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初冬明明有人跟我谈得来。我参加了一个有点无聊的家宅聚会，是餐桌上安静到需要逐个唱歌、其他人拍手击节的那种。一首据说是用洛佐语唱的情歌得到了最多称赞。因为没人在音准音色方面吸引评论，所以语种成了好话题。唱歌的女人已经不年轻了，但却红了脸，她的名字丹芳这才被我记住。很多人说这种洛佐语好听，还有几个人表示想学。丹芳就说起她在澳洲研究继生社会群落时学习当地语言的事，当大家转而出门去逛院子时，她只能把没说完的话对着我说。我能感觉到她的耳朵和脖颈散发出的温热。

在院子里，她不禁又哼唱了那首歌，却没有吸引经过她身边的人。她走向角落里的一棵秃树，我跟了过去。这一次我才真的觉得洛佐语悦耳。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

(相关资料图)

隔天，我和丹芳私下约会了一次，我喜欢上她了。她有一些白头发，可唇舌粉嫩，乐意讲她所深入的偏僻地区中移民和当地人组建家庭的故事。后来她给我寄了东西，我妻子取来邮包交给我，没问是谁寄的什么。我把它拿到书桌上打开，里面主要是册子和笔记本，有几张单页纸和一个存储盘。我翻看了那些注解残缺的文字和图画，试着播放了那个存储盘，还找出耳机悄自听了几段录音。当晚我很兴奋，对妻子既刚猛又温柔。洛佐语学习材料让我这样，我自己也有点意外。

在一张颜色暗沉的手绘地图上，一个岛屿占据当央，边缘的澳洲大陆海岸偏安一角。岛的名字涂抹过，又用洛佐语文字重写了，我相信它就是“提门诺岛”。先后听过的洛佐语声音让我可以想象岛上的清新与幽僻，至于丹芳在那里的研究工作她无意提及，我也不会多嘴问起。做知音不需要太多相处，同样不需要太多的相互了解。洛佐语的发音含几分童真，却也带几分炫技。那些录音片段有一半像是丹芳自己的嗓音，其余的有男声也有女声，有一两段应该是老者的。言说者无论什么性别和年纪，听来都元音饱满辅音清爽，音节过渡圆润流畅却又边界清晰，长句子说出来仿佛古泉欢腾。有一段歌声似乎从山谷另一边传来，但连韵尾的辅音都悉数脆生地敲弹入耳，不像有些主流语言那样，很多轻弱音素需要听者根据情景和经验猜出。我明白寻常的学习方式无法傍近洛佐语的美妙，口舌咽腮的大量肌肉训练是必需的。

没必要把已经明白了的道理说给丹芳听，我自己开始了密集的发音练习。轻巧、硬朗和整洁纷至沓来，从唇舌到耳朵，直觉告诉我洛佐语有一定的成瘾性。慢慢地我觉得人能随时说话给自己听是一桩美事，好比女人突然开窍，迷上抚弄自有的乳房。我选择那些典型而有难度的多音节单词反复诵读，累了就在其间穿插一些整句连读。由于不甘于只是默读，那段时间我常常被人问起嘴里在说什么，我不想多说，随口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回答，比如在练歌、在背诗词。

“别骗我，你背诗？”有一晚妻子说，“是不是最近账目出问题了？”

她担心我丢了这份工作，我就顺势扭开脸，让她别问了。我知道我练习的样子已经相当投入了。可以预见的，我的舌根和舌边开始肿痛，喉咙也发炎了，有几天几乎没法吞咽，发音一度十分蠢笨，可我心里毫无惊慌还愈发欣喜。丹芳说提门诺岛上很多人患过某种口咽腔炎症，自愈后语言能力才显著长进，学习材料里也有一段几次提及“腔道炎症”和“愈后语音”。而妻子这妇人竟试图让我吃药消炎。

