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面世三十周年暨陈忠实逝世六周年的时候，我郑重地推出了评论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白鹿原》确实是一部很好的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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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白鹿原》的组稿人、终审人和责任编辑之一，我推出评论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是为了向读者介绍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经过，以及《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曲折经历。从我与陈忠实四十多年交往的诚挚友情和亲身经历出发，详尽地解释了《白鹿原》的四大特色：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塑造（白嘉轩等人物可视为艺术典型），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我作为一个编辑，高度的评价《白鹿原》是一部生动、深刻的“民族的秘史”，反映了陕西渭河平原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历史变迁，描绘了一轴斑斓多姿的农村社会画卷。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是一部壮美恢弘的史诗巨著，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生前撰文指出：“《白鹿原》有一种说不完、挖不尽的品质，这恰恰是经典作品特有的品质。”又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经验，比来比去，大家还是觉得《白鹿原》的深邃度、厚重程度及其巨大的艺术概括力，显得更为突出，把它摆放在当代世界文学的格局里也毫不逊色。”（见《〈白鹿原〉的经典相》，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17日）

评论家白烨也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地指出：“迄今为止，《白鹿原》的巅峰位置在中国长篇小说中是不可逾越的。”

社会上的反响证实了雷达和白烨对《白鹿原》的高度评价。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南京，由众多评论家评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优秀作品时，《白鹿原》都稳坐第一把交椅。

然而，当 1992 年《当代》第6期，1993年《当代》第1期连载《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93年6月出版《白鹿原》的单行本以来，虽然海内外反响强烈，五个月就加印了五十多万册，一时“洛阳纸贵”，但是也有不同的质疑声音。不要说获大奖，在某些政府奖的评奖中，《白鹿原》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亲历这些事情的我，不等领导打招呼，便自动起来为《白鹿原》呼吁、呐喊。因为我的编辑理念是一定要挺身而出，为自己认准了的优秀作品辩护，与它共荣辱，与其作者共进退。这样，便陆陆续续写了集子里的十几篇文章。

去年春天，在从办公室带回来的尘封的纸箱里，又发现了陈忠实给我的六封信。四十多年来，我们之间的交往不知有多少次，我们之间的通信总共有几十封之多。现在找到的忠实给我的二十三封信，虽然只是我们之间通信的一部分，但也足以证明我们深厚的情谊，也足以说明陈忠实创作的艰辛。忠实在1990年10月24日的信里对我说：“《白鹿原》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后来，在新发现的六封信里，他又说：“我当然记得20年前您初到西安约我写长篇的事，之后的几年里一直在鼓励我写长篇，20年后交给您一个答卷，得您首肯，在我就十分慰藉了。当然，在做这部小说写作之初，自觉是踏到一个关键的步子上，咬牙吮血也要跨出这一步。”可见忠实为完成《白鹿原》简直可以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他对《白鹿原》的重视可以想见。又说：“原以为你真的不能参与处理这部书稿了。看来是大幸，也是我的缘分。”（1992年7月15日信）

正因为这是20年前的约稿以及陈忠实与我、与《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十年来建立的情谊，所以，虽然后来有其他出版社来约稿，陈忠实仍明确地说：“尽管这期间有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四五家来人来信约过稿，我都婉辞搪塞了，我是白鹿原人，守恪信义。”（1992年4月24日）由此可见忠实和我、和《当代》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深厚情谊是不可撼动的。

有了陈忠实给我的这些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信件，有了叶梅珂解读新发现的陈忠实的六封信的《自古青山遮不住》，有了我和赵凯关于《白鹿原》的对话《文学依然神圣》，有了缪俊杰老友及其大作《平生豪壮二编书——著名编辑家何启治印象》作为代序，特别是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臧永清、李红强同志的鼎力支持，于是便有了《不朽的丰碑：〈白鹿原〉》这本小书。

《白鹿原》的出版，再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依然神圣，文学依然大有可为。我深深感谢《当代》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文学平台，也无愧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