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路公交车驶入终点站时，堵街在方框窗子里愈发圆润，即便是棱角分明的高楼，也收敛了锋芒，任由阳光打磨。整个镇子被闪耀的金边围绕，像是燃起了不得了的大火，火舌四处挑衅，又四处躲闪，足够凶猛，热情明显不足。初夏的堵街，和所有北方村镇一样，充斥着杨絮。杨絮无处不在，我的双手不得不在身上乱抓，试图抓住来自五内的瘙痒，更试图抵御胸腔中无处排解的烦躁。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没有那么热，甚至有些凉，不过当我穿着黑色皮衣走下公交车时，太阳狠狠教育了我一下。我像走到了一块烧红的铁板上，脑子里下意识划出“呲喇”一声，是带有水珠的蔬菜下锅的声音，更准确一点是水爆炸的声音。皮衣里面只有一件衬衣，完全露出来后，得到的仍不是清爽，汗水很快滑了出来，把衬衣粘在后背。我这次回来只带了一个空行李箱，二十二寸的，是我能找到的最大的行李箱，因为体积过大，上飞机时，差点被要求托运。石子到处跑的柏油路最坏行李箱，我只能半提着，暗暗舒了好几口气，幸亏是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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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租住我家房子近十年的租户死在了铁路上，生意失败，自己卧的轨。他的生意其实不大，承包了堵街菜市场的一角，大致七八个摊位，除了蔬菜水果，还卖腌菜和大料。真正把他推向铁轨的细节，我并未掌握，也无心探究。他人不错，常常会给我妈送些蔬菜水果，尽管都是卖剩下的。我妈从未催过租金，全凭他自觉，最后一个月的租金并没少交。总的来说，他是个不错的租户，如果他不死，房子大概率会一直租下去。

如今房子闲置下来，我妈打视频电话商量，不如趁着房价高，将两套房子都出售。她想回南方老家生活，山里最宜养老。卖房的钱加上我的积蓄，也可能让我在大城市里交一套房子的首付，藉此摆脱村镇户口，成为名正言顺的城市人。她的脸在屏幕里被放大很多，不断晃动，应该是在走路，可能是去菜市场。我同意了，让她把房屋信息交给中介，花点钱无所谓，快就行。听到这话她有些不乐意了，在正地方花钱，多一点少一点可以不计较，要不多花一分都是犯罪。她接着说，柏林，你爸的日子快到了，到今年整十年，按说应该办一下。我说，算了吧，卖房重要一点儿。她说，咱们这一走，很多人情账就收不回来了。我说，太麻烦了，我请不下那么长时间的假。她说，你公司喝人血吗？办个忌日都不给时间？我还是拒绝了我妈，这事我从内心里抗拒，我爸不是我们在堵街挣最后一笔钱的工具。他不能是这样的角色。

我半拎着箱子走到小区门口，这才松了一口气，将箱子放在地上，拖着走。咕噜咕噜的声音牵来不少目光，随即都集合到我身上，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已接近退休年龄的叔伯阿姨们围了上来，每张嘴里问出的问题都不一样，像是提前商量好了，势必要将我的秘密掏空。我没有办法，只能跟随他们到健身广场的荫凉地里稍坐。从租房的那个可怜租户，到厂子如今的效益，他们完全不管我是否接受，像一把包浆的砂壶，使劲往外倒。这些苦水从我左耳朵灌入，随即从右耳朵入海，销声匿迹。我身上黏腻的汗水已经基本散尽，只是衬衣依旧在背上贴着，像是没了黏性的创可贴，似掉非掉，若即若离。这时，不知哪个大妈提起了林静枝，随即这个声音被另一个声音喝止。这个尖锐的声音我熟悉，是我妈。但那句话我听囫囵了，静枝她爸没了，你咋没回来？

我和林静枝算是发小儿，世俗眼中的青梅竹马，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备受关注。只有少许人知情，我家与林静枝家早就断了来往。有多早呢？大概是从我爸没的时候，再有几天就是十年了。我爸死得安安静静，中午吃饭时喝了点儿酒，二两的杯子，喝了一杯多，按他的酒量，这点儿还不够发汗。酒不足饭饱，人照样瞌睡。夏季的堵街，一丝风都没有，火电厂的瘦猴烟囱吐出的烟都是笔直的，缓缓与天上的云融合，速度不快也不慢，安稳地将天空铺满。我爸总是忍着热午睡，风扇声音吵，他不习惯。汗一层层往凉席里渗，人也不停地翻滚，直到疲惫打败燥热，沉沉睡去，再没醒过来。我妈坚持做尸检，各项检查一样不落，不为别的，就想知道到底咋回事儿。结果案子交给了刑警队。其实，事情到了这里，依旧与林静枝扯不上边儿，毒杀我爸的人，是曾经机械厂的厂长，贪污国有资产，被我爸联合几个人一起告倒了。恨是一粒种子，需要心血浇灌。他出狱之后，没想到连机械厂都没了。这些当然都是我爸的“债”。我们这辈子无意间欠下的债，可能需要一生来偿还。我爸因此失去了一生。林静枝的爸，是机械厂的会计，跟着一块儿进去了几年，出来得早，摸准了我爸的生活习性，不过下毒的事情他说他并不知道。厂长死刑，林静枝的爸因为证据不足，疑罪从无。那时候我确实在和林静枝谈恋爱，十七八岁，生命中最美好的，不正是爱情吗。