果然在病症自行退去几天之后，我忽然漂亮地发出一个相当难掌握的发音，随之像是可以地道地说出很多包含这种发音的单词了。我如此兴奋，在路上一直重复那些词。时而有人迎面走过，见我把舌头像蛇吐信子一样伸出，迅即利落地从唇间抽回，那种特别润滑的语音似乎在我闭嘴后才生发，在他们听来一定格外新异。我不知道该加快脚步还是该放慢脚步。我想到如果修改那首情歌里的一个短句，就可以连续两次那样发音。在到家之前我拐进一条僻静的巷道，手抖着拨通了丹芳的电话。

“树叶刚刚落入河水。”我第一次真正使用洛佐语，其中的“落”含带了久经等待和翻转飘荡的意思，但本身极其简单短促，它前后都是我刚学会的那种润滑、滞后彰显的发音。

电话听筒里静默了一会儿，丹芳终于轻笑一声，“树叶刚刚落入河水。”

我没有多说一个字，挂断了电话。

丹芳给我的学习材料就只有那些，我一度认为只够爱好者赏玩，不足以传授可供应用的表达技能。可出我料想的是，随着发音水平的提高，我常常会自然而然地知晓有些缺少释义的词句如何使用，也能不大刻意地把某些想法转化为一串语音，其组成部分未必都是我学习过的。这个难以形容的学习过程或许比我主观感受到的历时更久，也不乏些许曲折，但总的来说，我正在舒服地滑进洛佐语沼泽。

几周时间里，我很少开口和别人说话。有几次持续十几分钟的所谓谈话，我居然只是用“嗯”“哦”来完成的。

有一天下午，我去主任办公室报几个数字，交了相应的单据。回来坐下不久主任就打电话来，让我重把一个数字说给他，我记不准，也翻不到那份单据的副本，只嘀咕说刚刚汇报过。主任训斥了我，让我别废话，快点告诉他。我必须说点什么，可这时我突然口吃了，说不出任何一句临场该说的话，也讲不出真正想讲出来的东西，除非用洛佐语。那是个难忘的下午。在极度尴尬的冷场僵持期，我突然想到另一串数字，以平常口音微调重音，说出它可以很精彩地模拟洛佐语“你他妈真够恶心的”的音调。这让我为之一振。

“四千零七十一点五三。”我说。

“再说一遍。”听得出主任用铅笔在纸上速记。

“四千零七十一点五三。”

“好了。”他平静地挂了电话，好像从来没对我发过火一样。

之后的几天我有时会想一想这串纯粹用来模拟音调的数字会引发什么后果，但仍然用几乎所有空闲时间学习洛佐语，包括和丹芳通电话。欣慰的是，那数字居然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影响，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一两个月之后有一次主任灰头土脸地从外面回来，让人帮他在桌子上乱翻一气，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似的，但也没什么事找上我。

从那天起我就频频遭遇口吃，仍然是一个正常的词都说不出来、一下子憋住的那种。但我却没有为此烦恼，因为这并没有发生在我学说洛佐语时，相反倒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抚摩我的心爱——只要我用原本语言的短语和句子模拟想说的洛佐语的音调，便能流畅地说出话来。我飞快地适应着这种语言反应模式，照这样下去真的无伤大雅，只是别人很难听到我心里的意思而已。起初我做转换时还有点生涩，比如在电话里听到妻子说身体不舒服时，我对她说“朝久久没有动静的地方看”就令人费解，稍加重复她便恼火了，而我脑子里的洛佐语其实是“数一数你有几天没这么麻烦吧”。一两周之后，我就渐愈轻车熟路，屡屡为洛佐语心念找到更合乎情境的模拟语句，我把“劳驾你让一让”说成“这条路应该走得通才对”就是相当成功的例子，对方斜了我一眼，闪开了。我当然不会指望总是有这么好的效果，但把别人拉进涉及洛佐语的交流本身就带有十足的新鲜感和欣快感，我要告诉别人“半个小时后我去楼下把东西交给你”，就开口说“要看见我就站在路边的大石头上”，然后对方又认真地跟我谈了几个回合才开始急躁起来。

