈兼《红楼梦》重度爱好者，悠悠地说了句：“唉，输就输吧，反正你要采访刘心武了。”四面楚歌，不过如此。

刘心武出了散文集《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世间没有白走的路》，拿到样书后，我很快看完了。中秋节读完了《钟鼓楼》，看得很开心。采访当天，我背着十来本没拆封的新书，打起去批发市场进货的架势，牢记亲友的嘱托，伺机而动，随时准备着拿下刘心武的签名。去茶馆的路上，我还在看《邮轮碎片》，还剩30%没读完，怀有“临时抱佛脚”的胆怯。

按照流程，先是视频采访，然后轮到我。录视频时，我在屋里，靠着门站。天不热，我背着书包，后背全是汗。刘心武的声音很洪亮，一下子，我就想起了儿时看百家讲坛的场景，大蒲扇、西瓜、凉席，电风扇“嗡嗡”地转。看的还是现场版，好像自己也在电视里，只不过没拍到我。我开心坏了，心满意足，哪怕让我立即掉头就走，我也欢天喜地。

采访后，我看完了刘心武以前写的散文集《心里难过》《命中相遇》，两本都是大开本，每页大概有一张A4纸那么大，拿在手里不算薄。我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素材太多。更严重的问题是，有一两天时间，我突然不会写稿了，像穿越到一个陌生人身体里，顶替她上班。我甚至去看自己以前写的稿子，每篇都很陌生。我发誓，那的确是我写的。

资料整理得差不多，我不得不动笔。直到快写完，我才意识到，写得像“大事记年表”。准确地说，“大事记年表”好多了，至少简洁。于是，在发给领导审稿前，我重写了一遍。看着二稿，又觉着太满，像蒸了一大锅馒头，句子把锅盖顶起来，沿着锅边冒出来。我抄起菜刀，摸着锅沿，删了四千来字，又顺了几遍。面发得好不好已经顾不上了，至少把锅盖合上，我想。

直到重写的时候，我才想明白，这篇稿子应该要写成“人物传记”。写稿期间，大概有一两周，我时常半夜惊醒，三四点，或者五六点，睡不着，抱着手机上看《局外人》《红与黑》《人类群星闪耀时》《追忆似水年华》《静静的顿河》《官场现形记》，看不下去就换一本，看进去了，就开心地看上一两个小时。高兴了，又悲伤，想的是：开心有什么用呢，到了明天，稿子还是不会写。我企图从名著中获得破题思路，疗效跟学生带进考场的“孔庙祈福”铅笔类似。

稿子发出后，我像扒了一层皮。“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转了该文，有读者留言：“虽然还没到80岁，却觉得能读懂。”

这位读者读到了我挖到的宝贝，虽然我们都还没到80岁。

10

过 山 车

采访对象：秦明

采访时间：2022年11月12日

《燃烧的蜂鸟》我看的是纸质书，看很顺利。《尸语者》是在喜马拉雅上听的，上班路上，或是做家务、洗漱时，抓紧听一段。前者是秦明新作，后者是他写的第一部书，两者跨越了10年。我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两只手拿着一个毛线团的两头，往前摸索，有迹可循。

采访时间是周六上午10点，6点多我醒了，实在睡不着，摸出手机把秦明所有作品的序言和后记看了一遍。9点半起床，把要补充的问题誊在白纸上。写完最后一个字，我看了一眼时间，9：58。电话打了一个半小时，我处在一种持续的震惊中，法医的日常太新奇了，好有趣。

聊完后，我开始找资料，在“法医秦明”“早安元气社”两个微信公众号里，找秦明写的文章，写秦明的文章，写法医的文章。看了有200来条推文，找出了40多篇可能会用到的，把标题、链接、关键段落，粘贴到一个Word文档里。

《80个只有法医知道的秘密，你知道几个？》像目录一样，列了80个带超链接的小标题。这条推文在我的电脑屏幕上躺了一天，上午没看完，下午继续看。我看得很开心，也忐忑——我看起来不像在工作，更像在“摸鱼”。同事要是看见了，大概不会问我，但这样我连“自证清白”的机会都失去了。

写稿时的困难在于，开头太多。好比，眼前有一筐毛线，扯出来一根毛线头，看了看觉得不对，放回去，过一会，再扯出来一根，还是觉得不对。扯出来五六根，反复比较，发现最好的那根也不行。这就像收音机换台，调没调对，结果明确。现实中的具体表现是：我对着电脑不停打字，过了一会，长按“回车键”，删除。

我找各种书看，最后奏效的是《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时事出版社2008年出的版本，书页有点发黄。看完第一个案件《血字的研究》，我找到了那根毛线头。后来，我又读了《逝者之书》，这本属于科普书，秦明写到了一些自己接手的真实案例。

《燃烧的蜂鸟》里，夹了一封秦明写给读者的信，写了一件发生在他中学时的事。“我还是那样，立志要读一百本书，一本还没读完，就跑去踢球了；看到同学们都去坐公园里刚刚建设起来的过山车，我还是不敢去尝试。”

我有了一个画面：男孩跑得大汗淋漓，额上有盐粒，面对过山车，他站在原地，不敢上前，又不想离去。他在犹豫。他的鞋底也许会有一颗小石子，用脚慢慢磨搓。想到这，我的脚下仿佛也有一粒石子。这粒虚构的小石子是那样坚硬，我把它写进稿子里。审稿时，秦明和他的策划团队没有删去，我感念至今。

后来，我也在想，为什么对这个画面那么执着。或许这是一个隐喻。多年以后，成为法医的秦明，面临同样的选择：继续踢球——完成法医的日常工作，这是他喜欢的事儿；去坐过山车——宣传法医工作，为法医群体做一点事。这个领域有陌生，未知通常会带来恐惧。

他没有停留在原地，而是向前迈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