我爸把她爸送进了监狱，她爸与我爸的死千丝万缕，可我们都单纯，或者说没有对这份血缘关系过于执着。我们依旧偷偷联系，一起到北京读大学，北京距离堵街八百公里，我们做什么都没人管，那确实是自由的感觉。不过我与林静枝最终断了往来，也因为距离，她得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自此之后，我就很少再有她的消息了。没想到再听到她的消息，还是因为她爸。

我妈没打算对我说什么，接过我的箱子，拖着往家里走。我爸当年得到的赔偿，一部分用于我读书，其余都用于买房。十年前在火电厂家属院买的一套房子，确实花不了多少钱，我爸的命得以用另一种形式延续。买来的房子便是租出去那套，两室一厅一厨一卫，标准的七十平职工房。租户把一间当仓库，另一间正常住，厨房很少用，做生意的，基本都在市场上简单解决了。这十年来，租金稳步增长，差不多已经将当初买房的钱收回百分之八十。不过现在我脑子里并没有盘算钱的问题，我只想到林静枝。我妈白了我一眼说，别想了，给谁随礼都不能给她家随礼，而且你爸的事儿也得办，要比她家好。我说，既然要走，就体体面面地走，再让别人说闲话就不好了。我妈猛然加快速度，三步并作两步，越走越快。我身上的汗又爬了出来，它们围绕我的身子兴风作浪，就像正在我心口翻涌的血液，活跃、滚烫。

接下来三四天，不断有人上门看房，多是在火电厂上班的年轻人，他们从各地考进来，要在火电厂扎根，成为新电厂人。也有家属院里的老邻居，他们对房子知根知底，杀价太厉害，只能和气地送走。那套房很快就被一个年轻人相中，他急于买房，我们急于卖房，两急相冲，结果很平稳，过户手续齐全，钱货两清。现在住的这一套难处理，我妈过日子节省，屋里堆得东西太多，很影响观感，主要是影响空间感，原本五十多平的使用面积，在我妈的布置下，看起来只有三十平。随处可见的纸壳箱子像巨兽一样，不断啃食空间，阳台被完全吞下，客厅也被咬了几口。箱子里有很多东西，大多是衣物，我在洗衣机包装箱里找到了我一岁时的连体开裆服，皱巴巴的，轻飘如蝉翼。我问我妈，这玩意儿留着它干啥？我妈说，你不生孩子？你的孩子不用尿布？我就当吃了一颗老鼠屎。

后来，林静枝打电话来，原来她的号码一直没换。她想买下我家的房子，我拒绝了。我知道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她没有坚持，说起了题外话，问了我很多历史学问题。我说，没话找话，怪尴尬的。她说，想着你是学历史的，给你带了个东西。我说，学历史挺倒霉，找工作难。她说，不为工作而读书，这是你说的。我说，说岔了，你客气啥，带的啥东西。她说，你下楼去取吧，放到快递柜里了，取件码短信发你了。我问，啥东西啊？还神经兮兮的。她说，预期别太高。

趁着我妈出去打麻将，我一点点清理家中的纸壳箱子。我收拾出一大堆杂物，确认了几遍，这些东西扔了并不会挑起争端。顺道去取了林静枝留下的东西。它静静卧在快递柜里，像一具入棺的尸体。我把它掏出来，大概二十公分长，十公分宽，五公分高，分量很足。是块砖。被一个包装袋包着，包装袋上都是外文，大概是德语。我明白了，这块从德国过来的砖，是林静枝的心意。我的名字中“柏”念“百”，柏树的“柏”，我爸给我取这个名字，跟政治历史完全不沾边，就是因为我家门口有块柏树林。林静枝从同名的德国城市带来，这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心意。

我把这块砖装进了我的皮箱，空无一物的皮箱自此开始坚实。

我妈得了教训，再也不出门打麻将，如今家中唯一的大事就是整理东西，卖房成了第二顺位。我妈的脑子像一块年久失修的硬盘，冷不丁就会冒出一段记忆。看到一张照片，她回溯当初是怎么和我爸见面的；看到一件衣服，就想起我当初是如何顽劣，衣服磨损得总比别的孩子厉害；看到一本习题集，就感叹我到如今还没有结婚，而我爸这般大的时候，我都已经四岁多了……我的脑子是块正常的硬盘，对这些奇怪的外来资料，一概拒绝进入。