生活呈现出有趣的面貌，我就像回到了被未知围绕的幼童时期。我周围的人真的就像那些小孩子朋友，对我时好时坏，有时会突然吵一架，回头听我开口说几句话就又望着我若有所思了。发生了几次出乎意料的工作调动，我甚至有了一两次艳遇，不知道我的话在两厢默对时有多意味深长，如果不是最后几句运气欠佳她们就要去淋浴了。一段时间之后这种人际关系的动荡才略得平息，我终于获得了更多的独处时间去听、读乃至书写。如同我重温了童年便很快成长起来，变成一个享受孤独假期的书呆子中学生。只可惜这段时间缺少了丹芳分享体验，好多次我试图联系她，她先是显得很忙，没法好好听电话，后来就怎么也找不到人了。我成了一个孤单的洛佐语学习者，但我并没有感觉空虚，这使我要去分辨自己的情感。我把妻子拉上床，边亲热边哼唱丹芳唱的那首歌让自己兴奋起来，我眯上眼去想丹芳的样子和声音，但到了最激越的几秒钟，我狠狠吼出的却是最新学会的一句洛佐语，直到疲累地翻身仰躺下去我嘴里都是那一句。这样试过几次之后，我怀疑自己是否还喜欢丹芳，或者有没有真正喜欢过她。

妻子怀孕了，是我们婚后多年的第一次。我想我可能只是利用了妻子的皮囊和丹芳的做媒，跟洛佐语有了个孩子。有一天我像要给孩子找妈妈家一样，心血来潮地从一个嚷着会去新西兰旅游的同事那里借来一本澳洲地图册。回到家我把自己关起来，专心对比丹芳那张手绘地图和这本地图册上的各种形状和曲线，双手并用地旋转图张方向，奢望能咔嗒一声地发现吻合。我翻查多遍，累到眼花也没能在地图册上找到提门诺岛，手绘地图又全无方位和比例尺信息，我连疑似是它的岛也没找到。许久后我站起来吁一口气，把用色俗气的地图册扔进垃圾桶。我不能太肤浅太贪心，有洛佐语其实已经足够了。时间、心力和嘴巴耳朵都是不该枉费的。

天气又寒冷起来，我瘦了，一副畏冷的样子，却时而觉得有无限深长的气息。丹芳寄来的册子和笔记早成了另一副样子，我把每一页都翻捻得又脏又软。我学到的洛佐语知识已经远远超过那些材料所包含的，它们寄生在我头脑里，施展着自我增殖之能。或者借助一句洛佐语格言的意象来说，就像一个耳廓大的水洼向外慷慨地分发了若干条疾溪狂流。幸亏没有人要我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可以任由那些溪河之水源源不断地流淌，汩汩作响地奔拓。

儿子出生，我多请了几天假，得以专心誊写那些笔记。春天，我被派公出到另一个城市。任务不多地方也不远，计划是火车往返，当天早上出发次日中午就回来。我出门前查点了要带的材料和证件，然后竟然带了两套夏装和整理过的笔记。这说明我早就隐隐地感觉到了什么。到达后气温很低，对方先安排了晚餐接待我，我们喝了点酒，杯盘之间我朗声说了很多话，也见他们交换了几次眼神。换了地界，拟调法更亲密地伴我唇齿。他们扭捏地提出了一些令人厌恶的要求，我用斥责的劲头爽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我起床吃力，没有按时完成核算。下午他们帮我另行安排行程，我的意思是只要上半夜能回返到家就好，然后他们就按我说的，给我买了凌晨飞去南方的机票。

我不清楚这是不是自己想见到的情势，但我似乎已经准备好了置身这种历险。一转眼我这样说话已经说了几个季节，在享受混沌的妙味之余，有时也很想宣告本意、要挤出口吃的阻障。这种时候我会有瞬间的惧怕，怕别人看出我的张口结舌，担心自己已然面红耳赤，幸好可以随时回头，重投洛佐语音韵，靠模拟语调安然度过。庆幸之外我对平日所面对的人暗生了怨尤，因为连那些貌似知近的人也对内情毫无察觉。妻子照料孩子时我把那点关心连连表述成了别的迂邪词句，她竟然懒得开腔似的只是冷笑着摇头，后来更是漠然冷对充耳不闻。我话语的余音萦绕当空。试问当着无邪的婴孩说出了那些怪里怪气的话，我怎么可能不生他妈妈的气。

之后偶尔她要我帮手托抱着他时，我望着这粒团团软软、睁眼看我的小东西，不想在她近旁对他嘟囔出什么，难受得很。

丹芳继续音讯全无，其他人都不配知道我和洛佐语之间的事。南飞时舷窗外云海浩瀚，我想象自己正在飞去提门诺岛，随后又体味了一种自知无法抵达的凄美。飞机落地后，我没有再打开手机。我随最密集的人流乘坐巴士，来到一个长途客运站。在队列里我慢慢被挤到前面，学着别人的样子朝售票窗口里面喊了几次，窗孔传音效果差，我每次喊出的又都是不一样的词，但售票员后来居然听懂了一样，卖了票给我，是去四个小时车程之外一个从未耳闻的小城的。

车往西南开，车上多数人用很难懂的口音说话。我累了，在嗡嗡人声中饱饱地睡了一觉。

到了小城，我暂住一店，同时开心起来。当地人听北方话时耐心谦逊，对我语言表达的偏斜并不会皱眉，好像只会为他们自己的浓重口音而自卑。这样比觉得别人不对劲却不真正在乎可爱多了。我便更加畅快地频频开口。见到他们那么恭敬地对待我照葫芦画瓢所发出的语音我觉得意兴盎然，而在拟调把戏和口音差异的双重作用之下，他们费神猜度领会我的话然后认真回应或者履行，则能搅起我更强的失控式快感。店家曾经连续两晚给我房间送了十五串半熟的活烤林蛙，还找了个街头画师来给我画半身裸像。我就起着鸡皮疙瘩咬下渗血的蛙头、一动不动地做完模特，然后倒头栽在床上狂笑不止。

习惯了口不对心，我对自己说过的话就产生了记忆困难，来到南方话多起来之后这症状更甚。生平第一次我觉得自己像个浪子，或者比那更妙，像个有失忆症的逃犯。

胸臆间的洛佐语越多地被拟调，反而越像是受了委屈。我亏欠它名分已久，有时让它莽撞出口甚至任由它支配我的肢体也算心甘情愿。在一个集市上，我和一个摊贩争执了几句，也许他不觉得那是什么口角，只是我拿着他的货品比画，同时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他拿回他的东西，无缘听出我吐露的粗野心意，直接挨了我一个脆响的耳光，捂着脸呆呆愣怔。类似的事发生过几次，我换了几次住处。后来的一段日子，我的洛佐语应该更喜欢。大概是因为几句闲聊吧，一个生意人把我带到他城郊的场院，开始打捞鱼塘里的鱼出来加工。我担心自己跟他订过货。直接问他我是问不出口的，只能暂且住下，继续跟他胡乱聊天，希望自己可以说出和鱼或者交易有关的话，听他怎么接话。可言语好不容易接近此处时，他只心领神会似的一笑。当天晚上他引着一个打扮俗艳、不算老的女人进我房间，我一见她那副样子就知道她做这种事不久，但可以满足我的所有要求。她在床上叫时，我再次无所避忌地喊出了洛佐语，我放声地喊并且瞪着她示意，她终于弄懂我的意思，现学现用了几句，边喘边在嘴里重复。她比看上去聪明一些，这也是我在这里多住了几天的原因。结束了床上的事后，我也会对她讲洛佐语，她哧哧笑着跟我学，并不多问，大概以为我是从国外来的吧。