家里陆续来了四五波看房的人，其中一个大叔是第二次来了，眼神要比很多年轻人坚定，在屋里来回踱步，似有一种寻找家的架势。我妈没什么耐性，不想多费口舌，大叔来回讲价，更令她非常不舒服。她最后撂下一句“想买就买，不买拉倒”，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重重关了门，留下我安抚大叔的情绪。大叔说，这房子确实老了，重新装修又是一笔钱。我说，也不能只看坏处，这房子挑高要比现在的高出三十公分，即便吊个顶，也不显得局促。而且老房子修得扎实，不像现在的豆腐渣工程。产权还有四十年，地理位置也好，如果拆迁，也能赚一笔。大叔说，你这小年轻是专门卖房的吧，说得一套一套的，要是真这么好，你咋舍得卖？我说，要搬走了，不在堵街住了。他说，咋的，堵街都住不习惯？这不比村里好。我说，人往高处走嘛，住了快三十年了，够了。他说，要是能压下去一万，我就买。我说，一万太多了。他说，那八千。我妈从房间里冒出头，最多五千。大叔看向我。我说，我家我妈说了算。大叔终于痛快一回，那行。说完就从屋里小跑出去了。大叔再来时，挎了一个军绿色帆布包，鼓鼓囊囊的，进到屋里，直接把包打开，一包现金。他说，来吧，点点，二十一万五千。

房子卖出去了，生活突然显得局促起来，正如此时的堵街，火车把路给阻断了，缓慢蠕动，动作甚至慢于蜈蚣，来往车辆安安静静停在原处，长龙一直延伸到堵街之外。我妈最为烦躁，她望着车龙，在副驾驶上来回扭动。她说，都让你快点了，还是赶上了火车，你们爷儿俩都是这种怪胎，要是我误了火车，还要浪费钱。我说，顶多半小时就能到火车站，你的车还有一个半小时呢。她说，我是说你这种性格，不是说眼前的事。我说，我努力改。她说，算了吧，狗改不了吃屎。我问，你去那边有人接你没？她说，这么大个人自己不能回去？我说，我开车送你也就六七个小时。她说，这又不是自家的车，路上磕碰算谁的？你这么有钱咋不自己买辆车。我说，行吧，到了给我打电话。这边处理完了，我还得回公司一趟。她问，你那个公司啥时候倒闭？我说，盼我点儿好吧，现在有个工作不容易。她说，说好的十天年假，到家里就剩七天了，周扒皮也得要脸。我说，等我在北京安定下来，就接你过去。她说，算了，我老帮菜小地方还待不惯，去了北京怕是不认路，老死在山里最好。我白了她一眼。她说，我现在就想在死前见你结婚。我说，说点儿好听的吧。她说，我知道你和枝子还有感情，你们俩结婚我没意见，你们能过下去就行。我说，早翻篇了，别瞎操心。她说，我就剩你这个儿子，不操你的心，操谁的心？我说，你睡会儿吧，火车上睡不着。

从火车站回来，把车还了，我给林静枝打了一个电话，感谢她的别致礼物。她说，不是贵东西，但重。我说，你挺幽默。她说，我现在忙完了。我说，我也没啥事。我们约在老地方。

阳光迎面铺洒，堵街被赋予金黄。林静枝戴着墨镜，夕阳在镜片上，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刺眼的。她手里拿着一顶大檐帽子，像是麦田里稻草人戴的草帽，只是材质不同，一个是尼龙，一个是皮质，牛皮或者其他动物的皮。阳光将它的动物性激发了出来。她把帽子盖在了我的头上，视野骤窄，天空被拦住了，高耸的楼被拦腰截断，而低矮的家属院，却因失去对照物，升了一格，变得壮硕。我既能看见它们发亮的身影，也能看见它们低沉的阴影，以及裸露在外的血管——包裹着保温层的暖气管道，唯有光阴可以腐蚀它们的臂膀。

林静枝的头发在阳光里愈发耀眼，我很难分辨它原本的颜色，它闪耀着夕阳的金黄与内敛的红，集合了嚣张和懦弱，蛮横与怜悯。她热衷改变发色，初中时便如此，这么多年了，没有改变。风很轻，卷不起地上的沙尘，只能带动她少许未被规整的头发，起了静电一样，微微浮动。隔着墨镜，我没办法看到她的眼睛，我挺想看看它们，可我实在没有理由和勇气将她的墨镜摘下。她是突然转头的，我冷不丁与镜中的自己四目相对。顺着墨镜而来的夕阳，留下了两个点，深深印在她的脸上。她问我，麦子到什么时候才会熟？我说，现在才刚刚灌浆，距离成熟起码还有一个多月。她说，那我待不了那么久。我说，你要是想吃新麦，我可以给你弄点儿。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都没有土地，绕着堵街的农田，都是别人家的，看见这些麦子，我只是想到了从前的一些事情。我说，我家还有几分地，我爷爷去世之后，村里没收。