我度过了最为恣意的一段日子。那个生意人连日忙着加工鱼肉。

没人打扰时，我就拿出洛佐语笔记反复翻读，虽然随身带来的只有几十页，却有好几处文字隐含的几层意思蜕皮一样翻新绽露，获得这种领悟一定与我可以对着真人畅快地开口有关。比如笔记里的一个重点概念，在其他材料和录音里也被提及，我之前没法明白其中的意思，此时却可以做出推测。这概念说的是一种姑且译为“葡萄结构”的洛佐语现象，其颖异吸引着我不断寻求开口实践——几个音位串联起来，本来应该依据它们的先后顺序表达特定的意思，但这种串音古怪，说出来常常被错听成其他意思，重复几遍则可能引致几种各不相同的会意。洛佐语研究认为，能形成葡萄结构的串联音位都是差异微妙的或者互补的，相互勾连时，常态听觉极难捕捉个中精微，听者无法依靠平常的听觉暂留来回溯串音顺序，就像无法给一坨葡萄排定颗粒顺序一样。所以如果不能超常地专注并即时记取，葡萄结构的听者会听到对的还是错的意思、做出哪种误解，实际上是随机的。

我花了心思找到一个脏词教那女人在床上时喊叫，响在我耳朵里的或许是这个脏词，或许是一种特定称谓，是用来叫远房姑舅家里的少年异性表亲的，偶尔也听似“溃烂的柿子”。不管如何入耳我都觉得无比新鲜刺激。

欢愉的心境中，有一次我读通了笔记里另一相关段落的大意：岛上有少数人擅长使用葡萄结构，有的成了雅趣名士，有的则用此道来搞恶作剧或者传递晦昧信息。但几个大师善于吸纳这种语句带来的歧义，沉迷于在说与听中领受重重歧义疾速叠加带来的快感。这种快感被认为远超性刺激，听着搭档或自己的加速念诵，歧义层层累积，感受节节攀升，最终在颅内体验的峰巅炳爆迸射……大师通过聆听或者自言自语就可以引来的极致高潮我无福领略，但我也在研读这段时加重了呼吸。

每晚女人按我的吩咐做饭菜，有时碰巧真的就是我想吃的。后来每顿饭的菜都变成了鱼罐头半成品，生意人也不再朝我笑，我就知道我该走了。我拿出锁在手提箱里多时的手机，准备捏造一条先带样品回去再付全款的指令信息，想让自己走得体面一点。然而开机后接连涌入了一簇簇信息和未接来电提醒，我看下去，慌了神。我早知道主任会暴跳如雷，可没想到儿子那么幼小，竟被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来自妻子的最后一个电话就在两天之前。

我呆愣了，但不敢愣太久。回程必须及时准确，我却只字难吐，咽喉一阵阵痉挛。来到路上我拦下一辆车，好歹比画着让司机送我去机场，又艰难地买了机票。飞机上我脑袋胀痛，全程浑噩，终于降落在邻近我那城市的某城机场时是在午夜。我上了出租车，在手机上打字，要出租车跨城送我去医院，但进入我生活的城市之后出租车司机迷路了。一股劲儿扭拧着拱出喉咙，我接连喊出“叶脉并不是对称的”和“七十岁以后结伴照镜子”等几句话指路，看过他的表情和车行路线后就咬住自己的舌头恨恨地不再说话了。在出租车偏离得太远之前，我下了车朝医院跑，事后不记得是如何狼狈地跑到那儿，又是怎么找对病房的。

妻子扇了我一个嘴巴，会讲洛佐语的嘴唇开裂了，流出腥腥的血来。我只觉得万幸，因为孩子已经脱离了病危状态。听说他生病起初像在急着学话，随即开始咳喘哭闹。初诊医生要家长耐心喂药精心照护，妻子一个人哄不好连夜哭叫的病孩子，他又反常地一直喊爸爸，后来病情升级为哮喘，几次呼吸困难嘴唇青紫。儿科的重症监护室留了他很久，妻子当然几度崩溃。我回来时，难熬的病程已经在尾声了，帮忙甚多的是妻子的一个在医学院的朋友。几天后孩子出院，妻子始终没跟我说一句话，就好像她也在酝酿一种陌生的语言。

当然轮到我来日夜照顾孩子。他显然是被医院那些针头和管子吓怕了，吃睡都战战兢兢。这个仍团团软软的小东西，每哭过一场，两片嘴唇都要哆嗦很久。有一晚我起床哄他，喂了奶吃力地哄睡时，见妻子睡房的门开着缝，她醒着，正憔悴地坐在床边，准备随时出来接手。我流了几滴眼泪，咽下了咸涩的味道，感觉自己的口吃自愈了。我抱着孩子推开那扇门走进去，面对面地坦白告诉妻子，我学了另一种语言。

“我在外面说它。如果你还相信我……我以后不会再那样说话了。”

我哽咽，但真的不再口吃了。天以从前的色度亮起来，我去单位交代了事情，听足了主任的喊叫，没有回嘴一句，但能感觉到自己口咽间的通道已经像他一样大敞四开。取走了自己的东西，我开始找下一份工作。见到任何人我都表达流畅，而且重新用正常的语言思考，这就像一个骨折复原了的人重新跨上自行车熟练地骑行，并不需要再学习保持平衡。喜悦持续了许久。我觉得该说“早上好”时就会说出“早上好”，想教儿子童谣时也能说得声情并茂，夸过女人的衣着还会歪头不假思索地夸她点别的什么，每次都能恰到好处，让对话活泛起来。

如果说有什么让我略感异样，那就是我的喉音仿佛比从前薄了一点，可感觉上却是说话声更加老成了。估计这就像度过了变声期一样吧。在家一呼一应之间，我与妻子有一种音调和声频上的搭配感。

一段日子之后，一切都理顺了。我逐渐习惯了这种通顺，我的语音如此有效，即便把话说在嘈杂的环境里，也不再有人让我重复。一定是每句话里的每个字都可以切中人们心思间的乐谱音符，全然无须质疑。我不再想听见任何其他语种或者方言，觉得它们像鸟兽呻吟似的，让我起鸡皮疙瘩。在老同学里有个中学外语老师，我们以前碰面时她会聊一聊她教学的事，看得出她有点喜欢说那些东西，现在我会尽量避开她，以免她扯出几个腥膻的外语单词。反正我不再缺少朋友，和其他人的相处变得欢快多了。有些人说我变了，我告诉他们这叫做恢复了，前一阶段是有一点小问题。

一天那个外语老师在路上叫住我，我见躲不开，就多寒暄了几句掩盖尴尬，相比之下她有点唐突，说：“你说话流利了，挺好的。”

我笑笑说：“前一阵子吧，我工作压力大了点，心理因素作祟，有点口吃。短期一过性的而已，现在全好了。”

“哦，我记忆里……从小你就有点结巴吧。”她说，“很轻微，有时出声有一点点停滞，像是有别的东西想说似的，我还觉得挺可爱的。不过还是现在更好。现在更好。”

我保持笑容，边走开边摇着头。女人就是这样，受过冷落就想说几句怪话，小施报复。我小时是否结巴，难道要别人来告诉我？可我已经不是在琐碎处纠缠的人了。在新的工作单位摸清一些路数后，我又去了更体面的另一家，也把家搬到环境更好的另一区。不大顺心的事就是孩子的哮喘间或还会发作，但这本来也是无法避免的，应对得法就好。我和妻子一起打理好新居，也一点点带大孩子。我们时而一起去参加一些聚会，我越发活跃，家眷在人前也很开心。