我们早就将脖子扭了回去，她仍注视着夕阳，任阳光铺满她的脸颊。帽子帮我挡住很多东西，宽大的帽檐将我的双肩也笼罩住了，它甚至无意间拉远了我和她的距离。我们似乎并不是肩并肩坐在铁轨上看夕阳，而是坐在某个候车大厅，我们身下不是坚实的土地，而是永远不属于任何人的公共座椅。

火车已经走了，今天不会再来了。每天只来一趟，嘎啦嘎啦，拖着肥硕的身躯缓缓驶入火电厂。车厢里装满煤炭，那是火电厂的血液，火车自然是血管。我们都清楚，火电厂是堵街的心脏，一座冷却塔就是一座心室，两座冷却塔和一根烟囱就构成了一块土地的生物基础。不需要轰鸣，也不需要火花，就如呼吸般寻常。心脏每天泵血八千升，而它本身只有两百五十克，半斤重。心脏一旦出了问题，那便是大问题，于整个生物系统来说，是巨大的问题。林静枝的父亲就是因为心血管疾病去世的。

我和林静枝并肩坐在铁轨上，看着夕阳一点点被大地吞噬。小时候，我们常常跑到这里坐着，那时候不会干坐着，我们彼此依靠，谈天说地，也接吻，这里是我俩的秘密基地。她总想感受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悸动，感受来自远方甚至是大地深处的悸动。火车已经走远了，车尾变车头，拉着空荡荡的身躯，离开火电厂，驶入陇海线，而后不知所踪。很少有人探究它来自哪里，就像很少有人探究它是哪年来的一样，我们都只看表象，不看本质。

天色渐暗，麦田重回幽青，晚风渐近，麦芒并不锋利，哗啦啦像是小河。林静枝不自觉说到了去年的大水，天像漏了一样，将城市包围。我说，堵街上1841年发过洪水，那时候堵街被大水掠过，汹涌的黄褐色水浪不断冲击开封城墙，那种气势，比最凶残的攻城部队都要凶悍。她说，我不关注那么久远的事情，我只有余暇关注脚下的土地。我去年被困在一辆停运的列车里，我爸也在。我挺庆幸，有个说话的人。所以当大水不断晃动，拍打火车时，我也只当那是普通的颠簸。我说，叔叔那时候身体咋样？她说，不咋样，心脏有问题，不是一两个小钱就能解决的，我爸会计出身，他在火车上也在算，要是他死了，我能省下多少钱。我说，1841年那场大水中，被困住的人充斥着一座城，里面有个人在历史书上很重要——林则徐，在他的带领下，黄河的决口被封堵。她说，你看现在的太阳，它消失了，天还亮着。

林静枝将帽子从我头上摘下，戴回自己的脑袋。她的头发没了夕阳的滋养，失去了光泽，成了普通的暗红色，像是血脂超标的血液。她想站起来，第一下失败了，倒向枕木。我这次帮上忙了，我拉住了她，只有帽子跌落在枕木间的缝隙。挽起她时，我感受到了她手心的汗水，通过它们，我似乎看到了她在那趟火车里的绝望，在无休止的等待中，慢慢看着生命流逝。站起身，我们并排走在铁轨上，就像小时候那样，专注于脚下，铁轨光滑锃亮，不小心就会滑下去。我和她都清楚，我们都会这么继续走下去，从相隔一米，到千山万水。

回到家，我确认整个套间里除非必要的，已再无我的物品，它们如今都躺在行李箱里。一个二十二寸的箱子就把我的过往装满了。我打开箱子，一件件检视，都是老物件了，大多是我爸留下的。他已经模糊，可物件却不会老。最后，我的眼睛停留在林静枝给我的纪念砖上。我把它拿起来，放在耳边，我只能听见我的心跳，以及遥远的水声，似乎大水正拍击着开封城墙。

我走到厨房，从裸露的墙壁上，抠出一块松动红砖的一角，把它与手中的砖反复比对，除了颜色不一样，几乎没什么差别，破旧、松散、失神。我用劲将纪念砖塞进了皮箱，稍稍有些勉强，但也使它坚实了不少。

拖出行李箱，我重重关上了防盗门，噪音不断在墙壁之间回响。

王文鹏，九〇后。有作品刊于《长江文艺》《长江文艺·好小说》《上海文学》《山西文学》《湖南文学》《福建文学》《滇池》《大观》等，有作品被转载、获奖。出版小说集《寻找宗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