时隔几年，又到了冬天时发生了一点小波折，我在医院住了几天。但不碍事，我康复了，只是体力有所减损。事情出得偶然，那天傍晚我在路上见到一群人举着脑袋看楼顶，那上面有个女人站在边沿，寒风里衣着单薄头发飘摆。我看不清她的样子，但总觉得她是丹芳。并不是我对她的记忆有多深，而是此前几天刚好有人提起她。当年那个无聊聚会的组织者又找我去聚，居然说这次人不多不会太喧哗。他主动说起丹芳，说她在澳洲出了麻烦，因为语言学研究造假，被权威科研期刊撤了稿子，恐怕还要丢掉工作或者职称什么的。

得闲时我便随手检索了一下丹芳的这件事，果然是有关洛佐语的。她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是关于洛佐语中第四人称的研究的，这个主题一度在领域内得到了一些关注，也有学者意欲附和，对该人称做出了文艺性的阐释，可随即丹芳坚称这种第四人称并非三个经典人称的变异形式或者分拆概念，而是另踞向度、独自兀立的一极。这样定性，没人能真正明确地理解其指向和用法。后来他们认为这类研究过于虚张声势，罔顾学术规范和依据，进而有点冷厉地否定了丹芳和她的文章。几番争执之后语言学界撤回了对洛佐语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语种的认可，理由是在当地并没有找到说洛佐语的群体，个别难懂的口音当属某些已知土著语的亚型。而丹芳的最后一次辩解听起来的确脆弱而近乎失礼，是说洛佐语可能是像某些流行疫病一样的“自限性”语言，在局地兴盛一时之后会自然衰萎泯灭，残迹逸散。

辩驳之中，双方提到的地名都不是“提门诺岛”。

我没有为这些过多劳神，然而由此还是无意识地唤起了一些洛佐语的记忆，脑子里闪过了那些貌似精致灵动的东西，那种犹如闭嘴之后才响起的语音和只能随机听取的意思，那种被信奉为语言修炼的口咽腔炎症，还有自我增殖的语言知识……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似乎想通了什么，明白了第四人称是什么东西，好像除了你我他之外确实另有一方需要单独界定和指代。我就是在这种头脑有点不大清爽的状况下见到那个要跳楼的女人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进那座楼，上到顶楼走上天台。守在天台楼梯口的人一定以为我认识那个女的，知道她为什么站在那里，可是在楼顶我确认她不是丹芳，甚至也不大相像。我该退回去，但我对她说了一句洛佐语，接着说了第二句第三句。可能是受她那副模样感染，我像她一样流泪了，并且一直说下去。显然她没想到会出现我这样一个劝阻者，其间她甚至转过身看着我，皱着眉快要问我究竟在说什么了。

我说个不停，身后掩藏着的几个人想必观望了很久，读懂了局面，轻声告诉我继续说下去。是执意要说下去还是不敢停下来，我是分辨不清的，只顾声音清朗、感情饱满地说着一种未必存在的语言，不在意自己有没有发出什么奇音怪调。那些句子特别连贯甚或是非线性地辐射而出，像无数藏身崖穴的蝙蝠一心飞扑出来。我不记得这天口吐舌灿了多少迷言妄语，过程持续了多久，只感觉有过一种吐尽肺内最后一丝气息的绝望和一阵痛快的崩塌感。后来救护车的笛声响起来，他们来抢救的是我。

我昏迷了大概一个昼夜，醒过来之后没做什么治疗，精神慢慢恢复。妻子在我身边，我没问那个楼顶女人怎么样了，只知道自己这次彻底忘了洛佐语，一词半句都不记得了，强要回想时甚至会有点作呕。

换季时，妻子那个在医学院的朋友来家里看望孩子和我。他查看了孩子的状态，问候了我几句。妻子沏茶时他在一堆废书报旁边信手翻看了那些正待清理的洛佐语材料，然后抽出几张纸问我怎么会有这个。我不知怎么回答，他说里面有些内容好像是上个世纪几个澳大利亚医生搞出的用来缓解哮喘的呼吸调理发音法，他也是读过一些冷僻的医学史料才对其有印象的。

他没有想带走它们的意思，只是用手指弹着那几张旧纸说：“或许对你儿子有用呢。”